前言

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期一般被界定为晚清至“五四”。在这过程中，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西方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是学术界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时关注的焦点。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之间的关系在“断裂”说与“继承”说之间游走。西方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常用“影响研究”的方法，且多定位于单向影响。在这古今中外纵横之间的阐释中，众多参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作家被淡化其地域身份特征。区域文化与中国文学发生之间的关系成为相对漠视的领域。但作为子系统的区域文化及区域文学不可能脱离母系统中国文学。不同的地域文化会赋予作家不同的气质特征，他们在参与现代文学发生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同的表现。新文学的诞生需要破除旧势力的重重围裹，因而要求参与其中的作家既具有深厚的学识修养与才情，同时也需必备开拓创新的勇气和胆识。据此，具有“敢为天下先”之精神的巴蜀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成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本文试图以发生学的方法还原历史现场，探析巴蜀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巴蜀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之间存在较强的互动。新文学发生的时代潮流激活了巴蜀作家的创造力，巴蜀作家敢为天下先的勇气、胆略引领并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本书主要分为三部分，山雨欲来风满楼——巴蜀新文化发生的前奏、百花园的芬芳——群体篇、星光灿烂——个体篇，论证巴蜀作家是如何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起到引领、促进作用。

第一编主要论述巴蜀人是怎样站在时代浪潮的前端，把握时代的脉搏。笔者以史料为依据首先论证现代报刊业的发达缩小了四川与外界的距离，留学热潮促使四川人走出夔门连通了四川与西方的桥梁，让川人睁眼看世界。然后从川人对专制政治、专制思想的反抗论证巴蜀文化的叛逆性。由此可见，川人开阔的视野与叛逆的特质是他们能够引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前提。

第二编全方位地从戏剧、诗歌和小说等领域论证巴蜀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之间的关系，将巴蜀作家以群体的姿态呈现于早期中国现代文学史。戏剧以曾孝谷、蒲殿俊等为例，报刊杂志以《娱闲录》、《少年中国》，文学社团以《草堂》和《浅草》等为例，从戏剧、诗歌、小说三个不同的领域说明巴蜀作家对中国现代文学诞生所起到的引领促进作用。

第三编以巴蜀作家个体为单位，论证时代浪潮在激活巴蜀作家创造力同时，他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所起到或引领或促进推动的作用。本编首先从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的作者叶伯和谈起，再到康白情、吴芳吉、郭沫若与李劼人。笔者认为五四巴蜀作家同气相求的文学理论及创作，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