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欲挣脱传统文学的束缚，以西方文学为学习对象的基础上，创造的一种新型文学形式，故而，“传统”与“西方”成为学界阐释中国现代文学诞生的两大主要依据。参与其中的中国现代作家本身所具有的区域文化特征常被漠视或淡化。但是，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度，中国具有不同质态的地域文化，例如齐鲁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燕赵文化，等等。来自不同地域文化圈的中国作家是如何以其不同的方式参与中国现代文学诞生？并对其发挥了如何不同的历史作用？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学术领域。巴蜀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便属于这样一个研究领域的课题。
有关区域文化与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是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文化研究热而逐步展开的。1990年，杨义先生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20世纪90年代，严家炎先生主持编撰了一套《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大型丛书。与此同时，文学与宗教、文学与民俗、文学与传播等文化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大有方兴未艾之势，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和认识的深化。
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中，严家炎先生对有关区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研究意义以及需要涉及的多学科领域等作了扼要而精辟的论述，从刘勰《文心雕龙》对楚辞诗经南北产地与风格差异的归纳，初步接触到地域与文学之关系，到魏征《隋书•文学传序》中，对南北朝时期江左河朔南北词人得失大致情况的有意比较，说明文学有地域性这一客观事实，再到19世纪法国文学史家丹纳《英国文学史》引言，明确地把地理环境与种族、时代看作是决定文学的三大因素。由此以文学品种风格与地域的联系，揭示了地域对文学产生影响这一文学发展的客观真理。
在此基础上，严家炎先生指出上述观点的局限性，主要是对于地域的理解过于狭窄，似乎将注意力过于集中在山川、气候、物产等自然条件，相对忽视构成人文环境的诸般因素。强调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除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外，还应该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例如其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而且越到后来，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也越大。严家炎先生还特别指出：“区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所说的传统文化，自然也包括近百年来对外开放过程中形成的新传统文化在内。对于20世纪的中国文学来说，区域文化产生了有时隐蔽、有时显著然而总体上却非常深刻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而且还孕育出了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20世纪中国新文学是在西方近代文学的启迪下兴起的。但就具体作家而言，往往同时也接受着包括区域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时是潜移默化的濡染，有时则是相当自觉的追求。”[1]
强调区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实则体现了一种多元共生的文学史观，文学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十分复杂，不是单靠几个大家的创作或影响或局限于少量都市创作繁荣就能够完成，而是受到多种因素多种文化生态的影响，过去的文学史对此有所忽略，进而导致对有重大影响的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的遮蔽，极为不利于对现代文学史客观演变轨迹的认识和发展规律的把握。
在过去的现代巴蜀文学研究中，同样长期存在着因地处西南而容易被忽视等许多问题。在现代文学史上，巴蜀地区作家数量和作品质量在全国各省都名列前茅。当代学者李怡先生曾据《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和阎纯德《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分册》作过统计，四川作家数量均排位第三，仅位居江浙两省之后，再以所谓的通行座次排名前六名的文学大家，鲁郭茅巴老曹，四川与浙江各占两位，并列第一。[2]这虽不是绝对的，但却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现代巴蜀文学的成就，说明其地位和影响不容忽视。
但是，在实际研究中，巴蜀文学的成就并未能得到应有的评价，有关研究状况也很不平衡。除了郭沫若、巴金、沙汀、艾芜等少数几位大家常常被作为全国学术界普遍研究的重点之外，相当多的作家研究较为或极为薄弱，许多曾取得突出成绩、作出重要贡献并在当时有较大影响者甚至完全被排除在文学史之外。
就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而言，巴蜀作家在思想、戏剧、诗歌、小说、文学理论乃至翻译等领域都取得了许多成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目前国内数量众多的现代文学史专著却因各种原因较少或几乎全无论及。这种情况较为普遍，如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作为教育部高等教育重点教材，该书条理清楚，重点突出，影响颇大。其第一编即第一个十年（1917—1927）的论述中，除了对郭沫若有专章论述外，有关四川作家在新文学几大体裁方面的贡献多被忽略。第一章文学思潮与运动中，仅仅提到了吴虞在《新青年》撰文反孔，揭露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扼杀。同时又提到浅草社的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三位四川作家。有关这个时期的小说共两章，评介了问题小说、自传小说甚至旧派小说作家数十人，四川作家同样只有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三人小说的简要论述。此时已创作发表小说近百篇，并被称为现代白话小说创作早于鲁迅的李劼人完全不见踪影。诗歌方面，论述中提及的人名数量超过小说，但论及的四川诗人唯康白情一人，寥寥数语，也承认其《草儿》集与俞平伯的《冬夜》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新诗集。”[3]而被郭沫若等人称为“中国的泰戈尔”的四川诗人叶伯和在正文中未见只言片语，[4]在该章附录的出版事件年表中对1920年5月叶伯和继胡适《尝试集》晚两月之后出版的中国现代第二部新诗集，也未有丝毫记载。更有甚者，其有关叙事诗论述直接说道：“‘五四’以来叙事诗仅有朱湘的《王娇》、沈玄庐的《十五娘》、白采《羸疾者的爱》等可数的几部。”[5]如此一来，将1920年连续创作《婉容词》、《两父女》《笼山曲》等著名叙事长诗，在当时影响很大，引起轰动并被选为中学教材的江津白屋诗人吴芳吉全面遮蔽，与五四后白话叙事诗发展实况不符，造成读者的错觉。戏剧方面，提到了两位四川人，曾孝谷、蒲伯英。前者列于李叔同、欧阳予倩等春柳社成员名单中，叙述该社1907年据林纾翻译小说改编公演了五幕剧《黑奴吁天录》，却不载曾孝谷为剧本改编者即该社创建人。该章记录1921年蒲伯英与梁启超等创办北京戏剧学校，又对其创作的剧本《道义之交》予以简评，其总体情况略详于诗歌部分。第一编共涉及巴蜀作家八人：吴虞、郭沫若、康白情、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曾孝谷、蒲伯英。而郭沫若之外对其他人多为零星片语，几乎无一独立段落。这种状况在另一部通行教材，郭志刚、孙中田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上册）中几乎如出一辙。同样地以第一编论述1917—1927年十年间的新文学，郭沫若专章之外，涉及的四川作家比前一部书还少了吴虞和曾孝谷。[6]另增加了一位革命文学开拓者华汉（阳翰笙），此时白话新文学已经渐趋成熟，与本书关系不是很大。若再从分体文学史考察，以同样影响很大的谢冕、杨匡汉先生主编《中国现代诗歌简介》为例。该书详细介绍1919年至1949年这个阶段有成就、有影响的诗人。从胡适到袁可嘉共120人，但同样从中找不到新诗探索者吴芳吉的名字，由此可见对该阶段四川作家评价之一斑。
实际上这种状况由来已久，有着复杂的渊源，与新文学初期的所谓正统观念亦不无关联。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了一套影响甚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共十册，丛书由赵家璧主编，其前言说明编选宗旨，将“民六至民十六的第一个十年，关于新文学理论的发生、宣传、争执，以及小说、散文、诗、戏剧诸方面所尝试得来的成绩，替他整理、保存、评价”。[7]同时也为后人留下系统研究资料，时限刚好为1917—1927年，按体裁分类编为十大册。分别邀请了胡适、郭沫若、鲁迅、周作人、郑振铎、郁达夫、洪深、朱自清等人编选并作导言。其中小说由鲁迅、茅盾、郑伯奇分别作导言，戏剧由洪深、现代诗歌由朱自清写导论，散文由周作人、郁达夫编选。这些都是新文学发生阶段的参加者，选编标准及评介自然代表了文学主流观念。作为新诗领袖的郭沫若之外，康白情得到当时主流诗坛胡适等人的一致欣赏，因此在朱自清的诗歌导论中，四川入选并得到高度评价者仅康白情一人。洪深的戏剧导论中，高度评价曾孝谷对春柳社的贡献说“其中杰出的人才，最先有曾孝谷、李哀，稍后加入的有欧阳予倩，在日本演出过《黑奴吁天录》、《茶花女》等得到艺术上甚大的成功。”[8]同时，洪深还对蒲伯英在戏剧方面的贡献作了较为全面的评介，包括戏剧教育、戏剧理论和戏剧创作实践，选录了其《道义之交》，这在各类文学史中可能是介绍最详的。至于浅草沉钟诸人，曾得到鲁迅先生高度评价已是众所周知。如此，这个阶段以上几位四川作家得以进入主流文学史，此外很难再看到其他四川作家的名字。20世纪30年代所奠定的这种格局，历经大半个世纪而无大的改变。
文学史书写有其选录标准，见仁见智，似无可厚非。而这种状况还每每出现在一些以广博著称的文学家辞典之类的工具书中，那就不能不说是突出的遗憾或者是重要的疏漏了。在此仅略举两例以见其一斑。阎纯德主编《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分册》凡例称：“本辞典现代部分，起自五四，迄于当今。凡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某一个时期有过影响的现代作家……均在收录之列。”[9]但是，洋洋六大册，共3796个作家条目不见吴芳吉、叶伯和的名字，以此推断，曾得到郭沫若等高度评价的两人在当时毫无声息，似乎根本没有存在，令人不敢相信。另一部堪称权威的工具书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大辞典》（分类修订本），书中序言谈到其特点“包罗宏富，纲目齐备”，还收录“看似极不起眼的作家”和“一般文学史也不会提及”的作家。[10]但是，在两巨册450余万字的篇幅中，同样没有吴芳吉、叶伯和的任何痕迹。书后所附上下五千年的《中国文学大事记》也没有其有关作品发表出版的任何信息。当年吴芳吉创作“白屋体诗”，虽受到新旧两派诗人的猛烈攻击却依然广为传唱。但这种封杀的效果同样延续至今，不能不为之慨叹。
近年来随着重写文学史的呼声，出现了不少新的成果。在体例、断限、观念和评价标准等方面都有所突破。意图尽力恢复和再现文学史创作的成就的原貌。但是，文学史的编写受到多方制约，篇幅也不能无限扩大，因此要真正深入了解文学史真相，还必须通过各种补充，而区域文化关系可以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途径。
文学史研究和书写中有关四川作家尤其是发生阶段的大致概况，与四川作家对于新文学的发生所作出的实际成绩、贡献和应有的地位极不相称。通过巴蜀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这一专题研究，首先可以弥补这一缺憾，比较客观地反映巴蜀作家在这阶段的努力和贡献，深化相关认识。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这样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过程中，巴蜀作家扮演了什么角色？巴蜀作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有何意义与贡献？这是巴蜀文化与文学研究不能回避的问题。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之际，巴蜀作家在思想理论与创作实践各个领域都十分活跃，走在前列。所取得的成绩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产生了积极的推动和影响。从同盟会元老雷铁崖等川籍留日学生自1905年开始，在日本创办《鹃声》杂志并担任主笔，揭露清廷卖国，“欲效啼鹃”，鼓动反清，倡导民主，到邹容《革命军》痛快淋漓宣传革命，敢于反叛专制的巴蜀性格便直接对体制革命产生深刻影响。清末廖平的著作和观点直接启发康有为，为其撰写倡导维新变法理论著作《孔子改制考》所接受，到吴虞大力反孔冲击三纲五常封建伦理对胡适陈独秀强力支持，显示了巴蜀学人对清末民初思想革命的贡献和作用。伴随着20世纪初新文学酝酿和发难，尤其是五四时期，巴蜀作家积极探索，勇为人先，在戏剧、小说、诗歌及其理论以及翻译文学等多个领域有许多创获，以突出的创作实绩，有力地展示和呼应了新文学的创作实力，在宣传鼓动、社团组织等方面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曾孝谷与春柳社的戏剧实践和对戏剧人才的培养；蒲伯英的戏剧教育、戏剧理论与实践以及主编《北京晨报》对于新文学的扶持；李劼人民国初年的现代小说创作；康白情不仅是北京大学第一个学生社团《新潮》杂志新诗创作的主力，同时还与王光祈、周太玄等巴蜀作者一起为早期重要社团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和《少年中国》主要撰稿人；白话新诗创作时间早于胡适而诗集出版时间却晚两月的中国第二部白话新诗集作者叶伯和及其《草堂》杂志；吴芳吉在叙事诗、格律诗等新诗创造的多个第一及其新诗探索理论与译作；翻译文学方面如郭沫若所译歌德、惠特曼作品及整个创造社在此方面的贡献，如此等等，都应该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演变史上占有一席之位。
除了客观评价其成绩与贡献之外，本书的研究还有另一个目的和意义，这也是区域文化与文学的属性所确定的。不仅仅限于作家创作的个案分析来说明其成绩，更通过巴蜀作家群体风貌的汇集，提炼出带有共性的特质。为什么地处西南的巴蜀作家，或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或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不约而同地走到了前列？这与巴蜀地区的人文环境有何关系？巴蜀作家创作个性与审美情趣、作品主题与风格等如何受到并反映特定的历史文化影响？这种影响如何与传统文化、中西文化相结合并对发生期的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积极的推动促进作用？这种总体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考察分析，不仅有助于了解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多种因素，更能够以古鉴今，总结分析狂风骤雨般的文学革命之利害得失，为新世纪的中华文学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的参考。
巴蜀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这一选题，属于有关巴蜀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关系这一区域文化系列研究的学术推进。
如前所述，现当代巴蜀作家创作成就斐然，影响巨大，为整个中国文学作出突出的贡献，但有关研究较为薄弱且极不平衡。长期以来，学界视野对四川现代文学研究关注点主要停留在郭沫若、巴金、沙汀、艾芜等少数大家的研究上，也取得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其中尤以郭沫若研究最为突出。这当然与郭沫若的特殊地位和影响有关。研究开展最早，若从20世纪20年代，闻一多有关《女神》的两篇论文开始至今，其研究就一直延续不断。1987年《郭沫若学刊》创刊以及后来的郭沫若研究中心的建立，更为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坚实的平台。并逐渐形成一支相当可观的研究队伍。与此同时，巴金、沙汀、艾芜、何其芳以及李劼人于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也开始受到较为广泛的关注，成果较为丰硕，在全国也都有一批相对稳定的研究者。但是，除此之外的大量巴蜀现代作家研究相对比较沉寂甚至完全空白。许多作家的作品都很难见到，更谈不上什么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情况有所好转。四川人民出版社连续推出一系列巴蜀现代作家选集。另有许多因各种原因而尘封已久的新文学史料也重新被整理发掘，为巴蜀现代作家研究提供了相应的基础，尤其是整个时代思想观念的变化，使许多过去有创作成绩和有影响而缺乏研究的巴蜀作家开始被纳入学界视野，如曾被打成右派的康白情，长期被冷落的吴芳吉、叶伯和等，也都或多或少开始有一些研究论文，多角度地分析考察，肯定其创作与贡献。现代四川文学的广度和深度都逐渐拓展。
正是在此基础上，有关现代巴蜀作家与巴蜀文化关系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并逐步深入。此前学界对现代巴蜀作家研究角度应该说较为广泛，有的论述中也部分涉及与巴蜀文化的关系，但相对于巴蜀文化的其他研究领域，巴蜀现代文学与巴蜀文化的相关研究显得尤为薄弱。从四川省社科院谭继和的《巴蜀文化综议》、林向的《近五十年来巴蜀文化与历史的发现和展望》和《巴蜀史研究的新篇章》、段渝的《巴蜀文化研究概述》等综述性论文中，我们可以一瞰现代巴蜀文化研究的丰硕成果，在巴蜀历史、民族史、宗教、考古、地理沿革、山川自然、民风习俗等多个领域都有较为突出的成果。这当然主要是由于前者起步较早，一直持续不断，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现代文学界有意识地将作家创作风格个性与巴蜀文化内涵相联系却仍较为少见，1990年四川大学出版社曾出版伍加伦《四川现代作家研究》，其关注重点仍不在地域文化方面。相关研究多为零星自发的论述，处于散兵游勇状态。
20世纪90年代，巴蜀文化与现代巴蜀文学的研究开始展开，税海模、邓经武、李怡几位学者的介入使之渐成气候并形成规模，出现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研究论文。税海模在《郭沫若学刊》1990年第2期、1991年第4期、1996年第4期和1999年第2期分别发表《郭沫若、廖平与今文经学》、《少年郭沫若与乐山乡土文化》、《郭沫若：植根乡土的参天大树》、《峨眉山、乐山大佛、郭沫若随想》等论文，又在《乐山师专学报》1997年第3期发表《郭沫若家族文化性格分析》。主要集中于有关郭沫若与巴蜀乡土文化的相关研究，属于个案考察。邓经武则于1993年第4期《社会科学研究》发表《论现代巴蜀作家的文化品格》、1993年第4期《文史杂志》发表《地理环境对现代四川作家的影响》，1994年第4期《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发表《论李劼人创作的巴蜀文化因子》，1994年第1期《内江师范学院学报》发表《论何寡母形象与巴蜀文化意蕴》以及《绵阳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巴金与巴蜀文化》等。开始注重巴蜀文化总体品格、环境与作家作品间的关系，具有启发和探索意义。
此时在这个领域深入探讨取得卓越成绩并产生较大影响的是李怡先生，在现代巴蜀文学与巴蜀文化这一横向性的区域文化研究领域中取得重大突破，其研究影响冲出夔门，走向省外。《东方丛刊》1994年第1辑发表《“何其芳特征”与东方色彩》可能是一个试探，稍后的研究如同喷泉暴发，连续不断，不可遏制。在1995年第2、3、4期和1996年第1、2期《宁德师专学报》上连续刊载“中国现代文学与巴蜀文化”系列研究论文，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以后又在各类刊物相继发表《论现代巴蜀文学的生态背景》等十余篇论文，对巴蜀文学产生的总体文化生态背景、多种鲜明意象特征等予以多角度多侧面的阐述，揭示出彼此间的渊源和内在联系。论文各自独立而又相互呼应，高屋建瓴，而又不乏深度个案解剖，构成较为全面系统的整体，对于了解现代巴蜀文学创作总体特色风貌及其原因不无启迪和帮助。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1995年，李怡先生的《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一书，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作为系统讨论现代四川文学与巴蜀文化关系的著作，这是第一本，其重要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该书是严家炎先生主持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大型丛书之一，首批共推出五种，包括上海、江苏、山西、东北和四川，其后又有刘洪涛《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等五种陆续推出。李怡先生从巴蜀地理环境经济条件而形成的盆地与天府及内陆腹地三种特有文明形态、四川文学与巴蜀意象、文学追求的巴蜀区域精神、文学追求与巴蜀传统的创化以及外来入蜀者带来的多重文化的冲撞和交融五个方面对现代四川文学与巴蜀文化的关系予以系统梳理，条分缕析，归纳提炼，颇多创获。如有关“洄水沱”意象、反叛精神与先锋意识以及最后结语中的四川文学巴蜀派、农民派的讨论和观点，都极具开创性，并进而提出“农民文化以及建立在农民文化基础之上的乡镇文化是现代四川作家最大的艺术依托”的论断，强调“巴蜀派”基本在四川一个区域形成而与北京、上海分别代表相对应的三个文化发展状态和集中区域文化特色的独特文化价值，都为学界所认可并为现代四川文学研究所常引用。如有的评论者认为“这才是现代四川文学的文化定位……《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的最大意义正在于它是一本让我们自省我们的文化和文学的书”。[11]
此外，邓经武于1999年由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二十世纪巴蜀文学》。作为一部巴蜀区域百年文学史，却紧紧扣住巴蜀文化之根，并注意区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汇，因此也颇受到关注，被认为在“20世纪巴蜀文学史的开拓，巴蜀文学‘川味’、‘蜀风’的体味……等方面，均开了撰写巴蜀文学史的先河，值得学术界重视”[12]。
李怡、邓经武等几位学者的相关论著都极大地推动了巴蜀文化与现代巴蜀文学的研究，对后来的相关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96年，四川郭沫若学会还在乐山还专门召开了“郭沫若与乡土文化”学术研讨会，据会议综述介绍“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乡土文化应该作为郭研工作的一个新视点，加以重视”，[13]宣示了在世纪末的一个阶段性高潮。
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相关研究更加方兴未艾。随着地方文化建设意识的进一步加强，区域文学研究愈益深化。研究队伍不断扩展，同时还增加了一些相应的平台。如巴蜀文化研究中心、蜀学研究中心、巴渝文化中心等。继全国和四川郭沫若学会之后，又成立了国际性研究学会，另外还有李劼人研究学会、成渝两地的吴芳吉研究学会。又新创办相关刊物。其中如四川大学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研究基地和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03年创刊。李怡、毛迅担任常务主编，设立了“巴蜀文学重读”专栏，连续发表相关文章，突出文学与巴蜀文化关系这一问题，形成较大声势和影响。此外如西华大学等单位主办的《蜀学》、《地方文化研究》等刊物，也有一些相关的研究。重庆成都等地还多次召开各类区域文化与现代巴蜀文学研讨会。如此等等，都促使研究不断发展。
这个阶段论著数量不断增加，探讨的深度与广度兼备，不少成果具有较高学术质量和一定影响。
论文方面如周晓风《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上的《现代性、区域性与20世纪重庆文学》，邓伟《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发表《时空视野下的互动显现——试论沙汀的巴蜀地域文化资源》、宜宾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中国现代文学地域文化研究的转向思考》、《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4辑《艾芜与巴蜀地域文化略论》、《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4期《地域文化建构与民族国家认同——中国现代文学地域文化研究的另一思路》、《韶关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质疑：中国现代文学地域文化研究》以及曾绍义、邓伟《李劼人历史小说与巴蜀文化新说》、谭兴国《悠悠故乡情——巴金与成都》、赖武《巴金与成都正通顺街》、童龙超《论巴金文学创作的反地域文化特征》、马芸《论现代乡土小说的“巴蜀派”》等，李怡继续发表有《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庆视野》等多篇论文，总体都显示了相关研究的深入。
专著方面如谭兴国2001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蜀中文章冠天下——巴蜀文学史稿》，邓经武2005年由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盆地生命的记忆——巴蜀文化与文学》，靳明全200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区域文化与文学》，李怡、段从学、肖伟胜2002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大西南文化与新时期诗歌》，李怡、肖伟胜等主编2006年巴蜀书社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巴蜀视野》，张建锋2007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川味的凸现——现代巴蜀的文学风味》和周晓风主编重庆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20世纪重庆文学史》等都各有自己的特色。
这阶段除了对相关论题进一步深化发掘外，还不乏富于启发性的意见，如邓伟等人在对巴蜀作家与巴蜀文化关系进行研究的同时，又对相关研究提出一些质疑，认为在现代文学地域文化研究有所谓僵化的决定论思维模式，应该重视地域文化在共时性话语结构中的建构与指向，重视对地域文化与民族国家关系的探讨。在有关现代四川作家有关地域和地域文化的论题中，试图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建立新的研究框架，尝试探索和推进这一研究对象与领域的发展空间。过去也有学者对此提出意见，如李怡先生在有关郭沫若与乡土文化研究中就曾提到不能绝对化。但如邓伟这种慎重撰文强调的还不多，针对性也比较强，面对学术热点，勇于进行较有深度的反思，对于区域文化研究健康发展有其积极意义。
谭兴国、邓经武的著作均为通史性质，结合巴蜀文化特色和内涵阐述其文学创作与贡献，有关现代四川文学部分篇幅不算多，但却不无见地，多有补充，如中国早期白话新诗实践者叶伯和与备受争议的吴芳吉，都进入其视角并被高度肯定。张建锋则注重从宏观背景、文化品格人物形象、生活场景以及郭沫若、沙汀、艾芜、罗淑等具有代表性的个案综合剖析，纵横探讨。既有所承而又另有开掘。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李怡等人的论著，分明显示了一种自觉的学术推进。从两部著作和《巴蜀学派与当代批评》、《文学的区域特色如何成为可能——以巴金与巴蜀文化关系为例》等论文中，一方面看到其有意识在时间上将巴蜀文化的影响从现代四川文学向后延伸，空间上进一步拓展到对大西南文化以及巴蜀文化与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关系的探讨。提出中国现代文学与巴蜀视野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即在巴蜀看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同时从中国现代文学看巴蜀地区文化。另一方面这种推进还表现为在学术发展上更上一层楼，力图建立一个区域特征鲜明的“巴蜀学派”。无论是主持相关的各类课题，主编《现代中国文化》，在《红岩》等刊物发起相关讨论，以及指导硕士博士生的研究工作，都反映出这种努力并已逐渐显现成效。
通过十余年的努力，巴蜀文化对于现代四川作家以及巴蜀作家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都日渐明晰，其成就与贡献已逐步得到承认。但是，对巴蜀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这一课题所进行的研究还相对薄弱，这也就给进一步深入系统地探讨留下空间。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学界讨论已经很多，包括各类文学史著作等，不胜枚举，一些有关发生学理论的著述也不断被引入，应该说不乏精辟之论。但正如前面所论，过去无论是文学史的相关部分还是其他专著，对有关西方影响以及北京上海等都市文学概况关注较多，论述较透，如王锦厚的《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而现代四川作家的许多创作成绩却相对受到忽略。巴蜀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有何关系？或者说巴蜀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酝酿发生期做了些什么？有什么特殊的贡献和影响？这些都缺乏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
近年的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对现代四川作家在1919—1949年三十年中的贡献多有程度不同的发掘和论述，但对于发生期的论述关注不多。其中有的研究论著对此有所涉猎。
从宏观方面予以论述的如杨义《中国小说史》、刘纳《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姜涛《“新诗集”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等，在讨论发生期的中国文学时，都对巴蜀作家贡献有新的发掘。如杨义先生著作中不仅专门设立“四川乡土作家群”一章，指出“在我国现代文学发展中，四川是除浙江之外，出现最多的文学巨匠和杰出作家的省份。如果把浙江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一大省，那么四川就是第二大省”[14]是中国现代文学第二大省。还在接下来一节关于李劼人较详细的评介中，将其定位为“白话小说的早行者”和“新文学作家中最早试做白话小说的一人”。[15]其学术眼光令人称道。一再被忽略的吴芳吉则进入到刘纳的关注视野，称五四“那个时代却也产生了在当时很有影响的《婉容词》”[16]，虽然其有关吴芳吉伦理观念陈旧的看法还待商榷，但对其作品超过当时一些时髦观念之作的真挚情感、动人的力量和影响所作的高度评价还是颇有见地的。姜涛著作中相关论述也多给人启发。
李怡《来自巴蜀的反叛与先锋》等多篇相关论著、郝明工《现代巴蜀作家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区域文学》、陶德宗《巴蜀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等多为宏观研究性质。徐志福《标新立异敢为先——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蜀籍作家团体述评》虽实际涉及作家不多，亦是整体论述。
还有的论文则从个案分析角度阐述四川作家的贡献，秦林芳的《浅草——沉钟社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张宗福《〈松游小唱〉：与岷江历史文化的对话》、周正《董湘琴〈松游小唱〉的成因简析》、罗艺华与易丹《“五四”前后〈晨报〉总编蒲伯英的文学活动及其评价》、贾剑秋《现代白话小说第一人辨》、陈凤阳《论〈新诗底我见〉的理论系统性》、童龙超《中国现代诗学综合研究的开端——评康白情诗论〈新诗底我见〉》、龚奎林与黄梅《“体制的革新和实验”——论康白情的诗歌主张及其历史地位》、张云江的《弄潮诗人康白情》、诸孝正与陈卓团的《论康白情在新诗史上的地位》、陈永《对叶伯和的再认识》、黄侯兴《郭沫若文艺思想论稿》与《郭沫若的文学道路》。研究论文有首都师范大学黄雪敏2007年的博士论文《创造社诗歌研究》、山东师范大学张勇2006年的博士论文《前期创造社期刊研究》、暨南大学伍世昭2002年的博士论文《比较诗学视野中的郭沫若早期心灵诗学》、山东大学宫下正兴2007年的博士论文《以日本大正时代为背景的郭沫若论考》、许敬2004年的硕士论文《艰难的新生——〈草堂〉及叶伯和考论》。此外，还有白屋诗人吴芳吉研究课题组选编的《吴芳吉研究论文选》，等等。
以上论著探讨角度呈现出多样性的特色，对于了解巴蜀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间的关系不无裨益。但是，大多因为不是发生期的专题系统性研究，或因侧重点不同，对于巴蜀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论题虽有所涉猎，但要么是从宏观论述，对涉及的典型例证只能是点到为止，未能作深入论证；要么是个案剖析，无暇整体观照。因此，亟待作进一步的发掘与资源整合，集中探讨四川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对彼此间的复杂关系作多层面的整体分析，对这个阶段四川作家群的总体成绩与概况进行系统梳理，包括思想理论思潮之先声，社团与群体之组织发动，有代表性的作家的创作特色与影响，以及不同流派人物辩争与呼应之关系。尤其注意其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和对于新文学建设意义的论述，注意对当时有影响而长期被忽略者的挖掘。宏观与微观兼备，以此尽力从整体上还原历史现场，展现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时段，巴蜀作家所处的地理坐标和整体贡献，进而作出较为全面客观的评价，希望以此为促进中国现代文学与巴蜀文化、区域文化关系研究提供资料和借鉴。
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有不少争论，对于其起点也有不少分歧，如1917年、1919年之类。还不断有打破近、现、当代文学界限，开展更大历史段文学史研究的建议，如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先生提出建立“20世纪文学”研究构想，[17]此外另有“19世纪以来文学”、“近百年中国文学”等等。[18]这些问题无法统一，那什么时间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期？就不会也不可能有标准答案。事实上，无论是白话文、白话文学的写作、创作，还是近代西方观念的传入，其历史源头都比较久远。有关晚清时期的各类思潮的影响和接受是绕不过去的，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经历了一个较为长期的酝酿和演变过程。在各个地域也不是齐头并进，只能是相对推进。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各类相关研究成果分期或大同小异或五花八门也就不足为奇。如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王晓初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演变史》，论述的起讫时间为1898—1989年，自有其独特见解。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将现代文学的起点定在19世纪末80年代初，向前推进了多年。在论述五四文学革命和新文学的诞生之前，足足用了四章论述甲午前夕的文学、别创诗界的黄遵宪、梁启超的“诗界革命”与“文界革命”，还有小说界革命与南社柳亚子等。根据发生学原理，笔者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不是一个确定的时间点，而是一个时间段，有其发酵、孕育的过程，因而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时间上限设定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较为合理。
学界通常将1917—1927年看作是新文学的第一个阶段，也不过是为了叙述的方便而作的大致划分的。[19]事实上，现代文学的发生如陈平原先生所述：“在我看来，一场成功的思想、文化、文学上的‘革命’，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会稍纵即逝，必然包括酝酿、突破、巩固、定性。”[20]也就是说发生并没有一个具体精确的时间点，而是一个相对漫长的时间段，之所以界定时间范围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另据有关资料显示，1921年到1923年，全国出现大小文学社团四十余个，出版文艺刊物五十多种。自1925年开始，新文学社团及相应刊物激增到一百多个。“新文学社团的纷纷建立，标示着新文学运动已从初期少数先驱者侧重破坏旧文学，而转向大批文学生力军致力建设新文学了。”[21]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经过晚清到民初漫长的酝酿期，发轫于1917年左右，到1923年前后已基本奠定基础，尤其是五四前后可谓高潮时期，巴蜀作家这段时间极为活跃的参与和成绩自然最具鼓舞推动作用和特殊意义。此外，以川人为主的浅草社1922年成立，1923年创办会刊《浅草》。《浅草》出至三期，停滞一段时间后在1925年坚持出了第四期。虽然《浅草》第四期在1925年2月问世，但其中作品多创作于1923年。为便于阐释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笔者将1921年至1924年界定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尾期，即现代文学发生的下限。另外需要指出，本书的“四川”概念是包含重庆市在内的巴蜀文化区域，而非当下的“四川”行政地理区域。
[1]严家炎：《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理论与创作》1995年第1期。
[2]参见李怡《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3]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页。
[4]参见张义奇《成都的“泰戈尔”》，《成都日报》2004年3月10日。
[5]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页。
[6]参郭志刚、孙中田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3—268页。
[7]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第1页。
[8]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第13页。
[9]阎纯德主编：《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分册•凡例》，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页。
[10]钱仲联等主编：《中国文学大辞典•序言》（分类修订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11]周晓风：《区域文化视野中的现代四川文学——读李怡〈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1期。
[12]税海模：《评邓经武著〈二十世纪巴蜀文学〉》，《成都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13]《郭沫若学刊》1996年第4期。
[14]杨义：《中国小说史》（中），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5页。
[15]同上书，第434页。
[16]刘纳：《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修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8页。
[17]关于这个问题，《文学评论》1985年第1期有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三位先生的探讨，另外还有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18]参见钱理群、温如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19]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第1页。
[20]陈平原：《文学的周边》，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页。
[21]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