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李怡

彭超的博士论文要出版了，作为这篇论文的所谓指导教师（其实是第一个读者），我深感欣慰，由此也联想到一些区域文化的研究问题，借此在这里说一说。

如同“进化论”是推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一样，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一直在“不甘落后”“迎头赶上”的焦虑中发展自己。能够抓住“时代发展的需要”完善自己，曾经是文学史研究的主要着力点，这样的学术框架可以被概括为一种对“时间意义”的挖掘。

文学史通常被我们置放在运动变化的逻辑上来加以梳理，这就是所谓“时间意义”，新时期以来人们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处理，都不断在这一角度上来讨论问题：“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当然是为了反驳文学对于政治的依附，但问题的着眼点却是“时间”，通过前移与后挪，政治关键点的价值就从文学视野中淡出了；海外（美国）汉学形成了对中国现代文学“五四起源观”的挑战，双方争议的焦点也集中于究竟“五四”还是“晚清”可以成为历史的起点；严家炎先生最新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论著，其亮点之一就是将现代文学的起点前移至黄季同发表的《黄衫客传奇》；苏州大学更有机会继续前移，有纳入晚明“现代”的设想。

除了“起点”之争，经常需要我们回答的还有“分期”问题，所谓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经典分期已经深入人心，当代文学分割出了“十七年”、“文革”、“新时期”、90年代与“新世纪”。

但是，仅仅是“时间”，似乎并不能揭示文学史研究今天面对的许多问题。

例如，近年来学界关于“民国文学史”的讨论，这个概念的提出究竟可以为我们的研究贡献什么新的思路呢？有学者认为是辛亥革命至五四新文学运动“被人遗忘”的几年，那么，补充了这几年，文学史的价值是否就完整了呢？当然，也有学者进一步怀疑：文学史的时间起点是不是一定与政治一致？这几年是否真的那么重要？

在我看来，可能，根本的问题还不在时间上的纠缠和讨论，重要的也不在遗忘或者补充几个年头。今天，应该特别重视文学史的另外一重意义——空间的意义。

强调文学史流变的时间意义，在于一重假设：文学史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生改变的，所谓“一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显然，这里包含了某种比较简单的“进化论”思想，这里不是说文学与时代变迁无关，而是说真正的变化必须引入另外一个重要的视角——空间。20世纪如爱因斯坦、霍金等人的宇宙观恰恰给了我们更为丰富的“相对”性的启示：没有绝对的时间，也没有绝对的空间，时间总是与空间联系在一起，不同的空间有不同的时间。

这样表述并不是一种文字的游戏，而是意味着一系列新的解释文学发展的思维框架。

其一，什么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过去我们对“现代性”的认识是置放在整个世界文化与文学共同进程之中，辨析资本主义文化的东移，讨论西方文化的“中国化”过程，这里虽然包含了某种空间的意识，但整体的时间流动依然被看作是根本的动力。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尤其是与西方文学）的关系被视作一系列新变的源头；但是，如果引进空间为基础的概念可能情况就大为不同，这就是今天国外学术界也逐步讨论到的思维“世界现代性”或“多元现代性”，也就是说，所谓的现代经验完全可能在不同的空间、不同的区域中发生。鲁迅的日本体验给了他新文学创作的重要启示，但李劼人却不是在留学法国以后才开始白话新文学创作的，时间甚至比鲁迅还早，在成都这样中国自己的近代都市也可能诞生自己的现代文化的形态和要求。在今天，考察李劼人的现代意识，肯定与鲁迅等其他作家并不完全一致。就像邓幺姑与祥林嫂，与繁漪根本不同一样。

其二，只有抓住了空间，才从根本上把握住了文学发展的细节。民国文学讨论中，曾经有学者担忧，民国从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到苏维埃政府、边区政府等，如此不同，怎么便于“整合”在一起呢？其实，这种整合不同区域、不同空间才能写文学史的认识还是根本上忽略了文学存在的根本——空间，依然将共同的时间意义的寻找作为文学讨论的目标。其实，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如此丰富多彩，恰恰就是因为民国社会的特殊的空间破碎性给文学发展不同的空间背景，北洋政府的文学空间场域与国民政府不同，延安文学与国统区文学根本不同，乃至重庆的大后方文学与昆明的大后方文学也大相径庭，七月派存在的中心——重庆与中国新诗派存在的中心——昆明与上海各自的空间意义差异很大。

第三，空间意象往往是作家捕捉感受的基础，也是我们借以窥视作家精神世界的一把钥匙。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总是愿意强调作家的“时代意识”，而忽略了支持这些“时代意识”的具体的空间意识，这样一来，现代作家的独创性很可能由此被掩盖。例如巴金的《家》一直被我们当作反叛封建家庭文化的表现，如若仅仅是这样，家族文化就不只是巴金的感受和发现，甚至，也远远不及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但是，问题在于，批判封建礼教、反思家族文化这些概念本身就是“时代的命题”，换句话说，也属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时间意义”的主题，并没有完全揭示巴金的具体空间感受。回到巴金的空间意象，我们可以发现，这里不是在抽象地议论家族礼教，而是讲述成都“高公馆”的生存问题，而公馆，恰恰并不是简单的农业时代的封建庄园，而是近代城市文明发展的产品，公馆屹立于民国时期的城镇，建筑形态中西结合，生存方式亦新亦旧，高公馆不是封建官宦的贾府，也不是才子佳人会聚的大观园，而是特殊的中国式商业城镇的市民空间，在这个空间，悲剧缘何产生，不是简单的“封建”二字可以完全解释的。当然，高公馆也不同于李劼人的郝公馆，这里涉及一个作家如何权衡“空间意象”与“时间意象”的关系，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越是具有强烈的空间意象的捕捉能力的作家，其独创性也越大。

总之，在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焦虑之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应该进一步强化自身的“空间意识”。如果说，我们曾经以对“时间意义”的敏感拉动了文学史研究的发展，那么，对“空间意义”的关注则可能深化我们的历史认识，在这个角度上说，文学史研究的“空间”阶段已经到了，我们需要特别加以注意。

显然，这就是目前我们从事区域文化与区域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也是彭超博士这一著作的意义。关于巴蜀文化之于现代四川文学的价值，曾经是我研究的方向之一，当初彭超决定选择这一论题之时，我是极力支持的，这并不是因为我自己做得有多好，恰恰相反，我觉得20年前（1994—1995）的研究真的过于简单和肤浅了，早应该有更为精深的著作问世，虽然呈现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本著作也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但论者至少有了进一步推进的勇气和愿望，对于巴蜀这一宏富的文学空间而言，还需要有更多像彭超博士一般的有志之士，而文学研究的空间意识的加强，则会最终推动我们业已僵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2013年11月于励耘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