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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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报刊的兴起与现代教育观念之转换

川人睁眼看世界还体现在教育界。西方办学模式通过报刊得以被介绍到四川。如果说沿海地带注重实业,如福建文化注重“书中自有黄金屋”,那么内地巴蜀文化则侧重精神层面的追求,以“书中自有颜如玉”为理想境界。巴蜀人对形而上的追求表现在对教育的重视上。以《四川学报》为例探析当时四川的教育情况。《四川学报》是一份官报,又名《四川教育官报》。

四川当局非常重视教育。《四川学报》第二册在游学经费表栏里,详细列出教育费用的分担负责制度,其中涉及驻日杨公使所给的教育经费。由此可知四川对文化教育的重视。再如,《四川学报》第四册(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在管学大臣咨遵中,明确规定鼓励办学,且将办学校的成绩作为考核各州县官员的依据之一。“视学堂之多寡定州县之考成以免阻疑而示鼓励”[6]

川人办教育具有国际视野。地处偏僻地带的四川并非人们认为如“蜀犬吠日”般见识狭隘,而是放眼世界,将国内外的观点作比较分析。《四川学报》谈教育很少只言川人办教育,多在横向比较中谈教育,将国内国外的教育模式与之比较。曾是我国附属国的日本竟凌驾于我国之上,成为影响全球的强国。这在当时吸引了很多中国学子留学日本去一探究竟,所以《四川学报》比较多地提到日本。这也体现出巴蜀文化开放的特质。《四川学报》较多地介绍日本的办学情况。第二册在译编栏里,由永嘉王鸿年写的《日本教育制度之沿革》。第七册(1906年、光绪三十一年)华阳刘镜译“爱珠幼稚园沿革志卷上”介绍日本办学情况。另外,刊载“京外各学堂微收学费章程”。此外,“视学提要第三编教育法上篇”用日本丰冈茂夫的讲义。《四川学报》在第二册谈教育时,根据西方的办学模式将学校教育分为故意(有一定之规则)、目的(有一定之宗旨)、秩序(有一定之先后次序)、方案(入学年龄、毕业年限、学科课程、时间表等)。将普通教育分为德育、智育、体育。可以见出四川教育界对现代教育观的探索。

教育的对象是“人”,旨在“塑人”。“塑人”的核心是伦理道德观念的培育。《四川学报》在阐释伦理道德时,也不再局限于中国一家之演说,而是以日本、英国、德国等西方各国的观念反观中国的伦理道德观。例如,第二册在讲义一栏的伦理学中,所载的便是日本中谷延治的作品。文章将中西文化对伦理的不同加以对比。文章提到卢梭关于人性的观点,世间万物天然具备人性,“卢梭之论人性曰凡物莫不由天然手而成,由人手而败,与中国孟子之言性善同。其倡性恶之说者,中国有荀子,英国有培根,培根之言曰凡事须经验始能与真理符合故性不可持其主义与荀子相同,尽谓人性须藉教育之力以克去私欲方不为其所陷”[7]。文章还将程朱诸儒、王阳明的观点与西方社会观念比较。文章还详实列出伦理学之分流,为客观的和主观的。客观的分为实体说(神性论、物性论)和命令说(神意论、物意论)。主观的分为认识说(经验论、直觉论)和目的说(快乐论、道德论)。其中的快乐论又分为利己、他利、功利。道德论又分为成己、形式。接着文章还列出主要伦理学五派,直觉说(又良心说)、快乐说、进化说、理性说、完全说。四川教育界力图培养出具有国际思维的年青一代。例如,《四川学报》第四册在讲义一栏里刊载华阳小学堂教习所用的《四川地理》。文章谈到之所以要学习地理,是因为要具备世界眼光。“生乎今之世而株守一隅不能辨南辕北辙天下大势者必不能生存于世界。然欲放世界之人类社会之发达列国之政治幅员之广狭……本国本省之不知,焉能研究所谓自然地理、人事地理。故耶外国学校之讲地理其始,知本校而推至本乡本省本国以及于全球。此吾校所以先四川地理而后及各省各国。”[8]此外,第十章《人类之欲望》以世界眼光将中国人与西方人做比较。

《四川学报》在四川教育制度改革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9]作为一份官方报纸,它的推行带有强制性。政府规定办学人士有义务购买。另外,所属官署、各处学堂、各公局也必须阅读。

由《四川学报》可以探出四川的教育并非死水一潭,而是融入了世界元素,川人在教育方面已经开始注重借鉴国外先进的教育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