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发达的报刊业推动四川对外界的了解

中国近代兴起的报刊行业促使社会进入一个纸质化信息的时代。较之于过去快速便捷的报刊信息交流使得各区域之间不再完全受制于空间阻隔，同样，也使得四川与世界的距离缩小。科举制度的取缔，使文人失去学而优则仕的直接阶梯。他们转而投身于报刊行业。文人的加盟，使得这行业蓬蓬勃勃地发展壮大。

近代川人借助报刊业缩小与外界的距离。以办报的方式打开四川面向外面世界大门的第一人是宋育仁。曾做过外交官的他创办了四川近代的第一份报刊，诞生于1897年的《渝报》。报馆设在重庆，它是四川睁眼看世界的第一双眼睛，让川人了解了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知识。《渝报》在介绍外面世界的同时，也让外面的世界了解了四川，起到沟通川内外的桥梁作用。《渝报》的派报处范围辐射全国。其在川外的派报处有26个城市地区，例如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州、山东、山西、江西、杭州、福建、武昌等等。“《渝报》馆还‘代发《官书局汇报》、《时务报》、《万国公报》，并印发各种时务书或新译外国书及刻近人新著’，还寄售各种书籍，是在省内外皆有影响的一个刊物，发行量高达二千余份。”[1]《渝报》缩小了世界，拉近了四川与外界的距离。《渝报》的主办人宋育仁离开重庆到成都后，组织了“蜀学会”。并以“蜀学会”的名义创办《蜀学报》。这份刊物的宗旨与《渝报》一样是为增加人民的见闻，以达到开风气之目的。《蜀学报》同样是面向全国销售，在省内设立20个代派处，省外22个代派处。其近两千份的销量依然供不应求。这反映出《蜀学报》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让四川报纸走出国门的是被称为成都报界开山祖师的傅樵村。他创办的《启蒙通俗报》是四川第一家连通海内外的报纸，也是四川最早的白话报。《启蒙通俗报》创办于1901年，报馆设在成都。《启蒙通俗报》宣传变法维新，广泛介绍西方的科技文化，例如，开设各省记事、外国记事、世界拾奇、海外好奇谈、西哲名言、西史等栏目。虽然其发行量约一千份，较《渝报》、《蜀学报》少，但是它的影响面已经辐射到海外。这份报纸对海外的影响力，一是通过教堂，当时的教堂常来买《启蒙通俗报》；二是直接销售到海外。[2]1901年，傅樵村还创办了“华洋书报流通处”，专门销售北京上海的报纸。1915年傅樵村出任松潘县知事，他让陈岳安管理“华洋书报流通处”。陈岳安接管之后进一步增强了“华洋书报流通处”的进步趋势，并将“华洋”更名为“华阳”。这个窗口大量销售进步报刊书籍，例如《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湘江评论》、《浙江潮》、《新潮》等刊物在此皆能被找到。“华阳书报流通处”为四川带来时代文化风尚的同时，也将川人的影响力带出夔门。成都最先言新学的吴虞因为在“华阳书报流通处”看到章士钊、陈独秀在日本创办的《甲寅》月刊而受到鼓舞，将其创作的《辛亥杂诗九十六首》寄到东京，在《甲寅》上发表。李劼人、巴金在回忆中也都曾分别谈到来源于“华阳书报流通处”的新文化信息对他们的帮助和激励。傅樵村创办于1909年的《通俗画报》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其影响力巨大，被誉为一纸相当于十万军。[3]

为了增加信息流通渠道，川内的报刊还采用通过向外派驻记者获取第一手资料，向川内民众传播发生在国内国际的时事新闻。例如，创刊于1915年的《四川群报》为了增加信息渠道，聘请王光祈、周太玄、曾琦担任驻北京、上海、日本的通讯记者。川报的影响力还来源于其办报方式——与外地报刊联合，相互呼应。例如成都的《星期日》便是呼应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而创办。1919年7月13日创办，孙少荆任经理，李劼人任主编。《星期日》宣传“五四”新潮，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在四川的传播。其受欢迎程度从五千份的销量可见一斑。“它的版面类似当时北京的《每周评论》、上海的《星期评论》；内容也同样是尖锐地批判旧制度，热烈地传播新思潮。”[4]李劼人在创刊宣言中明确标示该刊的宗旨是要川人睁眼面向光明的未来：“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周报？因为贪污黑暗的老世界是过去了的。今后便是光明的世界，是要人人自觉的世界。可是这里还有许多人困于眼前的拘束，一时摆脱不开，尚不能走到自觉的地步上。如其竟没有几个人来大声呼唤一下，那是很不好的。因此我们才敢本着自家几个少数少年人的精神，来略说一点很容易懂的道理。”[5]

川报在信息方面是多维度的。报刊促进川人睁眼看世界不仅限制于政治经济层面，还有文化层面。以宣传变法维新为宗旨，以广开民智、促进风气改变为目的的报刊自1897年开始每年递增。创办于重庆的有《渝报》、《广益丛报》、《重庆日报》等。创办于成都的有《蜀学报》、《蜀报》、《通俗画报》等。巴蜀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赋予川人开阔的胸襟，对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采取兼容并蓄态度。创办于1903年的《广益丛报》刊载晚清流行的谴责、狭异、哀情小说之外，也刊载国外小说的译作。刊载有英美小说《一纸书》、《陶南雪》、《井底骷髅》、《奇情侦探》等。这份报刊上刊载的译作数量不多，到创刊于1914年的《娱闲录》时，译作呈几何数地翻倍增长。《娱闲录》中仅仅李纯生一人的译作就多达几十篇，另外还有毋我、觉奴等的翻译。被翻译的文学作品涉及英、美、法等国家，例如，第一册的译作是法国岳珂的《岩窟王》。第二册上的译作有印度神话《刺玛王》。第四册上的译著有《刺玛王》、《亡指谈》、《崖窟王》、《弭兵阴谋记》。对西方文学的吸收是促使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最强影响因子。报刊对西方文学的介绍为日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期间巴蜀作家群的异军突起起了良好的铺垫。（关于此，后面将有专章论证，在此不再详细阐释。）中西文化的融合在绘画艺术上也有体现，我们以创办于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的《四川学报》为例说明。该学报开始的两页是黑白色的古建筑画。绘画采用写实手法，庭院楼阁，细致到窗格的纹理，颇有西洋油画的写实风格，但是画面的古朴意境又是典型的中国画风。两幅建筑画面展现了中国艺术与西洋艺术融汇的风格特征，也展示了中西文化的融合。在戏剧上也能体现出中西文化融合，例如《娱闲录》上对日本新派剧的介绍。（这在后面将有专章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