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变中的疏离与传承——从内在向度看现代汉语文论的发展理路
向天渊[1]
（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中国新诗研究所 重庆 400715）
摘 要：现代汉语文论的形成及发展与新文学运动密切相关；新文学在借鉴西方的同时大大地疏离了传统，导致文学观念也发生巨大改变，传统的文道论、文德论、言志说被进化论、唯物史观、人性论、阶级论所取代；古代文论由于丧失解读现代文学的能力，陷入普遍“失语”的境地，但并未完全隐退，而是利用一切机会去展示自己的生命力；在传统文化全面复兴的今天，现代汉语文论体系的构建必须依托丰富的古代文论资源。
关键词：现代汉语文论；发展理路；古代文论；裂变；疏离与传承
我们至少可以从外在与内在两个向度去考察和描述现代汉语文论的生成与发展。所谓外在向度，是指注重现代汉语文论中的西方因素；所谓内在向度，是指考察现代汉语文论对古代文论的批判与继承。大体而言，就前一向度，我们发现西方文论在中国的急剧膨胀与大量的被误读；从后一向度，我们看到现代汉语文论对古代文论的疏离与传承。本文打算从后者，即内在向度，对现代汉语文论的发展理路进行初步的描述与阐释。
一
首先，我们有必要对与现代汉语文论的发展历程密切相关的新文学运动之性质，进行简要回顾与分析。
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新文学运动，从一开始，就被胡适、陈独秀定性为“革命”运动。尽管胡适的文章题为《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但仍被陈独秀誉为首举革命义旗之急先锋。而陈独秀自己，更是明目张胆地发表《文学革命论》（1917年2月），“高张‘文学革命’大旗”，“旗上大书特书”革命军的“三大主义”：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2]
这里，陈氏所要推倒的三种文学是有鲜明的针对性的，即针对晚清文坛上的三大流派：散文方面的桐城派、文选派，诗歌方面的江西诗派；所建设的三种文学，则是从西方文学思潮中演化而成的。在这之前的1915年，陈独秀就在《新青年》第1卷第3、4期上发表了《现代欧洲文艺史谭》，将欧洲18世纪以来的文艺思潮，简单地概括为从古典主义到理想主义、写实主义，再到自然主义的发展历程。周策纵指出，陈氏此文“深受Geroges Pellissier（1852—1918），Le mouvement litt’eraire contemporain（当代文学运动）（Paris，1901）的影响”。[3]同年12月底，陈独秀在《新青年》第1卷第4期“通信”中答复读者提问时，又主张在中国提倡写实主义，不提倡自然主义的观点。至于与“贵族文学”相对的“国民文学”，实际上就是“平民文学”，这在后来周作人、俞平伯、曹聚仁那里获得更有力的提倡和更充分的表述，但陈独秀却有开创之功。与山林文学对举的“社会文学”，同“国民文学”一道，“把胡适对白话语言的那种文体上的关注，转变成创造新文学这样一种带有更多政治性质的意图，这种新文学应当在内容上更‘通俗’、更有‘社会性’”[4]。显然，国民文学、社会文学的理想，是在受到欧洲人道主义思潮的启示与影响之下提出来的。
白话文学运动的实绩，还得靠创作来体现与巩固。相对文学革命这一破坏性工作来说，白话文学的创作是一项更为艰巨的建设性工作。胡适率先尝试创作白话诗，试图攻破传统文学最坚固的堡垒，以达到毕其功于一役的目的。鲁迅以一系列小说“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5]。随后更有“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相继崛起，白话文学获得了全面的胜利。但正如鲁迅所说，白话诗、白话短篇小说之所以能够激动一部分青年的心，“却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文学的缘故”。设若，青年们熟悉西方文学，他们就会发现胡适等人的白话诗、鲁迅的白话小说并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白话文学是以西方文学为榜样的，它已经与传统诗文有了显著的区别。
二
在文学革命运动蓬勃开展并取得初步成功的同时，文学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首先，在传统文学观念中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剧的地位，获得了确认与提高。从梁启超、王国维直到胡适、刘半农以及鲁迅等，都在不懈地为小说正名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就戏剧方面来说，王国维、吴梅以及李叔同、欧阳予倩、田汉、洪深等从弘扬传统与引进西方两方面努力，加快了中国戏剧现代化的进程。
其次，纯文学观代替了杂文学观。中国古代，大文学观或者说杂文学观颇为盛行，虽然它并未完全遮蔽纯文学观的发生与发展，但从一些综合性的文论著作，如《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文史通义》、《艺概》、《国故论衡·文学总略》等来看，都是奉行的杂文学观念。一些重要的文章选集，也是以杂文学观念去选择作品。如《文选》，虽不选经、子，初步注意到诗文辞赋与其他种类著作的区别，但也选入了史书中一些“综缉辞采”的“赞论”、“错比文华”的“叙述”篇什。又比如，体现桐城派文学主张的《古文辞类纂》，将古文辞分成十三种体裁：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显然这也是广义的文学观。其后王先谦的《续古文辞类纂》、黎庶昌的《续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吴曾祺的《涵芬楼古今文钞》等，均沿袭了姚鼐的泛文学观念。
但从晚清的诗界、文界、小说界革命开始，传统的宽泛文学观念逐步被纯文学观念所取代。由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部文学史著作是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在给“文学”下定义时，该著就开始引用日本、欧洲学者的观点，“对文学抒发感情，以娱人为目的，以审美为职分的特殊本质已有所认识”[6]。其后的众多文学史著作，虽不一定采用纯文学观，但大多认识到文学有广义、狭义之分别，而且，几乎没有例外地都引用西方或日本学者的观点来讨论文学的定义与本质问题，到20世纪30年代初，就连思想比较保守的钱基博，也基本上接受了狭义的文学观念，不仅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探讨了文学的广、狭二义，而且在具体论述时只取文、诗、词、曲。就文学批评而言，从王国维第一次用西方美学、哲学观点批评中国文学作品的《〈红楼梦〉评论》开始，到新文学革命运动发生之后，纯文学观念也逐步取代传统的杂文学观而获得主导地位。比如，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1917年5月）一文，在详细区分“文字之文”与“文学之文”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凡可视为文学上有永久存在之资格与价值者，只诗歌戏曲、小说杂文二种也。”[7]这里所谓的“二种”，实际上包括诗歌、戏剧、小说、散文四种，基本上是西方纯文学观的横向移植。胡适在《什么是文学——答钱玄同》（1920年10月）中，提出“文学有三个要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并且认为“孤立的美，是没有的。美就是‘懂得性’（明白）与‘逼人性’（有力）二者加起来自然发生的结果”[8]。这种认识，也只能建基于纯文学观念。此外，二三十年代的文学概论、文学批评史著作，也经历了类似的从杂文学观到纯文学观的转换过程，鉴于篇幅，在此不予细论。
第三，进化论、唯物史观、人性论、阶级论等西方观念被引入文学批评与研究中，替换了传统的文道论、文德论、言志说。自从严复的译作《天演论》发表后，知识阶层几乎都被进化论所征服，于是，以进化的观念去阐释文学的发展也就显得顺理成章。胡适从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起，就大肆鼓吹文学进化观，在该文中，胡适指出：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9]
稍后，胡适又写有《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再次强调“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并在《国语的进化》一文中用进化的观念探讨戏剧改良并论证“白话是文言的进化”。此外，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罗家伦、沈雁冰、郑振铎等都先后在文学研究与批评中表现出进化论的观念。就连严复驳斥白话文学也以天演、进化论为理论依据：
设用白话，则高者不过《水浒》、《红楼》，下者将同戏中之皮簧脚本。就令以此教育，易于普及，而遗弃周鼎，宝此康匏，正无如退化何耳。须知此事全属天演。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于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10]
由此可见，进化的文学观影响之深远。难怪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要将历史进化的文学观誉为“哥白尼革命”，因为：
历史进化的文学观用白话正统代替了古文正统，就使那“宇宙古今之至美”从那七层宝座上倒撞下来，变成了“选学妖孽，桐城谬种”！[11]
此外，唯物史观在五四期间引入中国之后，用经济学观点解释文化、文学现象的著述也开始流行起来。李大钊于1920年1月在《新青年》第7卷第2期上发表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罗家伦于同年9月在《新潮》第2卷第5号上发表《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将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原因归结为四个方面，第一点就是“由于经济生活的改变”。[12]随着“革命文学”运动的开展、“左联”时期对唯物史观文艺著作的译介以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唯物史观逐渐深入中国文学批评与研究领域，以至新中国成立之后，一跃成为占主流地位的文学观念。至于同样来自西方的人性论、阶级论文学观，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曾经发生过引人注目的交锋，即发生在鲁迅与梁实秋之间的著名论战。此一论战不仅反复被现代文学史、批评史所描述，而且论战的部分文本，被选入中学语文教科书，早已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事件，在此已无须多言。
三
文学批评与研究中表现出的文学观念的巨大变革，反过来也会促使现代文学批评与研究发生进一步的革新，从而形成一种循环，逐步拉大现代汉语文论与古代汉语文论之间的距离，甚至由于态度的激烈，造成步子跨得过大，使传统文论发生了普遍的裂变甚至断裂现象。现代话语的革新与传统话语的裂变，属于一种共生现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说，还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共生现象。当然，在二者之外，还得考虑西方话语的猛烈撞击，但这已经属于外在向度讨论的范围。
我们先看传统文论自身究竟存在哪些不能胜任言说、解读现代汉语文学的因素，以至于不得不将话语权威地位拱手相让，并从此退缩到文学批评与研究的边缘地带，就连自己天然属地的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也已经被现代汉语文论话语蚕食殆尽。
本来，古代文论有自己独特的产生机制和言说能力，尤其适应读解和批评古代诗歌和散文。作为传统文论核心内涵的儒家文论，就是在阐释“诗三百”篇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而先秦诸子散文、汉赋、魏晋骈体文，则是散文理论兴起的文体基础。但是，随着诗歌和散文在体裁上的日趋成熟与定型，文论也逐渐模式化。唐宋以后兴起的词、曲、小说，也被习惯性地纳入诗、文两种文体框架之内予以批评。于是，诗、文评点方法的权力范围逐步扩大，这无疑为旧的文论发放了具有永久效应的通行证。
既然可以以少变或不变应对文学样式的多变与万变，文论也就失去了向前演进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这种局面长期不得改变，文论就会发展成对新兴文学现象漠不关心，从而形成自说自话的内在循环。比如，明清长篇小说的出现，无疑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但古代文论并未发展出一套适宜的批评话语，仍然运用批评诗词等短小体制的评点方式去解读篇幅巨大、结构宏伟的小说，这显然无异于宰牛仅用杀鸡刀！比如，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脂砚斋等小说评点大师，虽然在眉批、回评和总评中，也能把握住小说艺术的一些独特魅力，对具体细节的点评有时还会达到相当精妙的程度，但由于语言过于感性与形象，话语的个性特征比较鲜明，而逻辑性、规范性、普适性则相应地显得薄弱，不利于从更高、更广的角度总结小说艺术的根本特征。
更有甚者，将适用于经学、史学的考据方法，也不加改进地运用到文学批评领域，如乾嘉时期一些学者对《红楼梦》作者身世的考证、晚清学者关于《红楼梦》是清初政治小说的考索等，都深受清代朴学方法的影响。这样做的结果，要么不能作出宏观把握与整体评价，要么只能做到烦琐的考证。又比如，晚清大量国外文学作品被翻译引进到我国，也是非常重要的文学事件，但古代汉语文论却没有借此发展、改变自己的话语机制，仍然用我们的话语去言说他人的文学现象，其捉襟见肘的阐释结果可想而知。
总之，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古代汉语文论到了19世纪末，已经变得老态龙钟、生机殆尽，既不能充分诠释传统文学史上的新兴文学现象，更无力解读引进的外国文学作品。而新文学运动以后出现的文学作品，正如我们前面简略介绍的那样，基本上是西方式的，古代汉语文论对此也是无能为力，只得“失语”。“失语”自然也就意味着无法继续生存与发展。
在这种情况之下，西方文论借文化与文学发生剧烈变革之际，趁势而入，传统文论因无力应付，只好被迫退居到比较尴尬的境地：一少部分学者坚持撰写诗话、词话、笺注、纪事之类的著作，回避对现代汉语文学作品进行分析与评价，只把兴趣集中在文言诗词这块小小的园地之内。与古代汉语文论的全面退却正好相反，现代汉语文论则以几乎全新的面貌登场亮相。小至具体术语，大至思维方式、解读模式、话语观念，都显得与传统文论迥然不同，以至于我们可以说，这是一次对传统文论的大换血。但是，现代汉语文论的崭新面貌又绝非凭空而降，它完全是西方文论大举入侵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不少西方文论术语或范畴，如“形式”、“内容”、“结构”、“风格”、“灵感”、“题材”、“构思”、“逻辑”、“形象”、“典型”、“美”、“美感”以及各种“主义”等，都在短时期内成为现代汉语文论体系中的核心范畴，离开了它们，现代汉语文论的话语主体几乎只能哑口无言，话语文本也会变得苍白无力。
四
古代汉语文论，面对现代汉语文学，只能“失语”的尴尬处境，显然意味着它已经没有太多的生存空间，它的整体性断裂已经成为事实。不过，作为一种传统，而且是曾经具有强大势力的话语传统，要使其在短时期内完全消失，也是不合实际的。它必然要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以求维持并延续自己的生命。而现实环境也给了它这样的机会。
首先，文言文学的创作仍在继续，这就为传统文论提供了言说与批评的对象。在20世纪初到五四新文学运动发难之际，晚清文学的几大流派：桐城派、文选派、湖湘派、宋诗派、常州词派等仍然比较活跃，一时之间，王闿运、冯煦、樊增祥、沈曾植、林纾、陈三立、严复、马其昶、朱祖谋、易顺鼎、陈衍、况周颐、郑孝胥、姚永朴、姚永概、章太炎、王国维、刘师培以及苏曼殊、胡怀琛、柳亚子等一大批诗、文、词、曲作家将中国历代文学中的重要风格流派加以模拟与演绎，促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式的辉煌。
而且，由于他们所属流派不同，创作与批评思想的差异很大，有的甚至针锋相对，所以各派都有自己的理论发言人，这就形成了数量可观的诗文论著。比如，马其昶的《清史·文苑传》与《毛诗学》、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林纾的《春觉斋论文》、王闿运的《湘绮楼说诗》、陈衍的《石遗室诗话》及《石遗室诗话续编》、汪国垣的《光宣诗坛点将录》、胡怀琛的《萨坡塞路诗话》及《海天诗话》、杨钟羲的《雪桥诗话》、冯煦的《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蒿庵论词》）、况周颐的《惠风词话》、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陈锐的《抱碧斋词话》，等等。
仅就诗话著作而言，20世纪以来，除梁启超自1902年至1907年在《新民丛报》上连载的《饮冰室诗话》之外，影响最大的要数陈衍的《石遗室诗话》及其《续编》。《石遗室诗话》从1912年开始在梁启超主编的《庸言》杂志上发表，1915年以后在《东方杂志》继续刊登，192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石遗室诗话》，以后又在《青鹤杂志》上发表“续编”，1935年，无锡国学专门学校又刊出《石遗室诗话续编》，“总成四十二卷，篇幅之浩繁，为历代诗话之冠，在近现代旧诗界影响巨大，故‘时人称之为诗坛救主’（邵镜人《同光风云录》）”[13]。自陈衍诗话著作出版之后，出现一些效仿之作，如钱仲联早年就曾“颇受《石遗室诗话》的艺术启发”，“在《无锡国专校友会集刊》、《国专月刊》、《中央时事周报》先后发表过《梦苕盦诗话》”。[14]
其次，作为学科意义上的古代文学、文论研究的形成与发展，促进了对古代重要文学现象的研究、批评观念的发掘，而且，通过这些研究与总结，从学术史的角度，使一些古代重要的诗学现象、术语、范畴获得保存与提升，起到潜移默化地影响现代汉语文学批评的效果，这也是古代汉语文论得以延续的一种方式。比如，王国维融汇古代诗学、词学，在兴趣、神韵等理论基础上，创立的“境界”说、鲁迅关于魏晋时期文学精神的经典概括——“魏晋风度”、朱自清予以详细考辨的“诗言志”、林庚以“盛唐气象”对唐代文学精神的概括等，所发生的巨大影响，早已被学术界所公认。此外，古代文论话语方式，在近现代仍然经由师弟薪火相传的途径继续获得承传与演进，比如，黄侃（1886—1936）继承晚清朴学派代表人物章太炎、《文选》派代表人物刘师培等人的学术修为，于1913年入北京大学作中国文学专任教授，讲授《文心雕龙》，并汇集讲义于1927年由文化书社印行《文心雕龙札记》一书，仍然以“依旁旧文，聊资启发”[15]式的随笔话语方式研究古代文论。该书已成“龙学”中的经典之作，而黄侃的治学之道也经由后学获得承传，如，他晚年任教金陵大学时的学生程千帆，就曾于20世纪40年代初，选取能够代表古代文论各种范畴的十篇文章，运用古代注疏话语方式，广泛征引旧籍，详加笺释，最初以《文学发凡》为题于1942年印行，1948年经叶圣陶介绍改名《文论要诠》，由开明书店出版，1983年，又改名《文论十笺》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虽然是古代文论的选本，但并非没有自己的体系……上卷五篇属于概说，包含古人对文学本质特征、文学外部规律、作家修养的论述。下卷五篇属于制作，是专论文学创作内部规律的。入选各篇分别就某一方面的问题作了集中论述”[16]。透过这样的编选体例，我们可以看出程氏试图以小见大地揭示古代文论的潜在体系，使零散的古代文论在现代体系的框架之中获得新的价值与生命。
第三，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们，虽然理智上对传统文学、文论作了比较彻底的否定，但在情感上却深藏着对古代文学、文论的眷恋情绪或者说怀旧情结；而一旦紧张的文化氛围有所松弛，他们的怀旧情结就会表露出来。抛开创作上的复古现象不论，仅就批评领域而言，也曾发生怀旧或复古倾向，其具体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借用古代文论中的术语与范畴，二是借用古代文论的文体样式。大体而言，现代文学是先有革命理论、然后才出现创作，而批评则更在创作之后。当文学革命论者以决绝的态度打破旧的文论体系之后，建立新的文论的资源主要来自西方，但相对说来，散文、戏剧、小说等体裁更容易接纳西方理论，而诗歌虽然在形式上自由化了，但在艺术上、精神上却较长一段时期都与古代诗歌藕断丝连（胡适所谓“放大了的小脚”就是对这一现象的形象说法），因此，当早期批评者探讨新诗诸种问题时，往往是回头到古代文论中去找寻理论支撑，而不是运用西方的诗歌批评方法与观念。在这种情形之下，传统文论中的部分术语，如意象、意境、境界、虚实、情志、风骨、形神、情趣、比兴等，被抽离传统的具体解读语境，成为能够批评现代汉语诗歌的普适性话语。而且，通过反复的运用，以及在与西方话语的相互比照与阐释中，逐步被赋予新的内涵，从而使这部分古代文论术语获得现代转换。王国维、朱光潜、闻一多、朱自清等人在这方面的贡献较为突出。至于借用古代文论的文体样式，也主要体现在诗歌批评领域。古代诗歌批评最普遍的文本样式当然是诗话类著作，在现代汉语诗歌理论的建设过程中，也出现一些类似诗话性质的作品。比如，郭沫若、宗白华、田汉的《三叶集》，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诗话》、《新诗杂话》，戴望舒的《诗论零札》，艾青的《诗论》等，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古代诗话著作的特征，透过这些著述，我们也可以看到古代汉语文论凭借现代汉语文论文本获得了延续与发展。
由此看来，古代文论在现代虽然呈现普遍“失语”甚至整体断裂的趋势，但并未完全丧失其生命力。而正是这种勉强维持的话语生命，给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提供了某种契机，尤其是传统文化开始全面复兴的最近十余年，古代文论日益显出其不可忽视的价值与意义，在构建现代汉语文论的过程中，几乎取得与外国文论同样重要的地位。它不仅会以新的形态继续存在，而且还将影响现代汉语文论的演进历程。
[1]向天渊（1966— ），男，重庆巫山人，文学博士，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副所长，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域外文论的本土化研究”（12＆ZD166），项目负责人：代讯；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和合诗学研究”（1110006），项目负责人：向天渊。
[2]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44页。
[3]［美］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5页注释〔14〕。
[4]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李欧梵文化评论精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98页。
[5]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8页。
[6]魏崇新、王同坤：《观念的演进——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西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页。
[7]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第3卷第3期。
[8]胡适：《什么是文学——答钱玄同》，《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214、215页。
[9]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35页。
[10]严复：《与熊纯如论语言文字书》，王宪明编选《严复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284页。
[11]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22页。
[12]罗家伦：《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影印合订本《新潮》（第二册），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874—875页。
[13]黄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近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25页。
[14]钱仲联：《我和清诗研究》，张世林主编《学林春秋——著名学者自序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19页。
[15]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16]王文生：《文论十笺·前言》，程千帆《文论十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