冗余时代的中国文学现状及理论建构
彭松乔
（江汉大学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56）
摘要：冗余时代的中国文学，在文学场的扩容与转换、文学创作、文学阅读和文学产出机制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之相适应的当代中国文艺学必须在理论范式转型、知识生产维度、间性认知方式与逻辑整合规则等方面及时跟进，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体系，才能葆有民族审美的精神高度，创造出中国文学梦的理论新篇章。
关键词：冗余时代；文学现状；理论建构
随着当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特别是信息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与不断重组，人类的生存状况和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显著变化。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以物资不足和信息匮乏为标志的短缺社会正被物质产品过剩和信息资源过剩为表征的冗余社会悄然取代。冗余时代的降临，不仅使传统生产模式和消费理念发生了根本改变，而且也改写了人类文化与精神生活的固有版图。文学艺术作为表现人类情感生活的重要载体，以其叙事的开放性、抒情的丰富性和形式的多样性直接参与了这一历史文化转折过程。因此，研究冗余时代的文学状况，是我们把握社会文化变迁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现有的文学理论是否已经就冗余时代的文学状况进行足够研究，并能有效指导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呢？答案似乎并不容乐观。由于人们对以互联网和移动通讯为代表的新媒体如何造就冗余文学信息，冗余文学信息又是如何导致文学状况的深刻改变尚难确切把握，同时对于冗余时代的间性认知方式又缺乏心理上的必要准备，文艺理论回应常常显得延缓滞后或言不及义，这就需要我们进行必要的文学状况分析与理论建构。
一
相对于物质产品过剩带来的消费社会而言，文学状况的深刻变化主要是由信息资源过剩造成的。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特有的经济、科技和文化跨越式发展特征，中国信息化过程呈现出信息社会与后信息社会同时到来的文化叠合景观，信息化浪潮的高涨令人猝不及防，仿佛一夜之间我们就进入了以数字化媒介为主导的信息新媒体社会。数字化媒介的普及促成了新型媒介与传统媒介融合集成的“全媒体”格局的到来，导致了书写/印刷文化的式微与边缘化，也带来了包括新媒体文学在内的新媒体艺术的盛行。这种基于数字技术的新媒体文学的繁荣发展，使得各种文学信息的保有量不断以累积方式叠加与重复。在文学信息总量呈指数增长的同时，信息的过剩、随机、混乱和无序等冗余现象也随之加剧。这不仅让人难以重温20世纪中国文学轰动效应的旧梦，而且也使人在审美选择时感到无所适从。
同传统文学相比，冗余时代的文学出现了口语媒介、书面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网络媒介等各种文学文本并置共存的局面。除传统民间口头文学、书面印刷文学外，网络文学、博客文学、微博文学、手机短信文学、超文本诗、超小说、交互性电影文学、虚拟现实戏剧文学、网络游戏的文学脚本等各种与新媒体相伴而生的文学样式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备选媒体的增多和互联网络的异常发达不仅使得同一文学作品会以纸媒、光盘、U盘、电脑、互联网等多种文本形式存储，而且由于互联网上创作和发表文学作品异常便利，也带来了文学作品和文学信息的海量增长。这种文学格局，一方面成就了那些有志于文学的各路英才，让他们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冲破制度的藩篱脱颖而出；另一方面又带来了文学队伍的鱼龙混杂，文学产能的无限扩张，文学质量的良莠不齐，文学评价机制的是非难断等一系列复杂情况。就中国当前文学状况而言，信息冗余带来的深刻变化主要集中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冗余时代文学场的扩容与转换，拓展了文学生存的空间，延伸了文学的审美功能，同时又将文学自身置于尴尬的艺术境地。传统文学场的主要阵地为文学类报刊（如《诗刊》、《收获》）、文学类出版机构（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电台的文艺频道（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文艺之声”）、电视台的文学节目（如中央电视台的“子午书简”）以及人们茶余饭后的民间段子讲说场所，但是进入信息冗余时代后，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依附于新媒体的各种文学场域不断得到扩容与转换，互联网上的专业文学网站（如“榕树下”、“起点”）、bbs文学论坛（如北大中文论坛“原创区”）、qq文学群的空间（如“北京文学群”）、手机文学平台（如中国移动的“e拇指文学”）、微博文学空间、博客空间原创文学等纷纷加入文学生产与传播阵营，一些著名的文学网站的影响力已经大大超越传统文学阵地，成为支配中国文学发展的主力军。根据《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0》统计，“本年度网络文学出版产业的市场规模超过了40亿元人民币”，“作为网络文学的领军企业，盛大文学在2009年实施了战略布局，旗下已拥有7家文学网站和近500亿字的原创文学版权，注册用户已超过4300万，分布在全球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盛大文学正在建设的云中图书馆，每天都有6000万字的新增原创内容接入，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正版图书馆”，“网络文学已成为继网络音乐、视频、游戏之后的第四大网络娱乐类应用方式”。[1]网络文学如此，其他像bbs文学论坛、qq文学空间、手机文学平台、微博文学群、个人博客文学空间中的作品就更是不计其数了。这样的文学阵容和文学产能，在传统文学时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与此同时，随着“依托数码科技成长起来的新兴文学形态如摄影文学、影视文学、数码戏剧、网络播客等，也风生水起，渐成气候”，[2]冗余时代的新媒体文学变得越来越不像“文学”了，视频诗、超文本小说、网络游戏脚本等各种超文本、跨媒体文学文本形式的崛起，使我们很难再用传统“文学”概念来定义今天的新媒体文学了，因为今天的文学除了线性平面文本外，还有通过音画、视频组合及网络链接形成的立体超文本文学；除了语言符号文学外，更增加了图画符号、声音符号、动漫符号等结合语言符号形成的复合符号文学文本。文学文本形式的变化，使文学不再仅仅是“一种语言艺术，是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3]而是变成一种含蕴多重审美意味、融汇多种艺术符号的文化产品，它很难让人像传统的书写/印刷文化时代那样只是单纯去体验其中的“话语蕴藉”，玩味语言文字中含蓄与含混的无限韵味。因为依托互联网技术的新媒体文学通常伴生着大量的逼真图像、电声化声响等综合审美因素，这种数字化文学文本在展现语言艺术的同时，也给人带来感官上的“震惊”，不仅让人产生艺术的遐想，还会调动人的眼、耳、鼻、舌、身各种感官共同行动，以获得身体融入式的全新审美体验。如此一来，作为文化的文学传统因为科学技术的强劲介入却获得了意外的回升，文学与其他艺术的边界变得日益模糊。
然而，文学场的扩容与转换却也将文学自身的发展置于十分尴尬的艺术境地。在传统文学观看来，文学属于艺术门类中与造型艺术、表演艺术和综合艺术并列的语言艺术。同其他艺术相比，语言艺术的突出特征在于形象的间接性，“由于文学形象具有间接造型的特点，因此，它不可能具有强烈的直观性；但却又能从更多的侧面来揭示形象的丰富内容，从而给欣赏者提供进行想象和再创造的广阔天地”[4]。这正是传统文学独特的艺术魅力所在！但是，在数字媒介为主导的全媒体时代，这种既有的文学审美自信却不得不大打折扣！人们欣赏文学不再仅仅停留在语言间接性层面上，他（她）更希望通过文字的配音、配画、配视频以及适当动漫效果来获得身体融入式的全新审美体验。如此一来，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传统韵味无形就被弱化了，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独特魅力仿佛不再那么重要了，浩如烟海的跨艺术多媒介信息正在改变着人们的欣赏习惯和审美趣味（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的年轻读者）。
其次，冗余时代多元共生的全媒体格局，带来了文学创作、文学阅读、文学产出机制的深刻变化，也使文学生态愈来愈趋于多元、泛滥和无序。如前所述，伴随着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当今文学已经呈现出以数字媒介为主导，口语、书面、印刷、电子等各种文学媒介并置共存的“全媒体”格局。文学格局的改变，尤其是数字媒介与商业模式交互性平台的搭建给冗余时代文学生产关系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
就文学创作而言，传统文学由于设置了一道又一道准入门槛，作者队伍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因而往往被人们冠之以文人的称号，洛阳纸贵的精品效果和文学轰动的社会效应足以说明他们的确不负这样的美誉。然而，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随着文学管制渠道的大幅度放开，无论作者文学水平的高低，只要你对文学有足够的兴趣，你就可以在互联网上自由地创作和发表文学作品，很少有人能够约束住你，于是短短20余年时间里文学写作方面就形成了较之全部中国文学史上所有作者加起来还要庞大无数倍的创作队伍，至于作品数量之庞大就更是难以统计了。不仅如此，在写作过程中这种文学生产关系的改变更是无处不在。一方面文学创作中商业订单性写作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另一方面商业模式规制下各种文体和媒介类型的互渗对传统文学创作也产生了极大冲击。例如许多网络写手就将文学与非文学进行文体互搭以张扬作品的独特诗性提高市场占有率（较典型的有《明朝那些事》），将文学与网络游戏进行跨类嫁接以扩展作品的市场价值（较典型的有《诛仙》、《鬼吹灯》、《飘渺之旅》、《佣兵天下》、《盘龙》），将文学与影视艺术进行整合以实现互利共赢（较典型的有《失恋33天》、《步步惊心》、《倾世皇妃》和《小时代》）。此外，网络上甚至还出现了不需要作者亲自执笔的文学写作软件进行“写作”的现象，[5]这就更是增加了文学创作方面的变数。
就文学阅读而言，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和网络文学的兴盛，今天的中国可以被记入“文学人口”的读者总量可以说是呈几何级数在迅速增长。抛开无法统计的纸面阅读，仅网络文学一项的阅读群体就十分惊人，根据2013年7月17日CNNIC发布的第3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3年7月）》，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5.91亿人，手机网民规模达4.64亿人，其中“我国网络文学网民数为2.48亿人，网民网络文学使用率为42.1%”，“我国手机网络文学网民数为2.04亿人，手机网络文学使用率为43.9%”，这还不包括微博、博客、个人空间中的文学状况。[6]更为不可思议的，还在于文学阅读这种相对审美的行为竟然还被商业资本予以吸引眼球式“改造”。据“盛大文学”官网2013年5月15日报道，“5月14日，盛大文学宣布与YY正式达成战略合作意向，将双方最优质资源进行整合，联手打造‘美女读书’类直播节目”，“借助美女主播对盛大文学起点中文网原创作品的演绎，网络文学爱好者可以享受到全新的阅读体验，满足其阅读需求，同时，作者和主播可以收到用户的虚拟物品打赏，从而获得新的收益渠道”。[7]如此巨大的文学阅读群体，如此巨大的文学阅读和浏览量，乃至如此被包装改造的文学阅读商业行为，在传统文学时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就文学产出机制而言，今天的文学生产过程可谓五花八门，既有“严肃作家”的呕心沥血之作，也有“网络写手”在BBS和QQ空间中的涂鸦“灌水”，更有“盛大文学”之类的资本运作式文学“创意”经营，当然也还有郭敬明那样“从形象到身份都很不文学”的文人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产业链，“他更自觉地将文学当作一门生意去做。2007年，他的公司与赞助人联手，在全国推广了一场持续一年多的‘文学之星’大赛，层层选拔、雪球越滚越大，当2009年在北京某高级中学的礼堂内举行大赛的最后一场时，上万粉丝（大部分是中学生）激情尖叫……”[8]市场经济体制和互联网媒介的双重影响促使文学生产机制发生了深刻变革！这些文学生产机制上的变革，自然又带动了文学评价机制的转型。放眼望去，传统的政治化“严肃文学批评”与学院式“书斋文学批评”已经越来越不占主导地位了，取而代之的是商业炒作式文学批评、电视访谈式文学批评、网络口水式文学批评、榜单式文学评价（如“中国作家富豪榜”）和奖项式文学评价等新的货色。据《新京报网》2012年5月25日报道，盛大文学宣布将投入百万元创建一个最终人数达百人的白金书评人群体，承诺将像签约并包装网络“白金作家”一样包装“白金书评人”，这样下力气培养白金书评人，其目的不言自明。[9]文学评价机制越来越沾染上了浓厚的市场经济气息，也给“灌水式”的平庸文学批评打开了方便之门。文学生产过程浓重的商业气息与评价方式的巨大改变，在为文学产出机制注入前所未有造血功能的同时，也掺杂了许许多多非艺术、非审美的因素。
冗余时代新媒体技术与市场经济带来的文学众声喧哗景象，确实给日益边缘化的文学注入了无穷活力，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但在另一个层面却又给中国文学发展带来了泛滥和无序等负面影响。以网络文学为例，虽然在线创作的写手，在线阅读的受众，以及在线作品数量都可以说是盛况空前，但是从创作者的水平、浏览者的阅读层次、作品的质量及审美效果来看，却并不能尽如人意。无数平庸写手制造的文学垃圾败坏了广大读者的审美趣味，一览而过的浅层次阅读使文学的审美价值大打折扣，从商业目的出发写出的半成品文学严重影响了文学艺术的自足性（如网络游戏文学和网络影视文学），没有边界的“自由写作”为不良信息污染打开了方便之门，直至诱使少数缺乏审美判断能力的读者走上犯罪道路……[10]所有这些文学现象都值得我们高度关注，更需要我们从理论建构上予以积极回应。
二
毋庸置疑，冗余时代文学信息爆炸式增长对于今天的读者认知世界，进而审美地把握世界是有着重大影响的。一方面，浩如烟海的文学信息的确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满足了人们多样化的审美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冗余信息的过载性、重复性、虚伪性、费解性、无关性和复杂性，又增加了人们选择、感受和加工信息的难度，阻碍了人们对有效信息的获取和吸收，自然也就影响到审美活动的正常开展。然则，我们该怎样从理论上把握冗余时代的这种变化呢？我们知道，冗余概念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货色，我国唐代杨夔就著有《冗余集》。在西方，冗余（Redundancy）一词来源于自动控制系统的可靠性理论，20世纪90年代又发展为生态学的一种冗余假说，[11]随之又被引入到语言学应用等新的研究领域，影响日益扩大与深入。但冗余作为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时代标记，则是由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导致物质产品过剩和信息资源过剩作为表征的，“随着冗余时代的来临，冗余现象渗透到了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对建筑领域也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12]。
正因为如此，冗余时代新媒体技术发展在带来中国文学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也开启了文艺理论转型的新契机。关于这一点，早就引起中国文艺理论界的高度重视，并且部分学者业已展开过卓有建树的理论探索。黄鸣奋的《超文本诗学》、《数码艺术学》是这方面比较早的学术成果，欧阳友权主编的“新媒体文学丛书”（《数字媒介下的文艺转型》、《网络与新世纪文学》等6本）是国内文艺界第一套专题研究新媒体文学的理论丛书，此外像何志钧、丁国旗、单小曦等一大批中青年学者也都从不同的角度介入到这一理论领域。然而，真正从“信息冗余”角度研究新媒体语境下文艺理论问题的却并不多见，而这对于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文学信息从单一、权威到丰富和冗余，使原先那种单向度信息传播基础上生成的，以审美自律和人性探寻为追求的纯文学时代理论范式失去了很大一部分阐释效力。文学理论研究对象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我们的言说方式和话语规范如果不能及时跟进的话，那就只能“在新的文学现实面前缘木求鱼，言不及物”。[13]就此而言，我认为冗余时代的文学理论建构必须从如下几个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
首先，冗余时代在丰富了文学艺术化生存空间的同时，又导致了艺术符号消费的异化，这就需要我们根据新的研究对象，建构新的文学理论范式，拓展理论知识生产的维度。在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绪论”中开篇就阐明了文学实践对理论研究的重要作用：“文学的基本原理，不是任何天才、学者凭空发明和创造出来的，而是从古今中外的文学实践之中概括出来的。文学实践有代代相承的一面，又有代代变革的一面。因此，文学的基本原理，必然要随着文学实践经验的丰富发展而不断地演变和发展，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不断地增加新内容，形成新体系。万古不变的文学原理是不存在的。”[14]如前所述，冗余时代的文学实践在文学场的扩容与转换、文学创作的规模与裂变、文学阅读方式的更新与换代和文学产出机制的转型与变革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与此相关，冗余时代的文学实践也导致了文学艺术符号消费的异化。这种文学符号异化消费状况，赵毅衡将其概括为四大特征：第一是对欲望的欲望；第二是娱乐迫使意义在场结束；第三是表意时空距离的消失；第四是“反弹单轴化”，选择太多反而使人失去选择能力。[15]正是基于这种文学异化消费现象，所以有人认为今天包括文学阅读在内的阅读活动不再总是开卷有益的。“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题客调查网和民意中国网，对31个省、市、区的9116人，进行了一项题为‘你遇到过垃圾书吗’的在线调查，结果显示，73.2%的受访者直言当下‘垃圾书’很多，其中34.2%的人认为‘非常多’。这类‘垃圾书’，首先泛滥于网络文学界。如今的网络文学在公众特别是年轻人中非常流行，许多网络文学网站为了赚取点击量，一味制造低俗的快餐作品。这些作品严重脱离生活实际，有的作品甚至高调宣扬暴力、拜金主义等不良价值观，对年轻人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16]很显然，文学冗余带来了文学理论研究对象的巨大改变，而这种改变带来的各种效应已经达到了文学理论不得不予以全面回应的关键时刻了。
毫无疑问，在这一理论回应过程中建构新的理论范式与拓展理论知识生产维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范式本是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在反思科学史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指的是在特定时期内，根据科学共同体的理论体系和心理特征所制定的一整套原则、理论、定律、准则和方法。”[17]不仅如此，范式还应是某一理论体系中较为稳定的特色化形态，并且这种理论形态必须“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18]。范式普遍存在于一切科学研究活动之中，并伴随着实践领域的变化而不断重新建构（转换）。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史上，曾经出现过政治—社会理论范式（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其成熟标志，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是其体系化的教科书），审美—意识形态理论范式（如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王先霈主编的《文学理论导引》），文学—文化理论范式（如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的基本问题》）等不同的理论形态。[19]那么，冗余时代文学理论应该建构怎样的理论范式呢？“一种新的文学范式就是一种新的提问方式，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回答问题的方式。”[20]在这个以数字化媒介为主导的信息新媒体社会，文学理论范式的转换是必然的趋势，因为问题既已提出，回应势在必行。至于如何转换，当然“不是任何天才、学者凭空发明和创造出来的”，它必须从现实的文学创作经验、文学批评实践和文学史总结中不断吸取营养，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深入探索才能够逐渐形成。但是，我们绝不应坐等这一理论范式从天而降。因此，提前进行理论预设是十分必要的。就此而言，我觉得以下几点值得高度关注：一是根据冗余时代文学研究对象的变化，了解价值取向的流变，体现新的问题意识，确立逻辑原点的位移；二是结合新媒体文学的冗余特征，转换文艺理论的构型机制，对古今中外的各种理论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最终实现异域与本土、传统与现代、科学与人文、高雅与通俗、产业与艺术等各个层面的视阈融合。三是克服理论建构与生活世界的疏离，打通坚守文学性与拓展文学场间的壁垒，建立起各种范式之间多元互补的新型转换机制，走出冗余时代文艺理论的“合法性危机”。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现代以来的文艺理论知识生产一直循着“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道路前行，其中师法西方更是成为最重要的理论资源，这在特定历史时期本是无可厚非的，鲁迅就曾提倡过“拿来主义”。问题在于，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往昔那个积贫积弱的中国了，今天的中国文学也不再是从前的中国文学了，如果我们的文艺理论依然建立在对外来知识不加选择地拿来，无所顾忌地推演与整合上，那就太对不住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和伟大的时代了，并且那样“生产”出来的概念和原理只能导致中国文学理论知识的无根与贫乏。因此，对当今中国文学实践进行全面把握，对各种理论知识进行比较融合，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开展理论创新就成为今天中国文艺理论知识生产的必然选择。在这方面，中国新媒体文学的冗余现象给我们提出了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因为同新媒体时代欧美国家文学状况的整体衰落不同，“今天的中国，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和网络文学的兴盛，习惯于经常阅读一定量的文学作品、因而可以被记入‘文学人口’的读者的总量，以及与之相对的各类文学作品的纸本的出版数量，实际都是在增加的”，“也就是说，与此前近百年的情况并无根本的差别，今天中国社会的很大一部分精神能量，依然积聚在文学的世界里”。[21]冗余时代的这种文学现实，决定了我们必须从受欧美传统理论思维影响的本质论、作品论、创作论、鉴赏论、发展论体系基本构型中解放出来，拓宽理论知识生产维度，增加信息传播之维，认真研究新媒体背景下冗余文学与网络动漫、手机游戏、复合出版、移动阅读等新兴业态之间的关系，研究冗余文学与信息迷航、信息贬值、信息贫乏、信息疾病的内在关联，研究文学作品的三个基本要素由作家─文本─读者转变成为作家─传播者─受众后文学的基本状况，实现知识生产的理论创新，而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数码诗学”、“赛博诗学”、“增强空间诗学”、“扩展领域诗学”和“全息诗学”等术语与名词，继续迷失在文论失语的怪圈之中。
其次，冗余时代文学在新媒介载体下形成的全方位在线特征，决定了我们建构新的文学理论必须秉持间性认知方式，充分把握文学的开放性、交互性和共享性。毋庸置疑，由新媒体技术革命带来的文学冗余化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固有的艺术生态。它在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使人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参与文学艺术活动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学认知领域一些深层次问题。而今，“人人可以成为艺术家”不再仅仅是媒体鼓吹的噱头，它已经客观地走进了千百万互联网用户的实际生活之中。当数目惊人的草根阶层网络写手与知名文学网站签约成功之时，当日产数万字、岁入百万元的网络作家不断涌现之时，当无数读者通过iPhone、iPad、Twitter和智能手机在火车、地铁、汽车、咖啡厅等公众场所随意浏览文学网站、阅读数字文学作品以打发无聊时光之时，新媒体正在创造一种以冗余为特征的文学文化新景观。当然，这种冗余文学状况并非所有人都乐意接受的，有怀旧情感的读者会觉得不可思议，有精英情结的知识阶层会不屑一顾，有坚守情怀的正统作家会嗤之以鼻，有宰制欲望的批评家会觉得无从把握。他们不认同这种冗余文学状况，他们感受到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担心自己被数字化时代“冗余”掉了，一种面临out的不快感时时刺激着他们的神经……凡此种种，其实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症结：他们的认知方式出了问题，冗余时代必须秉持间性（Intersubjectivity）认知方式。
在中国现代传统思维里，人们是效法西方“主体—客体”的关系模式来认知世界的。在这一模式中，主客双方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而是“主动—被动”的关系，只有主体是主动的，客体是被动的。间性认知方式则力图克服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共在和主体间对话、沟通、融合及不断生成的动态过程，它克服了人与世界之间的对立，建立起一个自我与世界和谐共存的自由的生存方式。“由于这种有共同性的在世之故，世界向来已经总是我和他人共同分享的世界。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在之中’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他人的世界之内的自在存在就是共同此在。”[22]海德格尔对间性认知方式的艰涩哲学阐释，在数字媒体时代已经不再深奥难解了，它已经变成了人们普遍享有的日常生活与艺术实践要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经成为所有网络媒介使用者的基本共识！网络文学创作中作者与读者都同时在线，一边讨论一边写作共同参与的交互性特征就是间性认知走进日常生活的最好注脚。自然，冗余时代的间性认知方式是有它特殊意涵的，“冗余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当用者和备用者之间的理解和宽容，在于当用状态和备用状态的相互促进”[23]。认知方式的改变，意味着对经常处于当用状态和备用状态转换的冗余文学特性的重新把握，意味着对新媒体文学的开放性、交互性与共享性特征的进一步厘清。明确了这一点，对于我们把握当前中国文学的发展状况，建构新的理论范式，并坦然接受由冗余带来的各种心理压力和理论压力无疑具有深广的美学意义。
最后，冗余时代文学的变迁改变了文学理论的固有基础，构造了一个新的理论整合逻辑，这就需要我们从传统文学与新媒体文学兼容并存的现实出发，超越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论争的理论窠臼，重写中国特色文艺学转向的历史新篇章。众所周知，现代中国的主流文艺理论基础主要由西方文论、中国古典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三大来源构成，而它们无一例外地都依托于传统语言文学实践活动，即使偶尔理论上有跨界之嫌（例如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就存在文学理论与戏剧理论的交叉），也是边界十分明晰的。换言之，现代中国的文学理论是以印刷的纸质语言文本为立论基础，以语言艺术形象的塑造为中心，按照作者—文本—读者的主从单向度顺接关系来建构文学理论自洽模式的。由于这种语言符号文本是一种远离实物的抽象、自足、封闭能指系统，它需要读者通过再造性艺术想象来完成对作品的审美感受，所以在这种审美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文艺理论难免是偏重审美理性、带有精英意识和艺术膜拜气息的深度文艺学话语体系。喧嚣一时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争鸣，就是这种追寻深度理论模式的最好证明。但是在冗余时代的新媒体文学里，传统的文学理论赖以生存的文本基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的文艺研究遭遇了全新的数字化全媒体时代，面对的是超文本、娱乐文化、视听盛宴和色彩斑斓的多媒体文化”，“多元并存、立体伸展的媒介融合集成的‘全媒体’文艺格局和文艺跨媒体运营的实践经验为当代文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阈，开启了新的问题意识”[24]。文学理论基础的深刻变化，客观上要求文艺理论的发展必须因应时势，积极转型，否则它将面临失语的尴尬境地。
在这里，从传统文学与新媒体文学兼容并存的现实出发，构造新的文学理论整合逻辑显得尤为重要。在传统文艺学体系中，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引进的苏联文学理论范式，还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学者创立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当代文学理论形态，以“文学性”为逻辑原点，以纸质文学文本为依凭，探寻文学与外部世界、文学与心灵世界、文学与作品构成等关系的语言学思维模式始终是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基本路径。但是，当我们再用这样的文学理论去把握冗余时代中国各类文学尤其是数字化新媒体文学时，就会感觉到文学理论与文学实际严重脱离的沮丧。因此，冗余时代的中国文学理论必须将传统的线性思维和链状模式的文艺学逻辑同适应数字新媒体文学的非线性、立体化的网络状模式的文艺学有效整合起来，使之显得学理圆融，逻辑缜密，阐释有效。故而，今天的文艺学不仅要坚守“文学性”，更要对文学与文化、文学与艺术、文学与技术、文学与消费、文学与资本等新的领域展开深入研究，处理好文艺的新景观与老传统之间的关系。这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奢望，更是一种紧迫的时代使命。
值得一提的是，同20世纪文学理论发生的“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具有的全球化特征不同，当前中国文艺理论转向应该说具有一定程度的民族特色，那就是在新媒体时代欧美文学整体呈现沉沦状况之时，中国新媒体文学却展现出“风景这边独好”的喜人态势。数量惊人的新媒体文学创作群体，难以尽述的文学文本呈现方式和数以亿计的数字化文学受众，使我们这个世界正在崛起的拥有13亿人口的伟大民族充满了无穷的文学审美活力。我相信，随着冗余时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成功转型，在全新理论指导下的中国文学不仅不会变得“冗余”，反而会促使伟大文学的产生，因为在文学积聚的精神能量里，既葆有民族和社会的精神高度，更孕育着创造中国梦的绚烂奇葩！
[1]《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0》，电子工业出版社2010年版，第352页。
[2]欧阳友权：《网络文学的学理形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58页。
[3]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76页。
[4]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45页。
[5]例如中国互联网上出现的诗歌写作软件“诗歌超级助手V1.00”、“古典诗词撰写器V20.0”、“诗圣格律诗词创作系统1.2”、小说写作软件“超级作者V0.9”、“小说写作软件V1.0.4”（Zenwriter）等。
[6]《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3年7月）详见［2013－07－17］，http://www.cnnic.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301/P020130717511234190599.pdf。
[7]《盛大文学、YY联手打造网络文学新商业模式》，详见http://www.cloudary.com.cn/News/List。
[8]王晓明：《“网络”or“纸面”：今天的文学阅读》，《文汇报》2011年9月17日。
[9]文珍：《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生之太晚》，《新京报》2012年5月25日。
[10]据《钱江晚报》2013年8月6日报道，36岁的河南信阳打工者陈小龙供述，受作家蜘蛛（原名王黎伟）的恐怖网络小说《十宗罪》和网络写手伟岸蟑螂的网游科幻小说《末日蟑螂》等网络有声小说的启发，他以拉客为由，将18岁安徽女孩郭某，用三轮电动车载到僻静处，以水果刀、电棍威胁，将她双手双脚绑住，嘴巴封住。强行带到出租屋地窖内，用锁链锁住。期间，陈小龙多次强奸女孩。虽然我们并不能将责任全部归结为网络小说的影响，但类似情况走上犯罪道路的嫌疑人并非个案，这就值得我们认真反思了。
[11]Alker首次提出冗余假说（Redundancy hypothesis），认为在一个生态系统中存在着可以维持正常功能的最小物种数（即在生态系统中有一定数目的关键种），生态系统的物种数目到一定程度后达到饱和，其他物种对生态系统而言则是冗余的。冗余物种的丢失不会对系统功能产生很大影响，但冗余物种不是不必要的，它是防止系统生态功能丧失的一种保险和缓冲。系统的冗余大小对生态系统的功能稳定性有着重要影响。冗余过小，将难以长期保持在相对稳定状态；冗余过大，对增加系统的稳定性固然有好处，但往往造成浪费，加重系统的负担。参见2005年第2期《应用生态学报》中韩明春、吴建军、王芬等的《冗余理论及其在农业生态系统管理中的应用》一文。
[12]林林、唐建：《冗余——一种空间的生成方式》，《华中建筑》2008年第10期。
[13]葛红兵、赵牧：《媒介狂欢与理论沉潜——2012年度文学理论热点述评》，《学术月刊》2013年第4期。
[14]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15]详见赵毅衡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10期上的《异化符号消费：当代文化的符号泛滥危机》一文。赵文虽然谈的是当代文化的整体现象，在我看来对于冗余时代的文学同样是适用的。
[16]许民彤：《我们的阅读为什么开卷不再有益？》，《北京日报》2013年6月6日。
[17]彭松乔：《生态文艺学：视域、范式与文本》，《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18]［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19]关于文学理论的范式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金元浦在《论我国当代文艺学范式的转换》一文中就提出过“政治—社会的文艺学范式”。周宪在《重心迁移：从作者到读者——20世纪文学理论范式的转型》就提出过从“作者中心范式”到“作品中心范式”的看法，而在《文学理论范式：现代和后现代的转换》一文中他又提出“现代文学理论范式”与“后现代文学理论范式”的看法。我这里主要是从理论体系的内容和结构来界定范式的。
[20]金元浦：《论我国当代文艺学范式的转换》，《文学评论》1994年第1期。
[21]王晓明：《六分天下：今天的中国文学》，《文学评论》2011年第5期。
[2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6页。
[23]黄鸣奋：《冗余：新媒体与社会转型》，《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1期。
[24]何志钧：《新媒介文化语境与文艺、审美研究的革新》，《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