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秀洁（Fong，Grace S.）、钱南秀（Qian，Nanxiu）、哈丽特·塞尔玛·楚恩多夫（Zurndorfer，Harriet Thelma）主编：《超越传统与现代性：晚清的性别、文体与世界主义》 （Beyond Tradition & Modernity: Gender，Genre，and Cosmopolitanism in Late Qing China），莱顿；波士顿：布里尔出版社（Leiden;Boston: Brill），2004年。6+176页。ISBN:9004138943

本书为《男女》杂志所出版的会议论文集，含四篇会议论文。这四篇论文最早在题为“中国的传统和现代性的挑战：晚清时期（1840—1911）的政治、诗学和性别”学术会议上发表，旨在重新思考“现代性”这一不断变化的概念。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中国，无论男女都以自己的方式接受、理解新的世界和知识，同时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表达、阐释对于传统和现代的认知，而单一、对立的传统/现代、男/女、东/西分野恰恰是本书中所录论文要打破与重新思考的。当下对于19、20世纪之交中国的学术研究更强调渗透性、开放性、流动性和世界主义，意在引入新的研究方法与视野。

本书第一章为方秀洁对于清末民初女词人吕碧成的生平研究，着重追寻了吕碧成的多样身份，如教育家、自由撰稿人、古典诗人，甚至是成功的商人与足迹遍布欧美的旅行家，作者意在重现“新女性”吕碧成的多面性和她的世界主义人生，同时也试图通过对她的词作研究来探寻“现代性”的别样面貌。晚清“闺秀”吕碧成有着强烈的世界主义意识，这不仅仅反映在她的诗作中所使用的语言上，同样也反映在她的生活方式上。世界主义意识使得她有意识地拒绝应和其时代的反满思潮，也使得她不愿认同任何民族主义或者阶级身份，但不可否认的是她与袁世凯和南社千丝万缕的联系，也给她打上了“保守主义”的标签。她对于自我和自主有着强烈的渴望，拒绝如其他同时代女性一样把自我置于国家、政治之下。吕碧成自觉的独立性和强烈的个人主义造成了她在男性主导的文人世界中无比脆弱的境况，曾经提携、支持过她的英敛之、严复等人都逐渐对她有不同程度的不满，甚至与其反目为仇。吕碧成的保守主义还体现在她坚持使用词这种文学形式来表达自我上，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她的词作同样展现了世界主义精神。她喜欢使用东亚、世界主义等新词汇，或直接引西文入词，她在经济上的绝对独立、自主性、对于传统婚姻和妇女角色的抗拒都给她的人生抹上了现代主义的色彩。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所主张的破旧立新、反传统的“现代性”之外，吕碧成以自己的生命轨迹和实际创作提供了 “现代性”的另外一种可能。

在本书第二章中，钱南秀集中探讨了晚清薛绍徽和她的丈夫陈寿彭在编撰《外国列女传》过程中所采取的种种策略，以及这些选择、改编策略背后所体现的道德选择和教育目的。《外国列女传》是晚清第一本系统介绍外国女性的书籍，薛绍徽及其受过西式教育的丈夫陈寿彭在1899年开始着手编纂工作，1903年成书。薛绍徽和陈寿彭都是1989年戊戌变法的积极参与者，薛绍徽曾经策划了一次关于妇女教育的活动，而编纂《外国列女传》的目的就是进一步深化戊戌精神、“观西国女教”，将一系列的西方经验、知识引入中国，与中国精神融合，继续戊戌变法所未完成的事业。在此书的编纂过程中，薛绍徽承担了大部分工作，而她和丈夫在材料的选择和改写上有着明显的分歧，比如，陈寿彭认为应该按选编的欧美女性的职业分类，避免道德评价，而薛绍徽则主张按照传统的儒家经典书写方式，以贞、烈、节、洁等妇德来分类。虽然愿意向西方女性学习，但是薛绍徽代表的中国女性改革派显然认为女子教育不仅仅是职业教育，而是妇德、妇工等全面的素质提升，女性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培养“德”、“学”兼备的新中国女子。薛绍徽大量删改、重写了很多模范女性的故事与生平，提倡“慈母”、“贤媛”与和睦的夫妻关系、家庭生活，以儒家标准重新定义欧美女性的“妖”、“淫”行为，而所有这些有意识的改变均是为适应她明确的道德教化目的。薛绍徽和陈寿彭的分歧与合作恰恰体现了男性改革者和女性改革者在女子教育问题上的不同议程和目标。

第三章季家珍的论文在内容上和钱南秀的章节有相似之处，都是同样专注于某一文学样式的研究以及此文学样式的编写所体现出的对于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中国的分野与融合。季家珍的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为20世纪之交对中西方模范女性的传记书写。在她看来，这一时机的传记书写者对历史采取了一种“考古—现代”（类似于“拟古”）的方式，即有意识地与中国近期历史决裂，而在古典文本中寻找值得学习的典范，但同时就积极地接受西方的人物形象和思想，将西方的模范人物加入中国古典的典范行列。这种传记教育的思维模式是中国古典的典范人物传记代表了过去的模范女性，而西方的人物传记代表了中国女性的未来的形象。但是为了让西方的种子更适应中国的土壤，传记编写者们有选择地展现所选择的欧美女性的“女性化”的特色，如爱情，养育和教育等“母性”角色，或者是如木兰、圣女贞德等“英雌”，而无论是“母性”还是“英雌”，这些传记最终的“服务”对象却始终是国家。

魏爱莲对于知名度很低的晚清文人詹塏及其创作的研究从男性的角度加深了对这一时期性别、文学体裁的研究。詹塏，号思绮斋，有着传统文人的基本特色，擅长诗文，作为男性又对妓女这一特殊女性群体相当熟悉，因此他也以描写妓女小像见长。魏爱莲认为，詹塏的妓女速写（《柔乡韵史》、《绘图上海百花传》、《花史》、《花史续编》）展现了一种比较传统的性别观念，因为其主要读者是男性、小部分妓女和极小部分“闺秀”。而作为对梁启超所提倡的“新小说”的响应，詹塏的两部新小说（《中国新女豪》、《女子权》）都强调理想的新女性如何战胜中国不利的环境、环游世界，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增强的男女平等关系。詹塏在两种文体上的创作表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妓女小像使用文言，而新小说使用的是白话；妓女小像表达了对于正在消失的生活方式的怀旧情绪，而新小说则把故事的背景设置为未来或者已经变得很强大的中国，带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魏爱莲认为詹塏的新小说的目标读者显然是“闺秀”，而他试图借助小说这种形式来塑造理想的女性形象，从而适应这一转折时期对于作家、文学和读者的要求和期待。

要目

前言（哈丽特·塞尔玛·楚恩多夫）

序言（苏珊·曼）

第一章 另外的现代性，现代中国的古典女性：吕碧成（1883—1943）充满挑战性的生活轨道和她的词（方秀洁）

被动的发端

教育和自主

变化的身份和服装

语言和体裁的政治

旅行和自我放逐之词

结语

第二章 “借西洋之镜烛以明中华之文明”：薛绍徽在《外国列女传》中的道德想象（钱南秀）

重新思考妇德

为女性主权辩护

再定义“妖妄”

在中国女性身上应用新标准

第三章 混合的愿景形象：20世纪之交的中西方女性典范（季家珍）

家庭美德

文学才情

英雄主义

结语

第四章 变化的性别：詹塏（思绮斋）的新小说和妓女小像（魏爱莲）

詹塏——那些我们知道的和不知道的

詹塏关于妓女的创作

詹塏的“新小说”风格

时代语境中的詹塏的“新小说”

结论 女性读者和詹塏（思绮斋）的小说

（田溪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