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对象

本书以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钱玄同为研究对象。钱玄同是小学与经学大家，也是“五四”时期重要的新文学活动家及杂感写作者。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前驱者”之一，他介入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对“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的指摘向传统文学发出了犀利的一击，与刘半农合作发表“双簧信”，使文学革命的影响迅速扩大。作为国语运动的中坚力量，他参与五四文学语言的建设，对胡适、周作人等的文学语言主张多有回应和发挥，为文学革命与国语建设的结合作出了切实的贡献。他还是《新青年》“随感录”作者群的重要一员，同时也在《语丝》、《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国民公报》等报刊发表了数量不菲的杂感作品，对以桐城派为代表的文章款式表示了明确的否定。钱玄同以其偏激的文化姿态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为人广泛关注。

钱玄同是偏激的，但是偏激之中却有丰富性存焉。

钱玄同的偏激与性格有关，情绪冲动本是一个人在心理未臻成熟之时的习惯性表现。但是我们关注钱玄同的偏激目的显然不在于发掘其病理学价值，而在于探究其作为一种文化立场的得失。他从传统文化教育中来，却养成了一种拒绝中庸之道，全然不惧走入极端的文化人格，而这也是他看待五四文学新变问题一贯的思维方式。他站在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对立面，义无反顾地表达了对于中庸之道的反叛与背离，并因其不合常规而在中国文化传统——甚至文化现实的映照下成为异类，可是他的偏激仍然是时代文化主题变迁的产物。问题的价值就在于此：钱玄同是否因偏激而曾经接近真理暂且不说，我们至少可以在思想与表达自由的大背景下更为清晰地审视“五四”时期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现代对于传统的抗拒是一方面，现代性诉求内部的裂隙则是另一方面。

钱玄同以偏激的姿态向旧文学发起挑战，因而并不十分在意于学理规范。他以“妖孽”、“谬种”为选学、桐城文派命名，生动形象的类比明显缺少学理探究的平正宽容。他与刘半农合作发表“双簧信”，固然壮大了新文学的声势，但是炒作既已游离于文学发展的正途，而虚构新旧文学阵营的人身攻击与人格侮辱更是有悖于正常的学理论争。他以语言学家的眼光审视文言与白话之争及其在文体领域的连锁反应，所建立的视角是独特而富有价值的，但是过分倚重语言进化论而对汉语变迁的定性描述显然是粗疏的。他率先以随感录的写作向桐城派所代表的古文传统发起挑战，此后也多有杂感见诸报端，但是信马由缰的写作方式，再加上对散文体式规范的有意拒绝，使他的杂感最终未能汇入“五四”散文写作的主流之中，甚而至于被文学史的尘埃遮蔽，几近不为人知。

钱玄同对学理规范的轻忽其实是思想自由的一种言说策略。正所谓“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3]向旧文学发起攻击且须矫枉过正，钱玄同的矫枉过正却不是轻薄浮泛，而有极深固的学术根底。在经学研究中钱玄同接受了乃师章太炎“六经皆史”的观念，并经过再发挥而形成了个人的“疑古”思想，即对于一切古籍均须用历史的眼光来辨真伪，订伪失，正伪误，在文学革命运动中他对旧文学的严厉审视，主要还是其经学思想在文学领域的投射。钱玄同虽然长期浸淫于传统文化，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的到来，能够吸引他的已不是深居书斋、皓首穷经的学者生涯，而是五彩斑斓的时代生活。在他看来任何“求真”都必须接受“致用”的检验，也正是因为从现实之用出发，他倡言破坏旧文学，投身建设新文学，并极力在破坏与建设之间作出区分，使二者不至于相互妨碍。他偏激却不固守于偏激，破坏之时尽管过火之言辞迭出，一旦进入建设领域则毫不吝惜地对自己的过火之言作出修改或颠覆。

进而言之，钱玄同以语言学家参与新文学运动其偏激的介入却涉及了文学革命的多种角度与多种知识呈现。主要包括：其一，文学思想传播层面：在对胡适、陈独秀的响应中，他提出“白话体文学说”、“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明确了文学革命的目标与对象，而“双簧信”在宣传文学革命主张的同时，则预设了文学革命的基本方式。尽管不是文学革命的首倡者，他所发挥的实际作用却是胡适、陈独秀不能取代的。其二，文体形式实验层面：他从“致用”出发提出“应用文改良十三事”，他把文学新变与应用问题相关联，推动了《新青年》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和横行排版，尤其是从语言变革的流程中就诗歌、小说与戏剧的文体价值重心与发展方向发表了不少个人心得。其三，语言文字革新层面：他深入研究言说、书写与意义的关联，鲜明地指出汉语汉文与封建纲常名教互为表里的同构关系，在对“言文一致”的重新审视中详细探讨理想的文学语言的要旨，为重建全新的文学叙事话语规范进行了许多切实的探索。其四，文学创作实践层面：他参与新文学运动的最着力处在语言文字，他的杂感写作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他以语言文字之用为基础对桐城义法表示了大胆反叛，为现代散文实践迈出超越传统的第一步作出了贡献。

作为一道奇特的文学史景观，钱玄同以其独具个性的思想言行丰富了偏激的内涵，也使“偏激”的色彩变得异常绚烂，为后人重新认识所谓“偏激”无疑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本书拟对钱玄同偏激的个性与文化人格追根溯源；对其偏激文学观的复杂性及代表性进行评述；对其偏激的语言观进行评析，并以个案研究介入语言变革与中国现代文学之关系的探讨；对其杂感创作与赞倡文学革命之同构关系予以梳理。希望能够由此进入其偏激之幽微处一探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