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 选题背景

“五四”是一个洋溢着激情与梦想的时代。形形色色的西方哲学、社会学说的引入有力地改变了一代人的知识结构，思想的驳杂与混乱是难免的，但是一代人长期被束缚的心灵却由此拥有了一个自由飞翔的空间。自由地破坏，对传统的质疑是激烈而不留情面的；大胆地创造，对未来的畅想是热情而无所顾忌的。一代人以青春的无畏对以经典文本阐释为核心价值源泉的文化传统进行严厉的审视，借助对传统的重估，有力地颠覆了早已不堪重负的传统文化心理，并促使其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正如郭沫若在《凤凰涅槃》中所表现的那样，这是一个在涅槃中新生的时代，活跃在这时代中的是一个在涅槃中新生的自我。它投向传统的那轻蔑的一瞥，可能具足了无知与幼稚的特征，但却有一种无比耀眼的生命光华透过这无知与幼稚喷薄而出。

文化激进主义是这一特殊时代的思想底色。不是某一个人思想激进，而是一代人思想激进；激进的思想并非仅仅停留在书斋里，而是从思想到实践、从文化到政治。这是一种颇值得玩味的文化现象：难道个性解放的时代主旋律只能以集体的名义奏响？个人启蒙的目标仅仅是走向启蒙的整体性？如果细细寻绎，其实并非毫无缘由。一代五四学人无不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长期在一种作为有机整体的文化环境中耳濡目染，具体地说，是传统培养了他们作为传统颠覆者的整体观。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实现了高度整合，在“五四”时期它被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而受到抨击，而向它发出责难的又是一个新的思想系统，一个以科学与民主为观念核心的思想系统，尽管这一系统表面看上去并非整齐划一。但是直接刺激一代五四学人形成激进主义文化心态的是两方面的因素。

一是对社会现实的失望。一代五四学人的内心深处大都潜藏着对民族前途的忧心，他们深恐中国如果不及时变革图新，会在将来不远的某一天从“世界人”中被开除出去。自1840年以来中国被迫在屈辱中打开了国门，中华民族的尊严被西方列强一次又一次地践踏，许多有良知的中国人无法接受这种现实，而那些较早觉醒的知识分子更是视其为切肤之痛。他们痛切地认识到洋务运动、中体西用并不能挽救疲弱的中华民族于水火，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诸种思潮与中国社会现实存在严重脱节，为民族长远发展计，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进行民族文化的现代性重建，以西方先进文化来置换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二是对现代社会的憧憬。现代社会的建立是文明进化的一项系统工程，所谓现代化乃是“人类控制环境的知识亘古未有的增长，伴随着科学革命的发生，从历史上发展而来的各种体制适应迅速变化的各种功能的过程”^[1]。那么中国传统如何才能实现现代性转化？在推进国家强盛、民族解放与中华振兴这一方面，西方列强发展壮大的事实为五四学人提供了一个最为直观的参照。在强烈而鲜明的中西对比中，一种全面质疑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思潮产生了。在《狂人日记》中，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吃人”本质的反思正是这一激进文化态度的艺术表达。当一代五四学人选择了文化重建作为中国跨入现代之途的开端，全面否定传统旧文化、全盘吸收西方新文化的内在焦虑也就成了一种广为流行的精英心态。

不管它曾经存在多少先天缺陷，五四新文化所标举的激进批判精神都是为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提供了精神动力的。在从各种层面对五四文化激进主义进行清算的当下，如何另辟蹊径对其进行反思是一个问题。也许激进和偏激并无本质差异，本书还是认为评价五四文化激进主义应在激进和偏激之间有所区分。所谓激进乃是一种坚持使政治观点与行动走向极端的倾向，或者采用更为广义的表述，是一种对任何领域的向人类行为（如艺术或学术领域）已确定的观点进行挑战的倾向。^[2]偏激的内涵也大致如此。但二者的区别也是一种客观存在，激进与保守——或者如某些学者认为的与自由——相对，具有形而上色彩；偏激与衡平相对，更具形而下特征。激进作为一种“主义”，可以是对现状不满的表达，可以是政治与社会变革方面的强烈呼吁，倾向于走上理论一途；而偏激则是直面某些现实问题时缺乏所谓公允原则与平正态度，其突出表现是产生于实践环节的一些过火言辞和情绪。

“五四”是一个充斥着偏激思想与言说的时代。新文学阵营割断与传统的关联是偏激，林纾以抱残守缺的态度对抗新文学的“西化”是偏激，学衡派号称眼光中正，其实当他们以纠偏者的姿态站到新文学的对立面时，同样不可避免地落入了偏激的窠臼，其思想特色在于不激进，而非不偏。在新文学阵营中钱玄同的偏激尤为“名重一时”。以偏激作为本书研究的立足点只是希望有效地切入五四新文化发展现实的细密之处，而研究偏激的丰富性则是希望透过五四时期所谓以偏概全的言说，探寻贯穿了一个时代的歧路丛生的思想流变的某些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