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现状述评
钱玄同首先是一个学者，过去的钱玄同研究也大多从他的学术研究活动着眼。钱玄同在世之日已有关于他的评述文字，但多为散见的只言片语。如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1935年），辟专节研究“疑古思潮”，把钱玄同置于疑古思潮发展的总趋势之中，认为“钱顾二氏对于《六经》的辨伪，这真是中国思想一个大的改革。把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割断，孔子思想演说固然失掉庇护之神，而《六经》也成了失掉灵魂的僵尸”。而“中国古史，经过这次的辨伪，把四千多年的历史，只余了二千多年；古代灿烂的古史，都成了虚构、伪书的结晶品。使中国思想上，史学上起了大的变革”[4]。
黎锦熙的《钱玄同先生传》（1939年）为第一篇全面评价钱玄同的文章。文章依据国语运动发展的线索对钱玄同在国语运动中的活动进行了全面评述，作者与钱玄同曾经共同致力于国语运动，因而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可以说是关于钱玄同生平较为权威的一篇传记性作品，史料价值较高。但是其缺憾正如周作人指出的：“实在却只讲的是国语运动，不小心的看去会得弄不清这是黎传附钱呢，还是钱传附黎。”[5]而对钱玄同所从事的文学活动介绍尤为简略。柳存仁的《纪念钱玄同先生》（1940年）评述钱玄同在古史辨伪方面的成绩，并认为：“钱先生可以算是承袭着清代道咸间今文家极盛的余绪，而又启发了现代的用科学的治学方法来扩大辨伪运动的第一个人。”[6]王森然的《钱玄同先生评传》（1941年）[7]简要勾勒了钱玄同的生平经历，并在此基础上编制了钱玄同的主要学术活动系年。殷尘的《钱玄同先生的学术思想》（1946年）评述了钱玄同在思想、音韵、文学诸方面的贡献。如他从文白对立的角度指出：“玄同先生于破坏方面，与那时的胡、陈、鲁迅诸大师并无异旨，他的建设则着力于注意新文字与音韵，音韵之学是玄同先生最所专长的。”[8]着实指出了钱玄同对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独特贡献。魏建功的《回忆敬爱的老师钱玄同先生》（1946年）则记录了钱玄同生活与学术方面的一些事情，以表达对乃师的敬仰与怀念。此外，还有舜扬的《钱玄同自编文集记》（1943年）、一丁的《钱玄同风范》（1943年）、苟目的《钱玄同与鲁迅》（1945年）等记述钱玄同风采的短文。
1949年以后的钱玄同研究有周作人的《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9]该文以叙事怀人为目的，其中对于钱玄同文字复古的得失、经学研究由颇宗今文到专宗今文的转变、文学革命运动中的贡献等也颇有会心之论，他认为钱玄同“说话虽然稍为偏激一点，但意思是完全好意的”。“主张看似多歧，其实总结归来只是反对礼教，废除汉字乃是手段罢了。”陈敬之的《钱玄同》（1964年）从“毕生致力于教育文化事业”、“为文学革命的一支生力军”、“主张废除中国文字的错误”、“是中国第一篇新小说的催生者”几个方面对钱玄同一生的功过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述。方师铎的《钱玄同著作及其生平》（1965年）介绍钱玄同的生平并以编年的形式开列出了主要著作。蒋心焕、查国华的《鲁迅与钱玄同的交往和斗争——学习鲁迅札记》（1976年）认为鲁迅和钱玄同走上革命道路的动机完全不同，把鲁迅与钱玄同后期的疏远看作两种立场、世界观，两条道路、两种结果的对立，从而为文学批评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
姜德明的《鲁迅与钱玄同》（1979年）以鲁迅与钱玄同的关系为线索评述钱玄同的功过，因其立论前提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因而在对钱玄同的评价上就少了一些客观的眼光。钱秉雄、钱三强、钱德充的《回忆我们的父亲——钱玄同》（1979年）分五四运动、文字改革、生平三节回顾了他们父亲的一生。臧思钰的《钱玄同的名与人》（1981年）整理钱玄同不同时期的名字，从一个侧面入手介绍了钱玄同的思想追求与人格魅力。
任访秋的《钱玄同论》（1981年）为文学史领域的钱玄同研究确立了大致的格局，他把钱玄同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归纳为提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鼓动周氏兄弟为《新青年》撰稿，“双簧信事件”，提出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主张，致力于散文创作几个方面；对于钱玄同治学态度中的进化论思想、求真求适的观念也有论及。但是对于钱玄同思想形成的复杂性认识不够，对于钱玄同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贡献的归纳也有待完善。刁培德的《为新文化冲锋陷阵——五四时期的钱玄同》（1984年）简要介绍了钱玄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活动，并尝试予以评价。叶淑穗的《关于钱玄同对鲁迅的“表示”》（1984年）介绍了钱玄同写作《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的背景。马蹄疾、彭定安的《鲁迅与钱玄同》（1985年）介绍了鲁迅与钱玄同自东京相识起，由亲密到疏远的交往经历。陈漱渝的《钱玄同日记中的鲁迅》（1985年）梳理了钱玄同与鲁迅的关系，从钱玄同的日记未刊稿中发掘了一些新的材料，为钱玄同研究在材料创新上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吴相湘的《钱玄同与国语运动》（1986年）[10]基本材料多取自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只是稍加改写。曹述敬的《钱玄同年谱》（1986年）收集钱玄同生平经历、学术研究、文学活动等方面的材料相当完备，尽管某些年代的叙述较为简略，但它无疑为钱玄同研究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该书附录收入了黎锦熙、魏建功、周作人评述钱玄同的文章，并对上述文章中的谬误之处进行了详尽的考订；只是由于体例限制，该书在“钱玄同研究”上没有全面展开。李可亭的《论“五四”文学革命中的钱玄同》（1987年）对钱玄同在五四新文学革命中的活动进行了粗略却较为全面的扫描。钱理群的《周作人与钱玄同、刘半农——复古、欧化及其它》（1988年）论述了发生在《语丝》上的两次论争，第一次是关于复古与反复古的论争，第二次是关于“国民文学”个性自觉的论争，这两次论争至今仍然不太为人关注。
杨天石的《振兴中国文化的曲折寻求——论辛亥前后至“五四”时期的钱玄同》（1989年）利用当时未刊稿《钱玄同日记》的资料，研究钱玄同文化思想变迁的历程，重点分析了钱玄同由国粹派向“新青年”转变的原因，客观地评价了钱玄同在近代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李大遂的《略述钱玄同的汉字简化理论与实践》（1989年）评述了钱玄同为汉字简化理论的建设及汉字简化运动的开展所作的贡献。李可亭的《激厉奋迅 冲破罗网——钱玄同文学改革的理论和实践》（1990年）把钱玄同汉字革命的实践划分为废止汉文、倡导世界语、国语罗马字的设计和制作、简体字的选用和推行四个阶段。吴奔星的《钱玄同研究》（1990年）一书由五四文学革命中的钱玄同、钱玄同年谱、黎锦熙的《钱玄同先生传》三部分组成，正如作者所言，“名为《钱玄同研究》，实际上只是为研究钱玄同先生提供一些必要的资料，作为开展真正的研究工作的起点”[11]。吴锐的《钱玄同评传》（1996年）主要依据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和曹述敬《年谱》扩展而成，无论材料还是观点都没有太多创新。张清常的《钱玄同的反帝爱国的〈说文〉研究课》（1995年）回忆了“九一八”事变后，钱玄同在《说文》研究课上的反帝言论。谢村人的《书斋生活及其危险：从钱玄同的一封佚信想到的》（1998年）将钱玄同1928年的一封佚信和1939年1月14日的一封信相比较，认为钱玄同在后一封信中使用的“弟师黄再拜”一语已经表明了思想的倒退。并根据钱玄同在承德失陷之后谢绝饮宴，而1938年3月29日则与周作人参加了亲日分子何克之的宴会，判定钱玄同会在日本人的逼迫下成为第二个周作人。文章裁剪事实，立论偏颇，论点与论据之间缺乏直接因果联系。召南的《钱玄同的盖棺论定》（1998年）举出《北京师范大学校史》与钱玄同去世以后国民政府的褒扬令，据以反驳。姚力的《对“书斋生活及其危险”的一点辩证：与谢村人先生商榷》（1998年）则进一步罗列了大量事实证明钱玄同是一个具有铮铮铁骨和一身正气的中国知识分子。
杨天石的《论钱玄同思想——以钱玄同未刊日记为主所作的研究》（1999年）评析了钱玄同“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反传统思想，欧化思想，自由主义思想，整理国故思想，文学革命、汉字革命思想，等等。孙郁的《偏执的真人》（1999年）为《钱玄同文集》的出版而作，内中评述了钱玄同的思想、学术及文学活动，对钱玄同的评价多有精准之论。李可亭的《传统原罪心态下的西学乌托邦之梦——论五四时期钱玄同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想》（1999年）认为钱玄同的激进是一种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文化心态，是传统原罪心态和现代化乌托邦梦想交织在一起的情绪化特征，是民主科学旗帜下的变革反应。刘贵福的博士论文《钱玄同思想研究》（2000年）认为“五四”时期钱玄同跳出国粹派，对中国传统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在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疑古辨伪、汉字革命、学习西方等方面都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主张，这些主张是“五四”时期思想启蒙和文化革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文章深入挖掘未刊的钱玄同日记，在材料运用上具有鲜明特色。沈永宝的《论钱玄同的“白话文体说”》（2000年）对钱玄同的新文学建设主张梳理整合，认为“白话文体说”是钱玄同新文学理论的核心，此说推动了胡适白话文学理论体系的最后完成。徐立新的《钱玄同：最后的经学及其转变》（2001年）以近代思想文化的内在理路为视角，分析钱玄同继康有为、章太炎之后形成的经学思想的特点，并认为钱玄同使山穷水尽的经学走出传统并获得积极的现代意义。李可亭的《钱玄同与“五四”后新文化阵营的几次争论》（2002年）认为“五四”后的钱玄同思想并未僵化和倒退，在思想和学术领域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同新文化阵营产生争论和分歧的原因在于思想家和政治家不同的认识逻辑。
张全之的《为什么要“废除汉字”？——兼对一种流行说法的辩证》（2005年）认为“废除汉字”作为“五四”时期的一个著名口号，是一股自晚清就已经开始的文化脉动。“五四”时期废除汉字是普世主义情怀和乌托邦梦想的体现，同时也包含着对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密切关系的反省。刘贵福的《“进斯世于极乐之万物玄同”——近代墨学复兴对钱玄同的影响》（2006年）指出钱玄同以墨家思想为世界观，所受“兼爱”思想、尚贤尚同思想以及非乐思想的影响甚深，对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中的某些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发挥。邱巍的《境遇中的民族主义：从钱玄同的晚节说起》（2006年）在事隔几年后回应谢村人的钱玄同投降变节论，依据大量事实分析了历史人物思想的复杂性与情景性，对谢村人的观点进行了批驳。李知文的《“汉字革命”可以休矣》（2006年）认为“汉字革命”崇简求简，造成了两种负面效应：一是过于求简的简体字，一是汉字数量被人为地大量缩减。令他颇感欣慰的是如今“汉字革命”可以休矣，作为使用汉字的我们应该为汉字的恢弘奇妙、坚不可摧而感到无比自豪。李可亭的《钱玄同对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承继与超越》（2007年）认为钱玄同不拘泥于家派，超越今古又超越经学，是埋葬经学、变经学为史学的一个功臣。卢毅的《钱玄同与近代语言文字改革》（2007年）认为钱玄同在罗马字拼音与简体字上的研究成果，为后人的探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他所主持编订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以及《简体字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和《汉字简化方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张宝明的《中国现代性的两难——以新文化元典中的世界语吊诡为例》（2007年）认为在追求现代性的价值诉求上，《新青年》一开始是将“语言”和“文字”的剥离作为起点的。世界语的提倡在当事人看来是文学革命的深化。其实所谓通向大同的路径只是一种“人造的理想”，是倡导者历史悲情的扩张。
潘务正的《“桐城谬种”考辩》（2008年）通过钱玄同与林纾、黄侃关系的详尽考辩，论证了“桐城谬种”与“选学妖孽”最初所指的对象即林纾、黄侃，以及这一批判旧文学的口号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内涵逐步扩大的过程。周质平的《汉学，汉语与汉字》（2008年）从当下汉字在国内的普及，以及在国外受到追捧的角度对“五四”时期废除汉字的主张，包括“国语罗马字”、“世界语”、“拉丁化”、“汉语拼音”等提出了质疑。陈方竞的《“横行与标点”：〈新青年〉新文化倡导的一个并非轻松的话题》（2009年）评析钱玄同在《新青年》采用横行与新式标点中的作用。曾平的《文化惯性与中国知识人的新旧嬗变——以钱玄同等五四学人为例》（2010年）认为钱玄同的弃旧图新与传统文化的影响相关，最终打动他的是“新学”中的旧学成分。
上述研究成果主要分为这样几类：一是纪传性著述，自黎锦熙的《钱玄同先生传》以来已有多部钱玄同评传出版，但大多属于重复劳动，少有对黎锦熙的实质性超越；二是悼亡性著述，钱玄同的门人弟子、旧友亲朋撰写了不少文章表达对钱先生的怀念；三是资料性著述，钱玄同曾自撰1887—1905年的年谱以补日记之不足，在他去世以后又有多人为他撰写年谱，此外，钱玄同文集、言论集，以及学术论文集也已有多部出版，为钱玄同研究的深入奠定了基础；四是研究性著述，钱玄同一生游走于经学、声韵训诂学与文学之间，钱玄同研究的成果也有一定积累，但是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国近现代史专业领域，迄今为止专论钱玄同的长文仍然只有刘贵福的博士论文《钱玄同思想研究》及在此基础上修订出版的同名专著。从总体上看，钱玄同研究还处于介绍性、描述性与资料收集整理的阶段，尤其是文学史上的钱玄同研究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尽管不乏少量识见深刻的论文，但还有待于进一步走向深入也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