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研究意义及方法
研究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钱玄同，其意义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全面认识钱玄同贡献于新文学运动的丰富内涵。钱玄同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而争议的焦点则是他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想。时间构建历史大致遵循两条原则，一为递增，与层累造史说大致相当；一为递减，与层累造史说正相反对，人们对于历史的书写不过是一个选择性遗忘的过程。那些有幸进入历史视阈的人物，他们的某些鲜明、突出的方面被保留了下来，许多无关甚或相关的重要细节则被遗落了。钱玄同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做了大量具体工作，他的文学史形象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偏激者”。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回归文学史现场，把诸如废除汉字的主张、关于旧戏的评价置于钱玄同的全部文学活动之中予以解读，我们便会发现那个文学史意义上的完整的钱玄同，绝非后人的文学史解读中的偏激的代名词。如果我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他那些已经为文学史接受的合理主张，就不可能对他的“偏激”作出正确的评价。
第二，全面认识钱玄同“偏激”的时代因应。钱玄同的偏激与无政府主义思潮及进化论观念的影响密切相关，正确认识文学史上的钱玄同必须把他的偏激之论纳入晚清以降西学东渐的思想激变中，以及“五四”时期中西文化的强烈反差下。是戊戌激进主义开启了近代以来政治激进主义的闸门，李泽厚曾在一次谈话中指出，谭嗣同是近代激进主义的开头。[12]“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的急不可耐与戊戌维新运动求新求变的激进心态是有承接关系的。在五四新文学阵营中激进的心态并非钱玄同的专利，晚清以来中华民族开始遭遇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传统文化在摆脱困局中表现出来的软弱无力直接激发了他们的反叛意识，而现代化给西方国家在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诸方面带来的巨大发展则为他们提供了最为直观的参照。西学东渐的文化大移植孕育了一代思想偏激者，只不过钱玄同的偏激个性表现得更加一无遮拦，因而也更具有代表性。本书试图借助对钱玄同所谓“偏激”言行的研究，为进入一代五四学人的思想迷宫找到一把钥匙。
第三，目前学术界对于文学史上的钱玄同的研究还十分薄弱，如何评估钱玄同的文学史价值学术界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有关钱玄同研究的文章著述仍然寥寥可数，迄今为止还没有专论作为文学活动家的钱玄同的文学史研究长文出版。本书试图勾勒钱玄同的文学史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弥补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
与其他五四新文学建设的参与者相比，文学史上的钱玄同自有他的特殊魅力，钱玄同研究的深化要求我们必须在研究方法上予以特别规划。开展钱玄同研究应考虑下述几种关系：
第一，学术研究与文学活动。钱玄同身兼学者与文学活动家，其学术研究对于文学活动产生影响应是正常不过的事情，研究理念可能投射于文学活动之上，而扎实的专业功底也会为文学活动提供坚实的知识基础。比如，钱玄同留学日本时期师从太炎学习古文经学，以后又师从觯甫学习今文经学，但他最终却不拘泥于家派之见，形成了个人化的疑古思想。他说过：“今文学是孔子学派所传衍，经长期退化失掉了它的真面目的。古文经异军突起，古文家得到了一点古代材料，用自己的意思七拼八凑而成其古文学，目的是用它做工具而和今文家唱对台戏。所以今文家攻击古文家伪造，这话对，古文家攻击今文家不得孔子真意，这话也对，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方好显示出他们的真相。”[13]钱玄同是“决心要对圣人和圣经干‘裂冠，毁冕’，撕袍子，剥裤子的勾当的”[14]。这一大胆的疑古精神与他“五四”时期对于封建旧文学的猛烈批判在精神上应是相互贯通的。自五四文学革命开始，钱玄同一直关注于语言变革的问题，他的废除汉字之论不过是冰山之一角，潜藏于其下的是相当深厚的声韵训诂学专业基础。不结合钱玄同的学术研究，他那些所谓的“偏激”文学革命主张就会成为真正的无根之浮萍。
第二，疑古求真与致用求适。钱玄同说他自己是个“功利主义者”，求真固然是一种思想理念的表达，而其根本价值目标却是致用。黎锦熙认为钱玄同“一生安身立命之处，还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之‘功利主义’，墨家的人生观”[15]。钱玄同投身五四新文学运动，他的所言所行无不以实用和适用为旨归。有论者已经指出：“统观钱玄同的学术文字，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和对人间社会的关怀。其墨家人生观经科学、民主思想的改造、充实和完善，更加显示出他急切救治社会百病的人间情怀。一方面，其对传统文化的激愤之情，最深刻地表现了脱胎于旧学营垒的‘五四’知识分子的传统原罪心态；另一方面，其关心社会、追求科学和民主的思想，又充分体现了他以学术为手段疗治中国百病的急功近利心情和对未来社会的美好向往。”[16]从复古到反复古，钱玄同对传统文学抱有强烈的怀疑态度，他所提出的汉字革命之论，尽管在当时即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但是他以实用和适用为目的的出发点应该是无可指责的，事实上，也正是由于有了实用和适用的根本宗旨，钱玄同的汉字革命主张才在具体实施中屡次主动调整，其复杂性已远非“废除汉字”这四个字所能概括。他所提出的应用文改良十三事，或者是草创，或者是滥觞，其多数主张已经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第三，首创价值与参与作用。钱玄同在文学史研究中长期以来一向偏“冷”，这可能与文学史注重首倡、轻视参与的研究理念有关。所谓首倡表现有二：其一观点树立最早，其二最具有开创意义。事实上在文学变迁的历史长河中，做一个称职的参与者也并非易事。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钱玄同以参与者的身份呐喊助威，其思想主张可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附属性：不具备独立完整的体系色彩，缺乏独树一帜的理论创新，但是以关注局部问题、弥补细节缺陷的方式，呼应胡适、陈独秀的新文学主张同样彰显了价值，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关于五四新文学发生与发展的研究已经进行了许多年，并且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但是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少数代表性人物的身上，而钱玄同之于五四新文学研究其实是无法绕开的一个人，尽管他的许多文学变革主张缺乏原创性。目前钱玄同研究还很薄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学术界不能很好地协调首创价值与参与作用的关系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正确评价钱玄同对于五四新文学建设的贡献需要改变一些固有的观念，草创固然寓有拓荒之功，但滥觞也并非全无意义。钱玄同站在参与者的位置为新文学摇旗呐喊所发挥的作用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应该纳入文学史重点研究的范围。
第四，历史语境与当下心态。每个时代都会对历史进行合乎时代需求的解读，而钱玄同的文学史形象在历史与当下之间无疑差异更大，对比更鲜明。当他最初介入五四新文学运动之时，因其“学有本源，语多‘行话’”，[17]是颇为胡适、陈独秀看重的。陈独秀在复钱玄同的信中说：“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国之不景从也。”[18]胡适到了晚年还认为：“（钱玄同）原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人。他对这篇由一位留学生执笔讨论中国文学改良问题的文章，大为赏识，倒使我受宠若惊。”又说：“钱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同情的反应，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19]但他们对于那些偏激主张的负作用并非视而不见。后人评述钱玄同却不愿从整体上把握历史人物的丰富性，不是从历史情景出发予以同情之理解，而是仅凭有限的几篇短文、几封通信裁剪历史，致使历史人物的丰富内涵不断被抽离，以致钱玄同研究至今仍难有大的突破。
针对钱玄同这一充满争议的研究对象，本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将强调“实证”，以史带论同时注重语言、文化等多种研究视角的相互参照。
[1] [美]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段小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
[2] [英]A.布洛克、O.斯塔列布拉斯：《枫丹娜现代思潮辞典》，李瑞华、肖俊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83页。
[3] [汉]王充：《论衡·艺增篇》，见刘盼遂《论衡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175页。
[4]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218页。
[5] 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见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236页。
[6] 顾颉刚：《古史辨》（第7册·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7] 该文最初发表于《中国公论》第5卷第4—5期，1941年7—8月。
[8] 殷尘：《钱玄同先生的学术思想》，《图书月刊》1946年第3期。
[9] 该文首次刊载于1984年4月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94辑，写作时间在20世纪60年代初。
[10] 该文载于吴相湘《民国人物列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11] 吴奔星：《钱玄同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12] 李泽厚、王德胜：《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上），《东方》1994年第5期。
[13] 转引自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序》，《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3—4页。
[14] 钱玄同1921年12月7日致胡适信，《钱玄同文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页。
[15] 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见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198、200页。
[16] 李可亭：《钱玄同研究的几个问题》，《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17] 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见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170页。
[18] 陈独秀答钱玄同信，《新青年》1917年2月1日第2卷第6号。
[19] 胡适：《胡适口述自传》，见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