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发展的忖量:基于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理论框架与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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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能力理论简要述评:从研究对象到研究传统

既往关于能力理论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 阿玛蒂亚·森的能力理论

阿玛蒂亚·森的一个重要学术关注点是分配问题,尤其是贫困群体的分配问题。他呼吁倡导建立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即以追求自由为核心的发展范畴,其中,“可行能力”是这一理论的重要视角。“可行能力”就是指一个人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24],如体面的生活、受教育等,其中,“功能性活动”是指一个人认为值得去做或达到的多种多样的事情或状态[25]。这样一来,“自由”就成为在各种功能性活动组合中进行选择的机会。发展也就看成了更具有可行能力地去追求自己认为有价值的生活的过程。透过他的研究目的,可以看出他是将能力(可行能力)视为社会提供的,个人发展所具有的必要条件,即将可行能力视为了一种发展所需要的权利。

二 企业能力理论

在四种能力理论中,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理论就是企业能力理论,包括技术能力理论、企业创新能力和企业核心能力理论。主要研究者有Garnt(1991)[26]、Amit和Schoemaker(1993)[27]、Prahalad和Hamel(1990)[28]等。总体而言,该理论研究的目的旨在解决行业结构学派所不能解决的企业绩效差异问题。为此,该理论研究路线是:在企业异质性的假设下,按照“企业资源—企业能力—企业竞争优势”的研究路径,把企业能力视为企业组织化的知识,即将企业通过积累获得新知识的过程,通过企业将一组资源整合以完成一定任务来体现。可以看出,企业能力理论刻画出了能力这样两个特征:一是能力的生成是基于资源的;二是现实的能力是通过资源的生成效率来体现的。

三 林毅夫的企业自生能力理论

林毅夫作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拥护者,在解释中国转型的成功以及被多数经济学家看好的苏联“休克疗法”的失败时,提出了企业自生能力这个概念。他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政府干预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一些没有自生能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重工业部门、企业,这是内生于赶超发展战略的。那么,建立在企业具有自生能力假设前提下的转型政策设计,将是不适合苏联和中国这样的计划经济转轨国家的。为此,在解决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就要放弃这一假设前提,而要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为转型是否成功的参照系。在这一研究目的下,他定义企业自生发展能力为“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29]。可以看出,他所研究的企业自生发展能力不仅是经济转型的参照系,还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转型的途径。

四 王绍光、胡鞍钢的国家能力理论

20世纪90年代,王绍光和胡鞍钢合作出版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这一著作的目的在于通过阐述这样一种观点,即在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的双重转型中,只有依赖强大的中央财政(国家能力的体现)作为保障,才能弥补市场失灵造成的损耗,才能推动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经济体制的顺利转型;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分税制”改革。这一理论带来的现实生产力是通过中央财政的加强,极大地增强了中央政府的执政能力,从而可以有大量的资金去解决中国转型中出现的“三农”问题、医疗制度改革等问题。为此,他们在研究中,把国家能力[30]定义为国家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31],主要包括汲取能力、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和强制能力。其中,汲取能力,即国家动员社会经济资源、汲取财政的能力,构成了国家能力的核心,主要通过财政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反映。汲取能力与调控能力(国家指导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一同构成了衡量国家能力的重要指标。可以看出,他们所研究的国家能力理论,不仅仅是西方国家建设学派的理论发展,更是着眼于中央政府在改革中的地位,着眼于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

从中可以看出,尽管四大能力理论研究涉及个人、企业、国家三个层面。但就其研究的方略而言,则存在着如下三个特征:

第一,研究对象虽各有差异,但都围绕着“发展”这一主题。阿玛蒂亚·森的能力理论围绕的是个人的发展权利问题,尤其关注的是贫困人口的发展权利问题;企业能力理论解决的是异质企业绩效差异的问题,其核心也是企业的发展问题;林毅夫的企业自生能力理论解决的后发转型大国的市场机制转轨问题,其核心是受跨越式发展战略影响的企业发展问题;王绍光、胡鞍钢的国家能力理论则将我们引入后发转型大国的发展保障方面,其核心是通过国家财政汲取能力的增强,以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难题。

第二,从发展评价的两大范畴(效率和公平)而言,只有企业能力理论关注的是资源配置效率问题,而森的能力理论关注的是个人发展的权利公平问题;林毅夫的企业自生能力理论涉及了政府干预和企业转型问题,隐含的也涉及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公平问题;王绍光和胡鞍钢的国家能力理论则从国家发展大局入手,倡导发展保障的公平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国家能力理论有效地化解了中央政府的财力汲取问题,但也无形中造成的后遗症是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的财政汲取的不稳定困难[32],使得当地在解决生态安全等非经济问题时存在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现象。

第三,从发展的要素来看,阿玛蒂亚·森的能力理论、林毅夫的企业自生能力理论、王绍光和胡鞍钢的国家能力理论都涉及了转型国家的发展问题,都旨归了转型国家发展面临的权利要素问题。此外,还有企业能力理论包含的资源、经验、知识等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