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优化教育中介作用的构想
要充分发挥教育在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就有必要对教育内部诸要素以及教育与社会诸要素的关系进行深度的探索，弄清有碍教育中介作用实现的因素。以便找到优化教育中介作用的突破口，最大限度地实现教育的转化功能。
1.提高师资水平
如果说教育现代化是实现我国四化的根本保证的话，那么高质量的人才培养的关键因素，无疑就是教学活动中的主体——高质量的教师。古有明训：“师高弟子强。”教师的决定性作用，是由教师在教育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决定的。怎么组织教材，怎么组织教学，怎么培养人才，用列宁的话来说“完全只能由教学人员来决定”[46]。邓小平同志也明确指出：“一个学校能不能培养合格人才，……关键在教师。”[47]“只有教师教得好，学生才能学得好。”[48]可是我国目前的教师队伍，在质量上与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还不相适应。虽然由于高等教育发展很快，使教师队伍的学历合格率有很大提高；但是，一些教师的智能水平低、学历与学力不相符的现象依然存在。还有，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不断更新的情况下，目前教师队伍中有些人知识老化、知识面过窄、不安心本职工作，不愿努力学习新知识等因素，仍严重影响着教育质量的提高。
提高师资水平，建设一支高质量的教师队伍，是顺利实现教育转化功能的一个先决条件。只有不断提高师资水平，才能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使教育在现代生产中更好地发挥它将科学技术由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中介作用。但要提高教师水平，首先就要使教师工作有吸引力。因而提高师资水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要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增加薪水。正如列宁所说，“最重要的是提高人民教师的物质生活条件”[49]。中央有关领导一再强调：“只有提高教师待遇，才能提高教师质量。”[50]在市场经济时代，价值规律无疑会在各个方面显示出它的巨大力量。人们在选择职业时有一种追求待遇较高的工种的自然倾向。既然教师行业不值钱，那么人们就必然会视之为敝屣。据北京某名牌师范大学做过的调查，毕业后不愿当教师的学生竟占总数的87％。目前教师待遇低已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如弃教从政、弃教经商者有之；把主要精力用于从事“第二职业”者有之；在课间休息向学生兜售食品以致养成小学生吃零食的习惯、不顾师德者有之……由于教育劳动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一个教师即使倾注全部心血，耗尽全部时间，也未必就能担当得起“传道、授业、解惑”的天职；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开拓者、培养者及转化者的教师，其报酬本应与他们所付出的劳动相符合。如果国家不从根本上提高教师地位，改善教师待遇，给他们去从事“转化”工作以必要的物质保证，任其这种状况继续下去，那么，什么教书育人，什么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什么教育的“中介”作用，都将成为空谈。
2.更新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是人类在长期生产实践、生活实践中沉淀下来的知识精华。在一定时间内，它应具有相对稳定性。但是现代科技和生产的迅速发展，又客观上要求教学内容要及时地作出相应的更新，要反映现代科技新成果。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生产力的发展呈现出加速度，人类知识总量每隔8年左右就翻一番。而学校教育培养人的周期性特别长，从小学到大学至少要16年。如果在教学内容的编排上，只顾眼前，不及将来，那么学生在学校里十几年所学到的知识到毕业走向社会时，许多就会因过时而无用。这是一种很大的无效劳动。因此，在自然科学教材里，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一定要反映现代科技发展的新成果，要对未来的发展有所预测。社会科学教材要反映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新思想，废除过时的东西。教学内容的更新，要处理好诸如下述一些问题：人类知识总量越来越多，越来越深，教材应作何选择；如何采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方法使学生在最短的时间里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教学大纲、教科书要求相对稳定，而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这一矛盾，如何较好地解决；我国传统课程内容注重学术性而忽视应用性及学生能力的培养，怎么摆好理论知识和实用知识的关系，才能满足学生既能升学，又能就业的需要；现代科技新知识与传统知识的关系怎么摆好；等等。
只有较好地解决了上述难题，教学内容才能获得成功的更新，科学技术才能较快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美国一位教育未来学家的话，值得我们考虑，他说为了免受未来的冲击，我们必须建立一种超工业的教育制度，要抛开过去，在未来中寻找我们的教育目标和方法。
3.端正教育思想
教育思想是人们对教育的认识和看法。我国中小学教育（高中除外）属于义务教育的范畴。它的基本任务是：全面提高国民的基本素质，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水平、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因而对学生的教育应当是全面的，而绝不是片面的。在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方面，义务教育肩负着极重大的任务。可是，目前社会上有许多人在评价一个学校的教育是否成功方面，却完全以它的升学率作为唯一标准，致使义务教育发生严重“异化”，其性质被扭曲。
要改变这种现象，端正教育思想是首要的。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我们的邻国日本的生产力之所以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通过义务教育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素质，将科学启蒙普及普通劳动者，科学技术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现在世界舆论都把日本的经济奇迹归功于它的普及教育。在美国，从总统到平民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美国虽拥有世界第一流的大学，第一流的科技人才，可现在却竞争不过日本，弄得美元贬值、股票暴跌、债台高筑。原因何在？最根本的就是美国人劳动力的素质不如日本人的高，而这又是美国基础教育的薄弱所致。他们痛苦地反思：我们只知道盲目信仰高技术，殊不知最需要的还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如果没有合格的劳动力，便无法使用这些高技术。
上述美国事例，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我国早在1986年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但是在“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全面发展的教育内容被窄化了，成了“唯智”教育，“双基”被单基化了（只重基本知识，不重基本技能）。学生的身心受到摧残，导致片面而畸形的发展。这样一来，升入大学、中专的不少人，没有得到全面发展；走向社会的中学毕业生，由于在校接受的是“唯智”教育，而且偏重于学术性、实用性知识以及实际动手能力较差，学习与使用分离，以致受了十几年的教育竟不能顺利地就业。“应试教育”衍生出了两极现象：一方面是少数学生从幼儿教育起就激烈竞争，着魔似的发奋苦读。另一方面是出现了更多的厌学、弃学，觉得“读书无用”的现象。目前在中小学乱收费的情况更使许多农民子女望而却步，实际上是变相地剥夺了他们受教育的权利。有资料显示：安徽省7—12岁的学龄儿童中，有18.8％的人没有入学，而且安徽省还并不是最贫困的省。这些现象无疑是与《义务教育法》的精神相悖的。朝鲜已故领袖金日成所讲的一段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他说：“义务教育只有以免费作保证，才能成为真正的义务教育。没有免费作保证的义务教育是不能叫作义务教育的。”[51]
我国目前的对策应该是：转变教育思想，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第一，面向全体学生，全面发展学生的体格、体质，注重体型及感官训练和肢体活动的锻炼，使他们具有健康的身体素质，以便为未来从事生产劳动打下坚实的体质基础。第二，注重心理素质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品质（认知、情感、技能等）。良好的心理品质是协调人际关系、增强适应环境的能力所必需的。没有良好的心理品质，没有对真、善、美的炽热追求，科学技术知识便不能很好地物化在个体身上。第三，全面施行文化素质教育。文化包括科学、道德、艺术三个方面，科学求真、道德求善、艺术求美。文化素质教育也就是真善美的教育。而文化素质中的思想教育、道德品质教育，又是近年来被忽视了的东西，因而需要特别加强。素质教育有利于克服“应试教育”所带来的负效应，有助于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水平等的普遍提高。
4.调整教育结构
要使科学技术由潜在生产力实现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整个教育事业必须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相适应。如果学校培养的毕业生结构不符合社会的需要结构，一方面社会需要的人才不能及时造就，而另一方面社会本来已过剩的某些方面人才却还在继续培养，那么势必导致学校与社会脱节的现象。
首先，要处理好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关系。从长远来看，我们要优先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加强基础教育。不然，既会影响到劳动后备力量的素质以及整个民族的素质，又会影响到高等教育的质量。如果忽视中小学教育而又希望得到高质量的高校毕业生，实际上是竭泽而渔。发达国家都把眼光放在中小学教育以至包括婴幼儿教育上面，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其次，要处理好中等教育中普通中学与职业中学的比例关系。我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能升入高校的学生毕竟为数甚少，而绝大多数的中学毕业生将会直接就业。
因此，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目前从发展的规模来看已基本趋于合理，重在提高质量），培养出一大批懂得一定科学技术和生产知识的中等专业人才，可以一改过去那种中等教育结构比倒失调、大批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学而又无一技之长，造成大量中学毕业生待业的状况，使科学技术迅速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
再次，要调整好高等教育结构。我国高等教育在种类、层次结构方面不太合理，奇缺的人才不能及时培养，同时又产生了分配困难、文凭贬值等问题。比如，在科类结构上，文科教育囿于原有结构，文、史、哲等基础学科始终偏大，而应用性强的学科，如新闻、档案、出版、图情等的比重过少。有些科类，如会计、管理等专业又一哄而上，质量难以保证。工科基本上也只重视重工业，而忽视轻工、新型工业的专业设置。在层次结构上，本专科比例仍有些失调。一般来说应是本专科大致持平，可目前本科仍大大多于专科。而且专科学校也多是使用本科教材，专科办得没有特色，缺乏应用性。以上这些问题，应根据目前我国加大改革力度、加速改革步伐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调整，以便主动适应并满足生产发展的需要。
最后，还要扩展成人教育的结构，进一步办好成人教育。许多国家都把成人教育作为发展生产、提高生产率的重要手段。我国近年来的成人教育也十分喜人，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懂得一定科学技术和实际操作能力的人才，对改善我国劳动力质量起了积极作用。但是，我国目前的各级成人教育还只是偏重于学历教育，这是很不够的。因为随着现代化大生产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知识的急剧增长，在学习上“一劳永逸”的情况已不复存在。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引起了生产设备的迅速改进与更新；另一方面，知识老化以及新知识的创造周期（现在知识每10年多就增长1倍）在缩短，以及新知识的物化周期——新知识从发明到应用于生产的时间也在大大缩短，如18世纪的照相术从发明（1727年）到应用经历了112年，19世纪的电动机（1821年发明）用了65年，20世纪初的电视机（1922年发明）用了12年，而50年代的太阳能电池（1953年发明）仅用了2年，甚至激光技术从发明到投入生产仅用了2个月。[52]这些情况说明，为了适应知识更新快、跟上新技术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步伐，为了适应因科技迅速发展而导致的生产迅速变革所引起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变化，劳动者还必须接受继续教育。
因此，我国成人教育结构还应进一步扩展，不仅要对那些没有受过中等或高等教育的人提供高级的学历教育，而且还要对那些已经受过高级训练的在岗人员提供进一步接受教育的机会。
5.革新教育模式
现代生产是科学技术的物化，现代教育在科学技术与现实生产力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这就决定了我们传统的从书本到书本的封闭式教育模式必须扬弃，而建立教育、科研、生产相结合的教育模式。尤其我国的高等教育拥有高科技装备，既是教育机构，又是科研机构，也是生产机构，因而已经具有教育、科研、生产相结合的现实的物质基础。教育、科研、生产相结合的教育模式，能使科技迅速地进入教育过程，并培养出高质量的现代生产者，能高效地创造和再生产科学技术，使科学技术以最快速度进入生产过程，从而使培养出来的生产者不仅有理论知识，更有实际操作能力和科学技术的创造意识。
6.增加教育投资
充分发挥教育在现代生产中的作用，使科学技术由潜在生产力变成现实生产力，增加教育投资是其物质基础。世界发达国家莫不奉行这样一种信条，即认为欲振兴科技、发展生产，必须振兴教育；欲振兴教育，必须不惜巨额投资，以提供教育的原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国际经济竞争的加剧，许多国家的教育投资都呈现出优先增长的势头，且国家负担教育投资的比重也日趋增大。大量有关各国教育经费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教育投资不仅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5000美元以上的国家，其教育投资的平均率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8％），并且也大大低于落后国家的平均水平（人均收入300美元以上的国家，教育投资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5％）。而我国目前的教育投资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这样低的教育投资，会大大阻滞教育转化功能的释放。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国家穷，拿不出多少钱来办教育。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比如日本教育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最高的时候，并不是它经济最发达的时候，而是最贫穷的时候。还有人说，办教育主要靠社会集资，这也是错误的。固然，社会集资，多渠道办教育也不失为一种辅助方法，但是“主要”靠它，是绝不可能的。我国人民现在还不富裕，不具备这种承担能力。办教育、兴科技，理应是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责无旁贷的事情。一个家庭中的父母兄妹尚能勒紧裤带，供给读书的亲人，而一个国家只要有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又何愁办教育无钱乎！根本问题，还是一个究竟是否真正把教育当作“战略地位”看待的问题。
能否在教育上多投资，是关系到我国能否赶上发达国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否真正重视教育是衡量一个执政党和国家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党和政府应下决心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因为我们要后来居上，要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没有“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是不行的。而科学技术要由潜在生产力变成现实生产力，要靠教育这个“转换器”。因而，增加教育投资，给这个“转换器”提供充足的动力，是提高生产力、通往现代化的一条捷径。
实现科学技术由潜在的生产力向现实的生产力的转化过程，要解决两个“转化”问题：一是通过教育的“中介”把科学技术由非生命的物质载体转化成为有生命的人脑载体，全面发展人的主体素质；二是通过实践的环节把以人脑为载体的科学技术，物化到生产设备和各种技术装置（包括电脑）上去。这两个“转化”，可以大大提高现代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而成为最主要的第一位的生产力，而教育在科学技术由“精神变物质”的过程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中介”作用。教育的生产功能和经济价值，也在于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教育的中介作用更是越来越重要，人类社会的信息、知识的“能动性”也会日益巨大。因此，教育是把现代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因素结合起来，从而把科学技术最有效地、最迅速地应用于社会生产过程，使科学技术由潜在的生产力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造成社会财富剧增和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协调发展的最强有力的杠杆。
[1]《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页。
[2]同上书，第45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2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5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17页。
[7]《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2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6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1页。
[10]同上书，第570页。
[11]《邓小平同志论教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4页。
[12]梁忠义主编：《日本教育与经济》，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13]《论语·子路》。
[14]《孟子·梁惠王上》。
[15]《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
[16]同上书，第92页。
[17]《四川日报》，1993年2月16日第8版。
[18]李其龙：《西德教育与经济发展》，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97页。
[19]［苏］奥萨特钦科：《我国的科学是社会生产力吗》，谢静译，《哲学译丛》1992年第2期。
[20]韩秀田：《智力投资与经济发展》，《中国青年报》1993年1月4日。
[21]《唤起全民族对教育危机的共识》，《中国教育报》1989年3月16日。
[22]梁忠义主编：《日本教育与经济》，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2、284页。
[23]国家教委政教司组编：《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第354页。
[24]《光明日报》，1992年10月25日第1版。
[25]刘井山：《马克思的两句“名言”辨正》，《哲学研究》1991年第9期，第79页。
[26]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纲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75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9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6页。
[30]刘吉：《脑力劳动在现代化大生产中的作用》，《前线》1985年第2期。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0页。
[32]［日］日本文部省调查局编，吉林师范大学外研所日本教育研究室译：《日本的经济发展与教育》，吉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60页。
[33]同上书，第167页。
[34]邢振华：《人才、教育、生产力》，《唐都学刑》1989年第3期。
[35]《教育探索》1989年第3期，第6页。
[36]《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3页。
[37]《海外星云》1992年第23期。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18页。
[39]何坤、杨志远：《教育乃国家民族兴盛之本》，《山东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
[40]国家教委政教司组编：《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第431页。
[41]《第三次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项目简介》，《光明日报》1989年2月16日。
[42]《我国高校形成多学科多层次科技队伍》，《光明日报》1990年7月20日。
[43]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44]周贝隆主编：《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教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19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7页。
[46]《列宁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54页。
[47]《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5页。
[48]同上书，第52页。
[49]《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8页。
[50]《教师报》1993年2月28日第1版。
[51]成有信：《比较教育教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0页。
[52]成有信：《比较教育教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