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沉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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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素质教育三论——基于教育社会学的反思

据已有文献分析,“素质教育”一词是原国家教委主任柳斌在1987年的《课程·教材·教法》第10期上发表的《努力提高基础教育的质量》一文中率先正式提出的,而在教育学的专业期刊所发表的学术论文中,“素质教育”一词则最早出现在《上海教育》(中学版)1988年第1期刊登的《素质教育是初中教育的新目标》一文里。随后,有关素质教育的研究逐步成为国内教育研究的一大热点。时至今日,素质教育的提出和实施在我国已有20余年的历史。其间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素质教育的提出阶段(1987—1992),以素质教育的提出和渐为人知为标志。第二,素质教育的发展阶段(1993—1998),以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为标志,这个纲要提出了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的新要求。第三,素质教育实施的深化阶段(1999年至今),其标志是1999年6月召开的以素质教育为主题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同年颁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决定》。应该说,通过20余年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素质教育推行的重要意义和在克服应试教育弊端以及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已得到全社会普遍的认可。但同时,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比如,有的人把应试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矛盾概念,试图跟由自己冠名并诠释的“应试教育”进行“最彻底的决裂”[1];有的人把中小学教育中的应试现象归咎于高考的竞争,因此“将高考看成是推行素质教育的‘绊脚石’,认为不废除高考就难以推行素质教育”[2];有的人认为,实施素质教育由于要减轻学生负担,因而“减轻学生负担,就得取消考试,即素质教育就是非考试的教育”[3],这种错误观点完全把素质教育与全世界通行的对学生学业的考试评价对立起来;有的人则正如王策三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完全陷入了教育万能论的误区,试图通过实施素质教育、通过新课改去解决一些“包括片面追求升学率、高考改革这样非常实际和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陷入教育万能论和空想;强调课程教学的人文性,却跟科学精神背离,忽视科学的基础;崇尚课程教学的文化性,却又不考虑不同的文化背景……轻视知识而谋学生的发展,有如缘木求鱼,把促进学生发展与传授学习知识割裂”[4];甚至有人声称“要通过‘革命’方式”对“现行学校教育实行‘大破大立’”[5];如此等等。在这些错误观点的影响下,出现了一些由片面注重知识教育到片面重视能力培养,由过分注重讲授法到全盘否定讲授法,由只注重课堂教学到否定传统课堂教学的重要意义而片面强调儿童自身经验的建构,由只注重考试到否定考试等诸多矫枉过正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必须站在哲学的理性高度理顺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关系,并从教育社会学的宏观角度认识素质教育实施所需的社会环境条件,并构建具有可操作意义的素质教育评价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