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主权财富基金投资战略

第一，主权财富基金规模巨大、透明度不足，会给金融市场带来巨大的潜在风险（Truman，2007；Johnson，2007），应不断完善其职能和提高信息披露程度，尽可能推动透明化进度，以减少西方发达国家的猜疑和诘难（Gieve，2008；李睿鉴，2012）。为消除东道国的担忧，扩宽投资渠道，主权财富基金可以建立合作网络，做到“虚心请进来”、“携手走出去”，以在国际市场上形成多层次的良性互动（高洁，2011）。此外，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成立年限较短，存在经验和人才的缺乏及对国际环境不熟悉等问题，因此在进行海外投资时可以开展与国外成熟的主权财富基金、与跨国公司和与东道国政府的合作战略（张明，2008；潘荣翠等，2011；Knill et al.，2012），以联合投资的形式开展业务，学习它们管理主权财富基金的经验，扩宽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通道和领域，实现共赢投资理念（Ramy and Arieh，2003）。

另外，由于各主权国特点不同，其投资战略和偏好也不一样。Flyvholm（2007）提出，对于石油和初级商品净进口国（如中国）可选择持有与石油或初级商品上涨联动的战略性资产配置（包括某些行业的股票和初级商品追踪基金），实现对未来价格风险的自然对冲。王震和陈冬月（2011）也提出，产油国主权财富基金偏好流动性高的市场和偏好聘请外部基金经理，且其在对投资行业进行选择时，主要是出于主权政府的战略需要。此外，产油国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领域涵盖传统领域和高风险领域，也开始关注亚太、非洲地区等新兴市场。

第二，主权财富基金进行海外投资面临的风险很多，如政治风险、法律风险及市场风险等，这就要求投资主体必须具有一套系统、全面的风险防范、控制和评估体系（韩立岩等，2012），以保证投资效率。郭茵等（2010）认为，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可借鉴国外成熟主权财富基金的风险控制方式，适度放松对单一公司持有的最高股权比例，构建基金基准组合，进行全球范围的资产配置，将指数化管理与积极管理相结合，还可以参照全球主要指数选股以减少和控制投资的非系统风险。此外，在进行风险防范时，采取围追堵截的方式试图从根本上消除风险并不现实（何小锋等，2009），由此张学慧和安仲伟（2013）提出，可以以分流为主，建立完善的风险分流机制，将可能发生的庞大风险分流成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不同主体控制内的诸多小风险。为了在不确定的国际投资环境中尽量实现风险可控，保障投资收益，高洁（2010）和谢平等（2010）提出了再平衡投资战略，并建议再平衡临界点选择5％，跟踪误差为1.5％，以形成一种易于接受的风险控制与成本最小化之间的平衡，更好地实现市场风险的控制（Daryanani and Gobind，2008）。进一步地，阚晓芳和刘云等（2012）建议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施行资产管理与风险管理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投资效率。

第三，为了达到分散投资、规避风险、寻求优质的投资企业、降低投资成本、提高投资回报率的目的，大多数学者提出中国主权财富基金要真正实现资产配置和投资组合的多元化（何帆和陈平，2006；Humpage，2007；谢平等，2010），可采用以金融类为中心，能源、矿产等资源类行业为重点，消费、工业等领域为辅的多样化的发展模式（魏昀璐，2009；张燕生等，2007；项俊波，2007）。喻海燕和田英（2012）提出，目前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应逐渐从纸质性或虚拟性资产过渡到战略性、资源性资产，审时度势，灵活应变，动态地、及时地调整投资组合（Kunzel et al.，2011）。李睿鉴（2012）提出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可以采用双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张春霖等，1995），提高投资基金的投资和运营效率，分散投资风险。

第四，次贷危机后全球宏观经济环境和世界经济格局在发生变化，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方向也随之发生了转变，投资领域开始重点关注亚太、非洲等新兴市场和国内市场，投资行业则更加关注实体经济的发展（王遥，2010；Lam and Rossi，2010；王震和陈冬月，2011），但仍需保持对美国市场的继续投资（朱孟楠等，2009）。次贷危机后中国主权财富基金迫切需要建立预警机制，避免盲目投资，防范过度扩张（李留山，2011）。为了改善次贷危机期间众多主权财富基金的账面巨额亏损问题，陈琳和张冠群（2009）提出，主权财富基金可通过投资优秀的跨国投资机构，汲取投资的“溢出效应”（Hale and Long，2006）。也可通过增配对美元指数敏感的资产，分散外汇资产对美元贬值的风险（何帆，2008；常城，2011；Zhang，2007），还可采用与国内宏观经济波动相对冲的机制进行投资选择（Caballero and Panageas，2004），以实现后危机时代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稳健发展。此外，危机期间受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石油等资源产品的价格持续下跌（Bolten，2000；Greetham and Hartnett，2004；Stangl and Allen，2008）。因此，现阶段中投公司应加快实施在海外的能源布局，以保障未来的能源供应。而在扩大中国对世界能源的投资、规避投资风险，并减少受到各国对能源投资限制的影响等方面，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可以加强与国内油企的合作，增强对能源领域的管理和控制（孙晓蕾，2012）。总之，次贷危机后，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应发挥其“声誉增值”、“市场进入增值”、“非控制权折价”、“资金规模”和“地缘政治与文化”优势，重点配置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为主，采取集中持股投资为主，侧重非上市私营公司的投资战略（陈超，2010）。

第五，在目前主权财富基金对外投资难度、管理风险和金融保护主义不断增大的环境下，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应从长远利益出发，确立社会责任投资理念，引入企业社会责任和道德伦理标准进行投资，尽量减少对东道国战略性行业和高污染行业的投资，避免引发“金融保护主义”和环境污染的道德指责（Van and Llm，2012），实现中国社会和主权财富基金的可持续发展（包颉、侯建明，2009；李锋、宋玉华，2012）。同时，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对外投资战略还应结合国家产业需求和战略需求，积极实施多元化的投资组合和投资战略，进一步提升资源要素配置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提升投资业绩（陈竞，2008；张海亮等，2009）。

从总体来说，为了增强东道国对主权财富基金的接受度，让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投资更加成熟，更好地实现投资收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在进行对外投资时，应该强化投资收益导向，弱化政府意志（Truman，2008）。在公司治理方面应该建立规范的治理结构，优化投资结构，并构建多元化的高层架构（Bernstein et al.，2009）；以市场化为导向进行商业化运作，采取积极的投资战略（Balding，2008）；完善海外投资管理法规，建立基金运营绩效评价和约束制度（吴剑飞、王绮，2008）；通过多国家和多品种的投资组合分散投资风险，完善风险监督防范体系；在人才机制上要与国际充分接轨，积极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周煊，2010），建立市场化的投资决策机制、建立可问责的投资程序，实现投资前系统、严格的风险评估，有效降低投资风险，提升投资收益，促进主权基金投资的健康发展（戴利研，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