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及研究意义
俗信，一般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约定俗成的精神理念，它包括各种文化禁忌、判断性预测、经验性描述、观念性和心理性的崇拜等，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从俗信概念的提出背景看，学术界对俗信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简单迷信到深入科学的认识和发展过程。
1.从封建迷信到民间文化——研究视角的转变过程
“民间信仰”一词是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的用法，在西方世界（包括中国香港），相应的研究领域应该称为“民间宗教”（Popular Religion），可是内地学界共识的“民间宗教”概念对应的却是民间秘密教门，内地的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两个概念大致平行。但在西方和中国港台学界，民间宗教却是一个较大的学科领域，涵盖了内地所称的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由于概念范围的不对等，近年来大陆学者中文论文虽然都是以“民间信仰”为题，但英文摘要却是Folk Religion、Folk Belief、Popular Culture、Popular Religion，译法的不统一反映了人们在这一概念界定上的歧义。而像王铭铭等有西方知识背景的学者干脆就不采用民间信仰一词，他们的中文论文虽以民间宗教为名，所讨论的却是中文世界里的“民间信仰”。王铭铭的多篇论文如《中国民间宗教：国外人类学研究综述》（《世界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五章“象征与仪式的文化理解”，都是以“中国民间宗教”为名，但讨论涉及学科对象仍是中文语境下的民间信仰。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对于民间信仰的各自不同的表述，反映了近三十年对民间信仰学术研究的推进历程，即对中国民间信仰的定义内涵不断调整、界定的过程。[1]
从国内学术研究状况来看，早在19世纪20年代，中国民俗学初建时期，顾颉刚等学者就发表了大量研究、记录各地风俗迷信的文章，并由此把民间信仰作为学术对象纳入科学研究。例如，顾颉刚撰写的《妙峰山香会》，容肇祖的《迷信传说》，钟敬文的《楚辞中的神话与传说》，江绍原的《发须爪：关于它们的风俗》等[2]，他们用社会调查方法对民间信仰进行记录和研究，开创了早期民俗学研究的先河，并取得可喜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对配合近代中国深刻的社会改革使命和新文化运动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随着民俗学对民间宗教和迷信研究的深入，为避免由于长期以来学术界惯用“迷信”一词容易引起意识形态的政治敏感，20世纪80年代民俗学界如乌丙安等学者率先提出“俗信”一词，借以取代“迷信”一词，并逐渐被学术界接受，一些学者开始从文化史的视角研究民间信仰的现象，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例如，乌丙安的《论俗信》；万建中的《论民间禁忌的功能》；黄鹏的《论民间俗信的教育功能》；陶思炎、何燕生的《迷信与俗信》；薛葆的《〈民间俗信与科学文化〉一书出版》；宋抵的《民俗性迷信的文化功能及其心理特征浅释》；杨琳的《扫帚的俗信及其膜拜》；孟修祥《荆楚语言禁忌与俗信文化的心理初探》；吴盛枝、陈彦的《中越生殖崇拜俗信文化阐释》等。上述研究成果表明，国内学者对民间俗信文化的研究视角不断拓展，从俗信文化的心理信仰、文化功能、俗信事象社会调查以及俗信概念分辨与界定等方面都有所关注，甚至涉及中外俗信文化的比较研究。但是，从目前仅有的涉及民间俗信研究成果看，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研究成果较少，甚至对“俗信”概念的认识也不统一。在目前为数不多的涉及俗信的民俗学研究著述中，有的学者把“俗信”看成是民间宗教的一部分（钟敬文：《中国咒文化大观·序言》，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有的把迷信和俗信当成民间信仰的两大组成部分（乌丙安：《中国民俗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240页）；但更多的民俗学著作，则根本未提及“俗信”这一概念。（2）一般的研究大多偏重于对民间俗信事象的文化渊源进行文献考证和探讨。如刘德龙主编的《民间俗信与科学文化》，但其绪论部分对俗信进行全面、深刻的研究，是很有分量的学术研究成果。综上所述，目前的研究成果表明学者们偏重对具体的俗信事象进行研究，缺乏系统、宏观的把握，而对民间岁时信仰的研究和关注则更少，所以，在岁时俗信的研究领域亟须新的成果出现，以弥补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和不足。
2.岁时俗信的研究现状
节日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部分，岁时俗信是古代节日文化的重要内容，是许多节日民俗得以传承与发展的精神内核。作为民间节日生活的核心理念，岁时俗信对指导民众岁时生产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历史上，岁时俗信在民间节日生活中普遍存在和传播，发挥着社会整合、伦理教化与生产生活指导、文化继承与传播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古代有些极富民族性和强大生命力的岁时俗信，如“端午食粽子纪念屈原，小孩戴五毒肚兜避邪”；如“春节贴春联，挂‘福’字”祈福纳祥；如“元宵节食汤圆庆团圆”等岁时俗信，穿越时空，经过演变与改造至今仍活跃在我们的民间节日生活中。但长期以来我们对民间岁时俗信性质的认识比较模糊，对它的历史作用的研究也不够重视和深入。虽然目前也有相关的研究成果，但主要集中于对传统节日中民间宗教信仰的研究。[3]如张弓在《中古盂兰盆节的民族化演变》一文中，对盂兰盆节如何从佛教中派生出来，如何由寺院向民间推广，并因道教的介入而不断扩大影响的过程作了详细的论述，是一篇很有分量的学术论文。王耿红、谭正伟的《广西壮族中元节与祖先崇拜》一文，通过对广西壮族中元节也即“鬼节”的基本描述，并进一步对中元节在南方民族地区盛行的原因，中元节与壮族祖先崇拜以及中元节的意义进行初步探讨。美国学者大史文的《幽灵的节日》是研究亡灵信仰与中元节俗的力作。庞朴的《寒食考》是节日考证文章中的佳作，他认为寒食禁火习俗源于上古的改火仪式，改火仪式的背后是古人对大火的星宿崇拜。裘锡圭的《寒食与改火——介子推焚死传说研究》是一篇难得的节日文化论文，他考证了介子推传说与寒食节日融合的情况，认为介子推是古代祭祀仪式中人牲的象征，是谷精的化身。人们在寒食节纪念介子推，事实上是在追忆一种古老的信仰。张紫晨的《江南岁时节日的祭祀与农耕信仰》是中日联合调查江苏、浙江农村生活之后的成果，他认为乡村的许多祭祀活动都与水稻耕作有直接的关系。农业季节性与农耕信仰、季节意识融而为一。它们是时间民俗的重要表现，年中行事的核心，由于农耕生产的世代传承和生活的稳定，在农耕祭祀、生产仪礼、收获仪礼方面，始终处于不变之中。近年来特别值得关注的其他研究力作还有：萧放的《穿越时空的典礼：春节祭祀史话》、《人神共此时：闽南祭祖》；罗红卫的《从东西方“鬼节”看东西方文化》；张望的《“鬼节”看烧纸》等。这些研究都是对具体的民间俗信事象的历史渊源、性质、功能等进行多视角研究。更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还有一些博士生论文选题也涉及了民间节日俗信的研究，如张明远的《节日礼仪与农事信仰》（张紫晨指导，北京师范大学1994年），该课题对我国农耕民族的节日仪式和农事信仰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再如廖冬梅的《节日的教育功能探析：以云南纳西族的2·8节为例》（张诗亚指导，西南大学2006年），该课题主要用田野调查的方法，以一个少数民族典型节日为研究对象和实例，对节日文化的结构和教育功能进行研究，该课题研究中主要涉及了少数民族节日俗信及其文化功能，对本课题选题有很大启发作用。
分析岁时俗信的研究现状不难发现，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某个典型节日和某类具体岁时俗信事象的关注，但缺乏对民间岁时俗信进行系统的、宏观的把握和研究，这方面的专题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总之，目前的研究大多偏重于对具体岁时俗信事象的文化渊源进行文献考证，但缺乏对岁时俗信进行宏观的、系统的把握和研究，对它的性质、文化传播功能及其当代变迁的研究也重视不够，特别对岁时俗信的性质、功能没能从理论上给予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也缺乏深入的理论思考。可见，目前的研究不能满足人们对岁时俗信真正科学认知的需要，也不能为当代节日文化建设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所以，学术界对岁时俗信的研究还十分薄弱。目前有关岁时俗信的研究尚处于破题或刚刚破题的阶段，需要有更多的具有实际意义的理论创新成果。
3.本课题研究的意义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近代以前，长期的农业社会，继承、创造并发展了丰富的节日文化。节日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精品，也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中的精华。然而，随着农耕文明的结束和现代工业文明大潮的冲击，再加上全球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和中国社会新的转型期来临，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冲击。传统节日逐渐淡化乃至消失，外来节日日益挺进中国。这一方面丰富了现代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的节日文化生活，另一方面也向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提出挑战。因此，认真整理、研究中国古代节日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节日，她牵动着每一位华夏儿女的心灵，在现实生活中依然显示着活力。岁时俗信是古代节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众精神生活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传统中华农业民族所创造的民间信仰中最具代表性的内容，也是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中最具民族气息、最富有生命活力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节日文化独特的传承机制，不仅为历史研究保存了珍贵的现实资料依据，而且其本身就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个标志，至今仍有不少传统节日还在民间调节着广大民众的社会文化生活，有不少岁时俗信还在为民众所信守，有不少节日故事、神话传说等还在民间流传和讲述。所以，古代岁时俗信的研究对移风易俗，古为今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