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书的基本理念

前文已列出了由诺贝尔奖引发的两个问题，现在介绍一下本书在把握这两个问题时所秉持的宏观理念。

其一，历史地看待问题。

考察一项政策时，无论它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是所谓先进的还是落后的，都将其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进行分析。“存在即合理”提醒我们，所谓先进者，应是一时之先进，其过去未必如此，未来也难下定语;所谓落后者，若细察其所处历史条件，则会发现，这种“落后”自有其合理的一面。

人们常将中国的科研、教育制度与世界上的诺贝尔奖获奖大国相比，得出的结论多是“中国之制度落后于彼等国家”“中国应引进彼等先进制度以图强”云云。这是先假设了科研与教育没有中外古今之分，先进的制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以诺贝尔奖获奖大国中的巨擘美国为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科技政策和科研制度是不同的。通过深入到美国的科技发展史中，我们发现：美国的科学技术曾长期落后于欧洲；美国政府也曾更重视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对基础研究则听之任之。美国今天的先进制度并非天生如此。在对美国的科技政策发展史进行了梳理后，再返回头来看中国的科技政策时，恐怕就不能轻易地否定自己而赞扬美国了。因为，今天的中国与美国并没有处于同样的政策发展阶段，不具有同样的历史条件。

中国目前的科研制度和教育制度，都是当下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这里并非是要为现行的科研和教育制度声辩——现行制度当然存在诸多不足，甚至是巨大的漏洞。我们想指出的是，轻易地和武断地否定一切现有制度，并试图通过简单地模仿、照搬别国制度和政策来轻松医治沉疴痼疾，恐怕是有害的。

应该承认，在大多数情况下，制度的设计者是理性的，他们中的很多人拥有良好的愿望和初衷。但正如公共政策研究所揭示的，制定一项政策或者制度，其过程通常十分复杂，即使一项政策的制定出于良好的初衷，但由于受到政策实施所处的制度环境的影响，政策实际运行的效果往往与其制定的初衷相背离。只有通过历史地对其进行分析和把握，才能抽丝剥茧，找出问题的结穴所在。

其二，科学与其所处环境之间存在张力与互动。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科学与其所处的环境之间，例如与政府、企业、社会之间，总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在历史上相当长一段时间，尤其是西方世界，科学与外在环境并没有多少联系，差不多处于相对独立的生存状态。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迅速推进，科学转化为技术，进而转化为产品在市场上销售和竞争，科学便与商业和企业之间建立了联系。

随着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对科学规律的运用，特别是美国的曼哈顿工程研制生产出原子弹，一些国家的政府逐渐意识到科学与国家利益存在密切关系，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来支持科学的发展。如此一来，科学就再也不是一个纯粹的象牙塔，也不可能成为一个象牙塔。一直被广大的科学家、被民众认同的科学独立性和自主性，实际上已不完整。当科学界争取自身的自主性和学术研究的独立性时，其与社会环境的方方面面便产生了巨大的张力，彼此之间存在着或积极或消极的互动。

目前国内的很多学者回答“钱学森之问”时，常将原因归结为中国极度缺乏教育和科学研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此类立论的基础显然是理想状态下象牙塔内的科学研究，这不免忽视了现实社会中科学与其所处环境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张力和客观互动过程。但是，要想真正地找到“钱学森之问”的答案，必须得从实际出发来展开讨论，而不是简单地去憧憬一种不复存在的象牙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