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诺贝尔奖里的科学、国家和社会

我们首先想到，可以将上面提到的两个一边倒现象，做一番分析。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讨论两个问题：

问题一：为什么绝大多数的人们对诺贝尔奖如此信赖和崇拜？诺贝尔奖本身有什么神奇之处呢？由此，我们将诺贝尔奖项作为研究的对象之一。尽管国内也有些文字介绍诺贝尔奖的产生、评奖规则等，但流于描写，没有分析。国内没有多少人知道诺贝尔奖在设立之初差一点就胎死腹中。那么，诺贝尔奖如何由一个几近难产的个人奖项一步步变成举世闻名的科学或者文学桂冠，这本身就是很有趣的问题。除此之外，诺贝尔奖因为其越来越重要的符号作用，自身已经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

先看一下诺贝尔奖和经济的关系。

如果将诺贝尔奖的评奖和颁奖的组织者视为市场上的生产者，将诺贝尔奖奖项视为产品，将世界各国相关领域的科学家、文学家、经济学家等视为消费者。那么，很显然，从1901年至今，诺贝尔奖每年的获奖人数变化并不大。但与此相对，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大学中的研究者则获得数倍的增长。也就是说，诺贝尔奖的市场供需失衡严重，且越来越严重。这种情况下，当仅仅只有极个别的学者和科学家能够摘得诺贝尔奖的桂冠时，无疑，我们可以将诺贝尔奖视为一种奢侈品。奢侈品往往代表着尊贵、身份和独一无二，而诺贝尔奖在现实生活中也的确被人们赋予这种属性。

再来简要分析一下诺贝尔奖和国际政治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让各国纷纷领略到科学技术和一个国家的军事安全、国家利益之间的重要关系。美国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时就未雨绸缪，准备将在战争中积累的科技发展的经验用于战后。由那时起，西方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的发展方面大力投入，且非常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在这种背景下，被诩为科学桂冠的诺贝尔奖，自然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的参照物。我们说，科学与政治由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而诺贝尔和平奖和文学奖，则由于其本身就具有的文化性和政治性，更被不同的国家予以不同的解读。很多时候，将诺贝尔和平奖或者文学奖颁发给一个流亡作家或者持不同政见者，成为西方社会彰显自身的意识形态价值的最佳媒介。而那些授奖人所在的国家政府，则会为此而愤愤不平，并对诺贝尔奖本身产生敌意。

当瑞士洛桑管理学院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世界的国家进行竞争力的大排名时，诺贝尔奖获奖数和人均获奖数成为一个重要的测度指标。^[7]而全球竞争力本身不仅仅代表着经济实力，也代表着政治和文化实力，即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因此，世界各国对诺贝尔奖的喜好就可以理解了。

我们再看一下诺贝尔奖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

尽管一些专业学术团体也会面向全世界进行评奖，例如数学的菲尔兹奖等。但这些奖项要么过于专业化，要么奖励金额太少，或者奖励数量太多等，都没有诺贝尔奖的国际影响力。我们甚至可以说，诺贝尔奖是最早的全球化的产物。特别是我们前面分析了诺贝尔奖的市场供求关系，就可以假设诺贝尔奖的评奖颁奖机构就如同一个跨国企业，它生产的高端产品成为整个世界各国希望消费的对象。

最后我们看一下诺贝尔奖和科学主义文化的传播之间的关系。

诺贝尔奖尽管是颁发给个人的，但由于其附带的各项增值属性，获奖人在获奖后便被外界赋予更多的智慧和价值。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这一身份，大抵上可以与当时最重要的政要、最耀眼的影星和歌星享有同等甚至更高的社会地位。于是，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可以被一国的总统邀为座上宾，并向民众分享他对于不仅仅是文学，还包括政治、经济等的态度和观点。自然科学的获奖者则被赋予更多的科学领域管理者的角色，并担当起资政和向社会大众普及科学主义的重任。

上面我们简单地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对诺贝尔奖来了一个小小的解剖，但远远不止这些。

问题二：当代的中国人为何对诺贝尔奖如此关注，如此期待，也如此矛盾？这表面上看是人们对诺贝尔奖的态度问题，其实对诺贝尔奖的期盼和无奈的表象底下蕴涵着丰富的命题。我们先看两个命题：一是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并且我们的科学技术长期领先于西方世界，只是近代才逐渐落后。这个命题，是由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且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的。尽管李约瑟提出的命题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很多的争议，但在中国国内却十分自然地大受国人的欢迎。绝大多数国人既然认同了李约瑟的观点，也就深信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之伟大，也当然会非常期盼当代的中国人能够再一次在科学技术方面突飞猛进，再一次领先于世界，获得诺贝尔奖自是最好的一个标志。

问题其实没有这么简单。这个命题牵涉到中西文化比较，牵涉到如何认识中国和西方各自的文明及其发展。陈方正认为，李约瑟先生的开创性的工作虽然为中国文化带来无可比拟的巨大贡献，却吊诡地使得中西科学的比较更加难以客观和深入。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以相当公开和直白地宣扬中国传统科技的优越为终身职志，所以十分受国人欢迎；另一方面则因为他的二十多卷巨著并没有相应的西方科学史来加以平衡——某位西方科学史学家说得好：李约瑟为中国做到了我们自己也还未曾为西方文化应该做的事情！陈方正认为，夸大中国传统科技成就，和贬抑西方古代科学的重要性，虽然好像能够帮助重建民族自尊心，其实是极端危险，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8]基于此，对中西方的科学发展做一个简要的回顾，或者说对李约瑟问题做一个学理上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更平静地对待中西方的科学发展的差别，特别是中国延续到现在的对科学的认识和态度。这一点无疑对于我们看待诺贝尔奖，看待我们的科学土壤是非常关键的。

第二个命题的核心是人们对于中国科学家至今没有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恨铁不成钢。这种心态在每年诺贝尔奖颁布前后就会周期性地“发作”。这种恨铁不成钢，根本在于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生前提出的一个著名的问题：为什么当代中国产生不了创造性人才？这个问题一定程度上是对我们目前仍然没有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回答。对于钱学森之问的解答，目前虽然没有正式的学术文章进行系统的回答，但坊间的各类文章却异口同声地将答案指向了中国的教育制度、科研体制等。这类文章多半会历数我国教育和科研体制中的种种乱象和问题。这样的文章当然是需要的，不过我们还想再进一步，去探索为什么中国是目前这样的教育和科研体制？这个命题是一个国家内部方方面面和科学的关系问题，例如政治和科学、教育和科学、经济发展和科学，科学和科学家等，甚至还是一个不同国家之间的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当然，要真正回答钱学森之问，我们还要叩开历史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