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诺贝尔奖的功能和负功能：诺贝尔奖的科学社会学分析
像其他的制度一样，科学制度也发展了一种经过精心设计的系统，给那些以各种方式实现了其规范要求的人颁发奖励。当然，情况并非总是如此。这一系统的演化历经了好几个世纪的工作，而且显然，永远也不会结束。
——R.K.默顿[28]
从社会功能看，诺贝尔奖是一个“兼有荣誉性奖励和研究资助两项功能，但以荣誉性为主的货币资金体系”[29]。从科学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诺贝尔奖是作为一类奖励制度而存在的。对科学领域中有价值的东西的分级奖励，即科学家同行表示尊敬的承认，是按照科学成就的分层等级进行分配的。……在最近几十年中，由全世界知名科学家提名而获得诺贝尔奖，或许就是在科学界得到承认的成就的最高证明。[30]既然是一种奖励制度，那么我们就必须要考虑以下几点：一是这种奖励制度的评价体系是什么？二是这种奖励制度的作用又如何？三是这种奖励制度是否存在负面效应，在多大程度和范围内存在负面效应。这后两者在默顿那里，被称为奖励系统的功能和反功能。本节我们就来集中分析诺贝尔奖的功能。
（一）诺贝尔奖的功能及其局限
从正面作用来讲，可以分为对获奖者本人的影响，对其他同领域内者的影响，以及对整个该领域（例如自然科学的物理学科，或者文学领域）的发展的影响。
奖励制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对获奖者个人的社会认可，并可能通过奖金和社会地位等方式来帮助获奖者。当然，这种奖励对处于不同年龄段的人，不同处境的人的价值是不一样的。熊彼特曾说，“……人生的第三个十年，神圣的多产时期，每一位思想家都在这一时期创造出了后来会产生预期结果的成果”[31]。人类的成就，特别是知识领域的成就，多数都是在人们的青壮年时创造出来的。因此，奖励制度确立奖励时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基于很多研究或者成就是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检验才能为世人所普遍承认，因此有时一项奖励对于获奖人而言往往姗姗来迟。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化学家法拉第的谈话是经典的例子。法拉第因为首次发现了电磁感应而奠定了电磁学的基础，在物理和化学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00余年前，当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审议委员会问他：“在这个国家，是否政府或立法机关采取的任何议案都能改善科学的地位或科学工作者的地位呢？”法拉第当时已经63岁了，他说他本人很久以前得到过他所需要的一切帮助和承认，他不能说他不重视这些荣誉，他高度重视这些荣誉，尽管他认为他从不是为了荣誉或刻意追求荣誉而工作；但是即使新的荣誉“现在来了，它们也不再像当年那样对我有很大吸引力了”。
通常，对那些已取得重大成就的人，当他们在其生活的后期才获得荣誉性承认时，尽管他们也会高兴，但或许更多的是感到酸楚。[32]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作为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的创始人，当他1991年获得诺贝尔奖时，已经81岁。科斯在诺贝尔奖颁奖礼上讲到，一个学者必须承认：如果他说的是错的，立刻就会有人指出来，至于如果他是正确的，他会指望最终见到人们接受他的理论——只要他活得足够长。
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对迟到的荣誉的不公正性，并且从普遍意义上对奖励成就系统的不公正性做了说明。在他致英国道德与政治学会的信函中，他解释了为什么他必须谢绝当选的荣誉，他说这类荣誉对“更有前途的人”最有用，因为他们“陷于同偏爱成名的社会的不利环境进行的斗争之中”，有时这类奖励可以把他们从中解决出来，但是这种帮助通常是在不需要它时，当障碍被克服之后才到来的。[33]
因此，总体而言，诺贝尔奖作为一个奖励制度，和其他的奖励制度一样，对于那些年龄较大的获奖者而言，其鼓励和奖励的作用有限。但是，如果这个奖项授予给一个年龄较轻的，或研究正当年的人来说，理应作用更大。诺贝尔奖在尚未设立时，诺贝尔遗嘱的执行人和瑞典的几个机构进行谈判，他们一度达成协议，要建立一个庞大的高规格的诺贝尔研究院，然后用相当于研究津贴的形式发放诺贝尔奖，因为他们认为，诺贝尔不想将奖金给已经功成名就的科学家，而是想“帮助身无长物的梦想家。他们也许怀有绝世的诗才，但却默默无闻，甚至不容于世；年轻的研究工作者，在物理、化学或医学方面已经到了重要发现的边缘，但是没有能力实现”。[34]
不过这时也还要再进一步分析。对于一个科研状态正佳的获奖者而言，获奖可能给予他更充分的信心，更好的科研环境，更充分的经济支持，这些都会支持他、推进他的研究。但在很多时候，获奖也会给他带来很高的名望，或被委任为某个重要研究机构或者部门的负责人和行政管理者。这时对于其获得进一步的成果和贡献是好是坏，尚没有一致的结论。
从科学的累积性角度看，如果获奖者能够领导一个机构，带领更多的学者进行研究，整体来看是好事情。因为根据对历届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背景分析，在诺贝尔奖获得者手下进行学习和工作的人，获得诺贝尔奖的非常多。这是从师徒关系、科学的优势累积和传承的角度来看的。获奖者和没获奖者同样申请一个科研项目，或者各自都领导一个研究机构，那么显然，由于默顿所言的科学的马太效应的存在，诺贝尔奖者所在机构更有可能获得政府或者资助机构的青睐，获奖者提出的政策建议等也更有可能被采纳。这些整体来看对获奖者所在的机构或者他关注的领域的发展都是好事情。
但是对于获奖者本人，却未必是好事情，至少是不确定的。如果获奖者的研究状态已处于下滑，那么，他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项目和行政管理中，未尝不是好事。但是，如果诺贝尔奖者的研究状态正处于高峰期，则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管理中，却很可能是对其智慧和学识的浪费。
当然，以上的分析主要是针对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以上的分析还有个前提，即诺贝尔奖获得者志在于学术和科研。他并没有学而优则仕的主观愿望。
以上是从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奖对获奖者个人以及后续科学研究和研究团队而言的。诺贝尔科学奖正面作用可能更多地体现在其社会影响方面。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开始重视，或者越来越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政府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和投入，与历届诺贝尔科学奖的评选和颁发之间有一个相互促进的作用。每年诺贝尔奖的揭晓，都成为一项世界瞩目的盛事，这项盛事通过大众传媒、官方的回应等，推动着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和重视，也进一步推动着各国政府更加重视发展科学技术。诺贝尔奖一定程度上成为科学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代表。
对于诺贝尔奖的其他三个奖项，包括文学奖、经济学奖和和平奖，诺贝尔奖本身由于可能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因素，因此其社会影响是需要区分来看的。例如一些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对象与该国政府的政见相反或不同，从而遭到获奖者所在国政府对诺贝尔奖的批评或抵触，但却受到另一些国家的欢迎和支持。诺贝尔奖获得者这时并不像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那么受尊崇，有可能成为一个持不同政见者。而诺贝尔和平奖的意识形态形象更加明显。
（二）诺贝尔奖的第41席位者
法国科学院在较早时候就决定，只有40人能有资格成为法国科学院的40名定额院士。很长一段时间，法国科学院对数目的限制不可避免地把许多有才华的人排斥在科学院院士大门之外，包括笛卡尔、帕斯卡、莫里哀、卢梭、圣西门、狄德罗、司汤达、福楼拜、左拉等人，尽管在法国甚至世界上都是鼎鼎有名的人物，他们甚至比同时代的法国科学院院士更加有名，但他们却都不是法国科学院的院士。这些人因此被戏称为法国科学院的“坐第四十一席位者”。[35]
默顿认为，对于诺贝尔奖而言，可能存在两种错误。第一种指那些值得怀疑或价值不大的科学成果却获得诺贝尔奖的现象。不过这种错误总的来说并不多。第二种就是前面提到的“坐第四十一席位者”现象。因为诺贝尔奖的规则规定，一个奖项最多只能授予3人。以诺贝尔科学奖为例，科学的发展并不是一贯的平静如水、步步为营，有时科学会有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在很短时间内会涌现出众多的杰出人物。他们可能都有获得诺贝尔奖的资格。但是由于诺贝尔奖的获奖名额限制，他们却只能默默地“坐第四十一席位”。这些坐在第四十一席位者构成了一个杰出者群体，如果从1901年诺贝尔奖开始颁发算起，这些第四十一席位者的名单可以列的很长很长。
如果将第四十一席位的现象再做一个扩展，我们用它来分析诺贝尔奖本身。诺贝尔奖到目前为止，只有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和平、文学，以及由瑞典银行设立的经济学奖。对于大众而言，获得诺贝尔奖相当于整个科学领域的最高荣誉。但是，区区3个（如果加上经济学奖，就是4个）诺贝尔奖，岂能涵盖整个科学领域。例如环境科学、地质学、天文学家、非医药取向的生物科学和数学等，这些科学领域对一个国家非常重要，也同样应该赢得人们的尊重。但是，正如朱克曼所言，诺贝尔奖金有一种超出科学以外的特殊意义，使得在它颁发范围之外的科学家，虽然无人有意安排，却不知不觉地被贬到第二流的地位。事情几乎到了这种地步，如果一门学科没有自己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便不成其为一门曾对科学知识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学科。[36]
（三）诺贝尔奖可能的负面效应
一些科学家认为诺贝尔奖对科学是无益的。其一，它并不促进科学知识的发展。因为奖金强调的是报酬而不是直接促进学术的发展，这就会使科学家们放弃艰深难解的课题，转而从事“能获奖的”研究。这将会使科学界集中注意某一狭小范围内的若干问题，而其他许多问题得不到充分研究。也会使希望得奖的科学家不去研究重大的实际问题，而比较专一地潜心于某些基本理论问题。这一点在中国也是存在的。我们知道中国近些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主要集中于一些重大的实际问题。因此，从国家的需求角度上看，以及政府通过科学奖励系统对科学研究的方向指导看，政府都会重点表彰和奖励国家急迫需求的应用性研究。这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也是朱克曼所担心的。他推测到，既然科学界的奖励制度只表彰解决问题而不表彰未能成功的大胆尝试，只表彰对热门问题的研究而不表彰对冷僻问题的研究，那就难免造成一种都来“赶浪头”的影响，引起科学界注意力的集中。[37]
其二，诺贝尔奖金使人们首先过分关心获得承认和奖励，而不是首先对科学工作本身发生兴趣，这实际上就妨碍了科学的发展。
其三，从诺贝尔奖获得者成名之后的工作经历可以发现，获得诺贝尔奖金往往降低了获奖人对科学不断做出贡献的速度。因为成名之后，种种的需求和引诱相继而来。一旦获奖者深陷其中，就可能会影响他们的科学研究工作的进度。
有人可能会说，诺贝尔奖促进了科学界的创新和进步。但无数事实证明的是，科学的历史进程并不因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而有多大变更。科学领域经常出现的是，好几个人同时独立做出了同样的发现。这一现象提醒我们，这位或那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本来可能做却没有做的工作，总会有别人去完成——也许不是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进行，但他们对本门科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却大体相似。而诺贝尔奖金的存在，过分强调了获奖人的个人贡献，并使他们显得是科学的实际发展过程中独立无二的不可或缺的人物，从而充分地体现了英雄发展科学这一理论。[38]它最终将降低科学活动的质量。
（四）诺贝尔奖的象征意义
朱克曼曾说，诺贝尔奖金已经成了形容最高成就的一种比喻。当心理学家们谈论“诺贝尔奖奖金狂”时，我们也知道他们指的是这样一种症状，即追求最野心勃勃的目标。当科学家们读到那个不祥的声明，说的是对研究工作的拨款已经大为缩减以致全国科学基金会“甚至不能保证对最优秀的人物——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给予支持”时，他们很快意识到自己获得研究经费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了。
朱克曼认为，诺贝尔奖金的任何一个特点都不足以说明它之所以获得巨大声望和威信的原因。毋宁说，这种声望和威信来自它整体，由于综合了一些互相作用的特点而形成的优越地位，尽管单从它的任何一项特点——例如它比较悠久的历史，奖金的数额，或授奖单位的威望等——来看，别的奖金都可能跟它媲美甚至超过它。从这方面说，各种奖金之间在争取威信上所进行的没有计划的和不言而喻的竞争，多少有些类似运动会上关于十项运动的有计划的和公开的竞争，而诺贝尔奖金由于它在一系列博取威信的特点上居于领先地位而成为冠军。
诺贝尔奖最初的奖金额是20年的工资收入。按照诺贝尔本人的意思，是要让获奖者在获奖后，生活有良好保障的情况下继续致力于研究事业。奖金额最初的金额这一点在诺贝尔奖一公布立即使诺贝尔奖在公众的心目中变得难能可贵。很多国际媒体，例如《纽约时报》都予以重点报道。除了奖金额高之外，诺贝尔奖同时又几乎是全世界最国际化的奖项。这种国际化有助于获得世界范围内的声望，它每年一度重新提醒公众注意它的国际性。而它的影响和威信又反过来引起激烈的国际竞争，这种竞争又进一步加强了奖金的影响和威信，因为人们焦急地等待着一年一度的奖项的揭晓，然后迅速重新计算各国在奖金获得者数目上那种逐渐变化的竞争记录。它的各项特征之间相互加强的正反馈作用，明显提高了诺贝尔奖作为科学成就的一个普遍象征的巨大威信和广泛影响。
在诺贝尔奖获得名声过程中，政治和媒体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每年12月10日，阿尔弗雷德·诺贝尔逝世纪念日，都会举行有点世纪末味道的盛大的颁奖仪式。仪式中，瑞典国王扮演重要的角色。[39]这就将历史、政治、国家和科学、社会等全部凝聚在了一起。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尽管对诺贝尔奖的评选带来了诸多困难，但也未能减弱人们对诺贝尔奖的狂热。在媒体和科学领导人的操纵下，诺贝尔奖不但提供了一个自我庆贺的机会，也借此扬名海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西方一些自诩的文明国家对和平竞争通向进步的信念，转变成更为庸俗的国家自我吹捧的花招。在那些牺牲了数百万人的国家里，人们不论是进行集体哀悼或是集体庆祝，都要求有纪念他们国家荣耀的活见证。在大众媒体和利益集团的引导下，公众将诺贝尔奖、奥利匹克奖章和其他国际间可见形式的竞争看作一种国家光荣（如果不是优越性）的见证。在美国，随着美国人把越来越多的诺贝尔奖捧回家，媒体、地区爱国者和学术企业家也逐渐养成了一种对诺贝尔奖的崇拜。[40]
（五）诺贝尔奖符号和中国：声誉资本的夸大和转移
本书后面的章节将阐述中国科学界与诺贝尔科学奖之间的距离。这个讨论的前提是我们假设或者认可诺贝尔奖是名副其实的科学界第一奖。
但是在现实中，诺贝尔奖由于其超过奖项本身的象征意义，因此，从资本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将精英们获得的诺贝尔奖视为获得了一种声誉资本。各个国家、地区、机构和组织计算和宣称自己拥有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人数，就是致力于把诺贝尔奖的威力转移到形形色色的组织和事业上去，由此将诺贝尔奖的声誉资本转移到自己组织身上，获得了自身在竞争者中的优势地位。对于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则往往被捧上天，被奉为获奖领域的代言人。很多获奖者自然不会谢绝这样的好事，他们不但声称自己是为事实所证明的本行中的佼佼者，甚至还以无所不知、处处是权威自居。也就是说，获奖者也将诺贝尔奖的声誉资本转移到其社会资本或者其他方面，供自己使用。
诺贝尔奖的声誉资本的转移前文已经简要说明了。在中国的当下，这种声誉资本的转移尤为明显。一方面，中国本土仅有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还无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或者经济学奖。另一方面，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中国尤为稀缺，其声誉资本也就更为机构和组织，乃至社会大众所看重。因此，国内的很多地方政府都花大气力请国外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参与其举办的活动。2013年9月10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13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已经是2005年以来的第9次论坛了。国外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中国当然会受到格外的礼遇。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纷纷接受邀请参加国内的活动，他们除了参与那些与自己专业相关的活动外，还经常就超出自己领域的问题等发表意见。尽管他们可能并不熟悉这些领域，但他们却侃侃而谈，自信满满。中国的地方政府或者商界则也深以为是，相信权威，特别是期待权威说出他们想听的或想说的话。
[1] ［美］罗伯特·马克·弗里德曼：《权谋——诺贝尔科学奖的幕后》，杨建军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2] ［瑞典］肯尼·范特：《诺贝尔全传》，王康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版，第403页。
[3] 同上书，第405-406页。
[4] ［美］罗伯特·马克·弗里德曼：《权谋——诺贝尔科学奖的幕后》，杨建军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5页。
[5] ［美］罗伯特·马克·弗里德曼：《权谋——诺贝尔科学奖的幕后》，杨建军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7页。
[6] 同上书，第29-30页。
[7] 同上书，第31页。
[8] 同上上，第67页。
[9] ［澳大利亚］彼得·杜赫提：《通往诺贝尔奖之路》，马颖、孙亚平译，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
[10] ［瑞］伯根格伦：《诺贝尔传》，孙文芳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3页。
[11] ［美］罗伯特·马克·弗里德曼：《权谋——诺贝尔科学奖的幕后》，杨建军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中文版序第Ⅱ页。
[12] ［美］罗伯特·马克·弗里德曼：《权谋——诺贝尔科学奖的幕后》，杨建军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13] 后文会对诺贝尔奖的符号特征作专门的分析。
[14] ［美］罗伯特·马克·弗里德曼：《权谋——诺贝尔科学奖的幕后》，杨建军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6-79页。
[15] ［澳大利亚］彼得·杜赫提：《通往诺贝尔奖之路》，马颖、孙亚平译，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页。
[16] “Einstein the Revolutionist”,New York Times ,Apr.19,1955. 转引自［美］沃尔特·艾萨克《爱因斯坦传》，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481页。
[17] ［美］罗伯特·马克·弗里德曼：《权谋——诺贝尔科学奖的幕后》，杨建军译，世纪出版社集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18] 刘宏：《诺贝尔奖的设立对科学建制的影响》，中南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8页。
[19] 2005年，为了庆祝爱因斯坦首先发表的关于量子理论、布朗运动与狭义相对论的传奇论文100周年,国际物理社会及各国物理学会在2005年(及其前后)采取多样化的形式,开展一系列重大庆祝活动，如“物理照耀世界”光束全球传递活动，2005年被定为“世界物理年”。
[20] ［美］沃尔特·艾萨克：《爱因斯坦传》，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275页。
[21] ［美］罗伯特·马克·弗里德曼：《权谋——诺贝尔科学奖的幕后》，杨建军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页。
[22] ［美］沃尔特·艾萨克：《爱因斯坦传》，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276页。
[23] ［美］罗伯特·马克·弗里德曼：《权谋——诺贝尔科学奖的幕后》，杨建军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页。
[24] ［美］罗伯特·马克·弗里德曼：《权谋——诺贝尔科学奖的幕后》，杨建军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页。
[25] ［美］沃尔特·艾萨克：《爱因斯坦传》，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277页。
[26] ［美］沃尔特·艾萨克：《爱因斯坦传》，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277页。
[27] ［美］罗伯特·马克·弗里德曼：《权谋——诺贝尔科学奖的幕后》，杨建军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
[28] ［美］R.K.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下册），鲁旭东、林聚任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00-401页。
[29] 赵万里：《从荣誉奖金到研究资助》，《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第3期。
[30] ［美］R.K.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下册），鲁旭东、林聚任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06页。
[31] ［美］R.K.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上册），鲁旭东、林聚任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页。
[32] ［美］R.K.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下册），鲁旭东、林聚任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601页。
[33] 同上书，第601-602页。
[34] ［美］罗伯特·马克·弗里德曼：《权谋——诺贝尔科学奖的幕后》，杨建军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35] ［美］R.K.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下册），鲁旭东、林聚任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605-607页。
[36] ［美］哈里特·朱克曼：《科学界的精英——美国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周叶谦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38页。
[37] 同上书，第339-340页。
[38] ［美］哈里特·朱克曼：《科学界的精英——美国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周叶谦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40-341页。
[39] ［美］哈里特·朱克曼：《科学界的精英——美国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周叶谦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6-30页。
[40] ［美］罗伯特·马克·弗里德曼：《权谋：诺贝尔科学奖的幕后》，杨建军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