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迟到的奖章：爱因斯坦和诺贝尔奖评委会的戏剧
人站在这个微不足道的地球上，凝望着浩瀚的星空、巨浪翻腾的海洋和摇曳多姿的树木，不仅浮想联翩。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300多年来，我们中间出现的最有思想的探索者莫过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纽约时报》[16]
委员会的成员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在甄选候选人的过程中如何看待自己的任务？他们认为科学上什么是重要的？什么因素可能影响他们的决定？……也许我们可能身临其境去观察他们，体验他们评估候选人的繁难任务，和决定每年一度的颁奖时所面临的许多问题。
——罗伯特·马克·弗里德曼（2005）[17]
诺贝尔奖是世界上几乎所有科学家都希望获得的荣誉。因为诺贝尔奖差不多象征着科学的最高层级，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则会跻身顶级科学家的行列。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也总是作为居高临下的评判者来决定谁能够进入这个顶级科学家的行列。不过，这种事情也有例外，大致也是20世纪所有诺贝尔奖中的一个例外。人们大都认为，这个人不管是否获得诺贝尔奖，都无法掩盖他的光芒，掩盖他20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的称号。但是，如果他没有获得诺贝尔奖，那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即诺贝尔奖一定是不公正的，甚至是“瞎了眼的”。这个人，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一）诺贝尔科学奖的评奖：理想和现实
爱因斯坦堪称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他获得了192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但蹊跷的是，1921年的物理学奖虽然最终授予爱因斯坦，但却是在1922年授予的。就在1921年时，委员会否定了对爱因斯坦的提名，当年的奖项因而暂时空缺。需要注意的是，爱因斯坦没有被选中并不是因为有更优秀的人选——正如我们在后面将要提到的科学界的故事。同样蹊跷的是，爱因斯坦1921年获奖的原因并不是他最有名的相对论，而是光电效应。这两点就足以勾起我们的兴趣，爱因斯坦的通向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奖之路，可看作是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的提名和确定过程的一个展现，只不过这个展现多了些地方主义的狭隘、意识形态的斗争，以及组织的潜规则，却少了些公平、公正和公开。
当然，需要声明的是，我们分析爱因斯坦获诺贝尔奖的例子，并不是要完全否定诺贝尔奖的公正性和科学性。恰恰相反，爱因斯坦的案例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奖项，不管它的制度和规则设立的多么完备，在实际的评奖过程中，仍然存在各种各样影响结果的因素，即使著名的诺贝尔奖，也概莫除外。我们无法否定这些因素的存在，但确实要时刻当心。目前已经有非常多的文字来分析诺贝尔奖的评奖特点，强调这些特点的优越性。以下的文字是类似观点的典型：
诺贝尔奖的评选实际上采取的是“无条件提名-投票制”。所谓“无条件”，其实质就是将评选条件全部交给提名人和评选委员会全体成员。它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1）公开性。每年秋季诺贝尔奖各专门委员会给许多国家的大学知名教授，科学院院士和符合诺贝尔奖评奖委员组成条件的数千名人士发出私人邀请信，约请他们提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奖候选人。这一向全世界范围内科学共同体人士征集被提名人的方式充分体现了奖金评选的公开性原则。
（2）公正性。公正性要求被提名人要能得到客观和无偏见的评审。其实，从整个评奖过程来看，每个环节都努力试图消除可能会出现的主观偏见和徇私作弊的情况。首先，最广泛征集被提名人的方式，足以消除因国籍、政治态度、权威等造成的影响。其次，虽然由5名成员组成的诺贝尔委员会负责具体筛选候选人，但他们并没有表决权，仅仅只有提名权。真正享有确定获奖名单的是授奖全体会议的无记名投票，物理学奖和化学奖全体会议成员共为300名，生理学或医学奖全体会议成员50名。由此可见，诺贝尔奖的评奖制度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每一个被提名人都将受到相当公正的评选。
（3）权威性。从诺贝尔奖的提名人以及评奖委员会的组成名单来看，他们不仅自己具有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而且是非常杰出的科学家，这确保了评奖的权威性。
（4）可靠性。科学成果，即由科学家们生产出来的科学知识是一种建立在经验和逻辑基础上的高度系统化、组织化的知识，没有受过长时间严格专业训练的人别说做出可靠的评价，即使理解其意义都力不从心。而各个科学共同体中的成员由于所受教育和训练相同，内部交流比较充分，专业方面的看法比较一致，对本范围内科学家做出的科学成果就有足够的鉴别能力。诺贝尔奖的层层评审制度，为新发现的科学知识的正确无误提供了保障。其实，在实践中，由于认识到不可能绝对正确，诺贝尔奖各专业委员会倾向于采取一条相当保守的原则:旨在减少授奖中的错误而不是减少不授奖中的错误。他们宁可犯这种错误而不犯另一种错误。当某种科学贡献是否正确还属于可疑的情况时，这些判断者就把它否决掉，宁可选择那些看来不那么重要的，但是经过比较彻底的考验的贡献。[18]
文字可以写得很漂亮。但在诺贝尔奖的评奖历史上，的确有很多的人为因素影响了一些奖项的评选。在早些年代，这种不公平、公开、公正的评奖行为则更为多见。让我们来看这类事件的经典案例——爱因斯坦的诺贝尔奖。
（二）爱因斯坦进入诺贝尔评委会的视野
1919年5月，英国派出两支日食观测队，分别到巴西和非洲西海岸，在日食期间进行观测，发现光线经过太阳时发生了偏离现象。1919年11月，在英国皇家学会和皇家天文学会的联合会议上，科学家戴森教授宣布了观测结果，证实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伦敦《泰晤士报》于11月7日发出头版头条新闻“科学革命：牛顿的思想被推翻”。英国皇家学会的实验证实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后，爱因斯坦获得了全世界的关注，以及众多科学家的拥戴，他被视为在世的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在1920年，科学文化和大众传媒，将爱因斯坦和相对论作为一个史无前例的焦点。很多人都在猜测，瑞典皇家科学院会不会给爱因斯坦1920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爱因斯坦对自己在科学界的地位是非常清楚的，他甚至在1918年和米列娃离婚时，就承诺把将来得到的诺贝尔奖金3.2万美元交给米列娃作为儿子的抚养费。
1905年26岁的青年爱因斯坦发表了6篇划时代的科学论文。很多人认为其中至少有三篇（即关于量子理论、布朗运动与狭义相对论的论文）以上，其中每一篇都造成了物理学思想上的巨大改变，可以分别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年因此被称为爱因斯坦奇迹年。[19]1915年是爱因斯坦的另一个“奇迹年”，他在这一年完善了他的广义相对论。他预言，当恒星的光非常接近太阳时，因为太阳的引力将会有一个小小的偏离，这就是广义相对论的“光线偏折”预言。他还提出这种恒星光线的弯曲是可以用实验方法测量，从而可以验证的。不过直到这时候，爱因斯坦的名声还基本上是在科学界范围内。而且科学家对爱因斯坦预言的反应也很不相同，相信的少，怀疑和反对的多。使他在公众中间声名鹊起的，是1919年日全食观测验证了光线偏折的预言。爱因斯坦因而一夜成名。
早在1910年起就不断有著名科学家推荐爱因斯坦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候选人。191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斯特瓦尔德首次提名爱因斯坦。他在1901年时曾拒绝过爱因斯坦的求职申请。或许这次提名是一种对自己早先犯下的错误的一种弥补。他在提名中盛赞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强调这一理论涵盖了基础物理学，而不像某些诋毁爱因斯坦的人所声称的仅仅涉及哲学理论。1910年以后他又数次提名爱因斯坦。
1910年后的十年间，爱因斯坦获得过8次提名。尽管爱因斯坦被提名数次，且有很多非常著名的科学家支持爱因斯坦，但当时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并不认可理论物理学的研究。1910年到1922年，诺贝尔奖物理学委员会的五位成员中有三位都是来自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他们都精通物理实验，而不很熟悉理论。在这些物理学家的眼里，一个物理学家的分量取决于他在精密测量上的能力。在物理学上使用艰深的数学是件不寻常的事，他们认为理论应该简单，而且可以由实验直接导出。这也决定了诺贝尔奖物理委员会的观念，影响到他们的选择。委员会的委员，以自己手里的投票权来自诩为这门学科的守门人，把持有不同物理学见解的人拒之门外。
（三）历时三年的曲折评奖历程
1.1920年的失败
1920年时，物理委员会委员哈塞尔贝里，本已经卧床数年，准备退休，不料此时病情恶化。这时的委员会希望通过某种方式向他致敬。在当时的瑞典学术界，一个行规是允许一个即将退休的教授在他的继任人的选择上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委员会中的当权派希望整个委员会显示出和睦，自然愿意尊重和支持哈塞尔贝里提名的候选人。哈塞尔贝里非常喜欢精确度量学，赞赏国际度量衡署的瑞士籍署长纪尧姆（Charles-Edouard Guillaume）的工作，因此从1908年开始就不断提名他。但纪尧姆没有获得其他人的提名。哈塞尔贝里甚至在1912年的报告中提到，纪尧姆的镍钢合金发现是绝对符合诺贝尔奖的要求的。正是因为这样，1920年哈塞尔贝里病重时，委员会提名了纪尧姆。
当然，除了组织内的和谐和潜规则外，政治因素也影响了委员会的决定。在当时，一些批判者认为，自富兰克林降服闪电之后，爱因斯坦忽然一下子成为了国际上最著名的科学家和超级巨星，恰恰证明他善于自我推销，不配获得诺贝尔奖。当时还有一些反犹主义的批评者发动了一场反对爱因斯坦的运动。这场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勒纳德极力劝说其他人相信，“相对论实际上不是一个发现”，而且也没有得到证明。[20]
前面提到的诺贝尔委员会对实验物理学的精通和对理论物理学的排斥，显然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诺贝尔委员会尽管收到众多的对爱因斯坦的提名（他的提名数遥遥领先），但基于上面的原因，丝毫没有打动委员会的心。在1920年的报告中，委员会只是轻描淡写地略过爱因斯坦。1920年9月，病榻上的哈塞尔贝里写信给委员会，说他将会很高兴见到纪尧姆得奖。最终，瑞典皇科院的投票结果没有使哈塞尔贝里失望。
2.1921年的搁置
到了1921年，公众对爱因斯坦的狂热已经如火如荼。爱因斯坦在物理学界的地位得到毫无疑问的肯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科学家持续地对德国科学界进行抵制。而爱因斯坦，因为其杰出的成就，赢得了全世界科学界的喝彩，也成为唯一一名受到协约国科学家提名的德国候选人。[21]著名学者、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爱丁顿认为，爱因斯坦甚至像牛顿那样超过了他的同时代人。[22]当年32名提名人中有14人推荐爱因斯坦，远远超过其他竞争者。但14人之外其实还有一些人原本要提名爱因斯坦。他们或者因为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偏见和判断让人感到迷惑、失望，或者由于1920年的事件而怀疑是不是有法律上的限制不许为理论物理学家授奖。
不仅在其他国家，即使在瑞典也掀起了一场爱因斯坦热，而1921年正值这场“热浪”的高潮期。除了科学上的巨大贡献外，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成为那个时代的象征和争议的焦点。激进人士认为相对论是从社会、文化和智性传统束缚中的一种解脱。而保守派的学界领袖和文化批评家则害怕相对论所蕴涵的价值相对性的意思。委员会的委员们很难想象让这位头发蓬松、政治上和智识上的激进分子作为物理学的头面人物站在诺贝尔奖的颁奖礼舞台上，从他们尊敬的瑞典国王手中接过诺贝尔奖。[23]
这一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安排委员会委员、乌普萨拉大学眼科学教授古尔斯特兰德就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物理学贡献做一份报告。
古尔斯特兰德是瑞典皇家科学院最有名的院士之一，曾经获得1911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虽然他的本专业是医生，但他获得了医学和物理学两个教授头衔。最有趣的是，尽管他对高等数学和理论物理学知之甚少，但他在皇家科学院的“乌普萨拉帮”的帮助下，1911年被选入诺贝尔奖物理学委员会。古尔斯特兰德根本不懂相对论，但他决定不能让爱因斯坦获奖。他坚持认为，诺贝尔奖这一伟大奖项不应该授予这样一个高度思辨的理论。这个理论虽然现在引发了公众狂热，但很快就会消退。
在一个孤立的地方上有名的小学术环境里，自傲像潮湿的地窖中的霉菌一样繁殖。自傲也促使古尔斯特兰德与爱因斯坦作对，促使他力图向委员会、皇家科学院和瑞典社会来证明相对论是毫无价值的。同其他地方一样，在瑞典皇科院里头衔和权威有时，尽管不是永远，被误认为是专家的标志。[24]
最终，瑞典皇家科学院经过投票，没有定出其他人选，而是暂时将1921年的物理学奖推迟到1922年。这或许是由于有了1920年的教训，从而尽量选择一个对爱因斯坦伤害较小、从而对爱因斯坦的支持者打击较小的做法。
当然，这种做法还是引发了一些科学家的批评。法国物理学家马塞尔·布里渊在1922年的提名信中说：“试想一下，如果50年后爱因斯坦的名字没有出现在诺贝尔奖获奖名单中，舆论会怎么想。”[25]
3.1922年：迟到的奖章
这一年，爱因斯坦在提名人中仍然获得压倒性的支持。不过有一个人尽管也提名了爱因斯坦，但与众人不同的是，他提出的推荐理由是光电效应定律的发现，而没有提相对论。
这个人是奥森，古尔斯特兰德的同事和朋友，在理论物理学方面有相当造诣，他在该年刚刚成为委员会委员。他此次提名颇费心机。一方面他知道诺贝尔奖的声望已经开始下降，奖金额的贬值是一个原因，但1920年度颁奖给纪尧姆也影响广泛。奥森认为给爱因斯坦一个奖，应该能够为诺贝尔奖机构带来名声。
他考虑到相对论问题太富争议，最好另谋出路。他提出将“发现光电效应定律”作为爱因斯坦的获奖原因，不是因为任何理论，而是因为一条定律的发现。这条定律已经完全被实验所证实。奥森还提出，授予爱因斯坦迟到的1921年的诺贝尔奖可以使委员会同时授予青年物理学家波尔192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因为波尔提出的原子模型是建立在对光电效应定律的解释上。这种做法非常巧妙，它既能有十足的理由确保当时两位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同时又不违反瑞典皇家科学院重视实验的传统。[26]1922年9月6日，瑞典皇家科学院投票，爱因斯坦和波尔被分别授予了1921年和192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爱因斯坦1922年应日本改造社邀请赴日讲学，抵达日本前曾乘“北野丸”号于1922年11月13日在上海短暂停留；当日，瑞典驻上海总领事通知爱因斯坦获得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当爱因斯坦终于获得诺贝尔奖时，他已经对此期待了3年。他1919年以来深受离婚后经济的困扰。因此，他获奖后对一位瑞士记者说，奖金为一个古老的不公作了一种“社会性的调整”，“通过奖金，科学家们终于可以从他们的工作上获得利益，就像生意人一样”[27]。
（四）诺贝尔奖的评奖是科学公正的吗？
前文已经对爱因斯坦的迟到的奖章的不平凡经历做了描述。可以说，瑞典皇家科学院是在巨大压力下决定授予爱因斯坦诺贝尔奖的，因为提名他的人太多了，而且物理学界的大人物也已经承认了爱因斯坦的成就。
在中国多年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尤其是文学奖的时候，很多国人都会猜疑诺贝尔奖评选中的确存在的不公平。种种资料表明，许多年来，诺贝尔奖评选中的确存在着巨大的缺陷与不足。而最为明显的证据就是众多伟大的科学家或文学家却没能获得诺贝尔奖的表彰。弗里德曼就指出：“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诺贝尔奖的获奖者就是一群‘最佳’的科学家。有些20世纪最伟大的智识成就，并没有被斯德哥尔摩认可……”他认为，大量具有突出成就的科学家并不能获得诺贝尔奖的肯定，这就说明了诺贝尔奖评选中的弊端，以及这个奖项带有的偏见。
诺贝尔奖形成的初年，就错过了很多伟大的科学家。例如创立元素周期表的化学家门捷列夫。在诺贝尔奖评选的最初几年，这位年迈的化学家已经基本停止研究。一些人以诺贝尔奖是奖励目前仍活跃在科学界的人为由，拒绝将化学奖颁给门捷列夫。但是，凭着他对化学所做的贡献，却不能得到一枚奖章的肯定，这一点值得遗憾与思索。
提出遗传物质是核酸而非蛋白质的奥斯瓦尔德·艾弗里（Oswald Avery）曾于20世纪30-50年代多次获得诺贝尔奖的提名。但是，因为一些评委的某些落后陈旧的观念，这位在DNA研究上具有重要成就的科学家始终没能得到诺贝尔奖的肯定。这就再次说明，评委们的观念可能造成巨大的谬误。
另外，发现核子裂变的利塞·迈特纳（Lise Meitner）、进行太阳中微子研究的约翰·巴赫恰勒（John Bahcall）、发现链霉素的艾伯特·沙茨（Albert Schatz）等有着杰出贡献的科学家，都因为各种原因没能登上诺贝尔奖的领奖台。
在文学奖方面，也有许多典型的例子。被列宁称作“俄国革命的镜子”的列夫·托尔斯泰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世界最伟大的作家、思想家之一，当时的文坛无出其右。他所创作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世纪之作，随意选出一部，几乎都配得上诺贝尔文学奖。当时的候选者又有谁能与他相提并论呢？但是，瑞典文学院却以托翁晚年的宗教思想而拒绝授奖。这件事能够看出当时的评委们违背了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愿，将政治、宗教偏见带进了诺贝尔的评选中，使得这个奖项成为了某种政治、宗教意图的工具，这无疑是令人痛心的。当然，也有坊间之谈认为，托翁是自己主动拒绝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
还有就是遗嘱执行的教条性产生的影响，最出名的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他的社会问题剧，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尤其是代表作《玩偶之家》中娜拉出走后留下的疑问，曾在中国文坛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是，诺贝尔的遗嘱中要求文学作品要具有理想主义的要素，而易卜生的作品大多是深刻揭露社会的黑暗、人性的缺陷，因此，瑞典学院院士多以此为由，否定易卜生的文学地位。在这里，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成为影响授奖的因素。
除了托尔斯泰、易卜生等人外，诺贝尔文学奖还没有颁发给高尔基、瑞典文学家斯特林堡、阿根廷文学大师博尔赫斯等人。这些文学大家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而很多获奖者的文学成就根本无法与他们比肩。可以说，诺贝尔奖没有颁发给他们，是自己的一种损失。
众多的“遗珠”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诺贝尔奖评选规则必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根据各种历史材料可以看到，早期诺贝尔推荐和评选缺乏一种明确的规则，因此，诺贝尔奖刚开始的几年出现了许多令人不满的状况。诺贝尔奖不能说明获奖者的成就，众多该受到表彰的人总是与此奖项擦肩而过，而一些得奖的人却名不见经传，成就较小；获奖者分布也出现抱团的状况，有些国家（例如早期的瑞典等北欧国家）成为得奖大户，而有些国家则总是无人得奖（这一点在文学奖中尤显突出）。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诺贝尔奖评选中存在的不公平因素主要体现在评委个人权力的过大、具有国别偏见、瑞典本土参选者受偏爱等等问题上。
比如在评委的个人权力的问题上，早期的诺贝尔奖评选更像是一种松散的个人力量之间的博弈。一些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科学人物会对评奖产生决定性的作用，例如瑞典化学家阿伦尼乌斯、物理学家西格班、奥森等。而这些评委们总是青睐于与自己的专业有着密切相关的人，而且还在评选中表现出明显的偏见。评委之间的相互争权也是很突出的。掌握权柄的阿伦尼乌斯与另一位评委米塔-列夫勒明争暗斗，他们为不同的候选者而摇旗呐喊，其结果是某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力压著名科学家而获奖。不难看出，弗里德曼称之为“乌普萨拉的小教皇们”的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所做出的选择不能保证绝对的公正，甚至，他们可能是一种特权的拥有者，而且他们并不总是对自己的特权负责。
正如上文所说，诺贝尔奖对于瑞典本土人士是有所偏爱的，尤其是在早期。弗里德曼指出：“皇科院（皇家科学院的简称）对本地英雄（local heroes）的偏爱，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有力地展现出它拥有诺贝尔奖的‘所有权’。在这方面，一个持续的信念——诺贝尔的遗产理所应当地属于瑞典科学界——一再地浮现出来。”许多本来不具备得奖的条件，甚至不具备科学家的身份，却能令时人大跌眼镜地获得诺贝尔奖。比如1912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没有将物理学奖颁发给普朗克、卡夫林-昂内斯等著名物理学家，而是发给了达伦，一位皇家科学院技术组的成员，一位工作所用的都是已知原理的工程师。前文提到的1920年的物理学奖获得者纪尧姆，是国际度量衡署的瑞典籍署长，根本算不上一位物理学家，而且只被居伊（C. E.Guye）一人提名，他自己都很惊奇自己的获奖。当时的世界物理学界就此对皇家科学院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来自于瑞典本土。本土科学家受到照顾，与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愿是相违背的。想当初，诺贝尔的遗嘱是为瑞典皇室所不满的，其原因就在于诺贝尔奖没有偏向瑞典人。而在评奖的最初几年，瑞典皇家科学院等评选机构利用手中的权力，悖逆了诺贝尔对于人类科学、文学、和平事业的伟大理想和博大胸襟。
幸运的是，这些不公平的现象随着诺贝尔奖历史的进程而不断得到修正。在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中，并未明确提到应该如何推荐、评选获奖者，这就成为后来的若干年内诺贝尔评选规则在一定程度上的混乱。但是，随着这个奖项逐渐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和重视，它的规则也不断得到明确和固定。例如弗里德曼在《权谋》一书第四篇中以诺贝尔化学奖的评选变化为例，说到这个奖项曾经的状态与经历的变化，科学界人士对于个别评委绝对权力的抵抗，从而来维护这个奖项的公平性以及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留下的伟大物质与精神遗产。这些内容正体现诺贝尔奖的评选从开始的不完备状态经历了各种权衡和斗争，走向今天的较为完善状态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