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家的盛典：诺贝尔奖和瑞典
每个诺贝尔奖都可比拟为一面瑞典国旗。
——罗伯特·马克·弗里德曼[8]
（一）被神话化的诺贝尔奖
今天的诺贝尔奖，已经成为标榜人类最高智慧的一个奖项。众多科学家、文学家大多以得奖为莫大的荣誉。每个得奖的科学家和文学家大多受到全世界的尊重与瞩目，而随后而来的将是各种巨大的利益。似乎，获奖者将会成为其所在领域里的最突出者，其后而来的可能不只是金钱、荣誉，更有权威与社会地位，他的研究成果也可能获得人们的肯定与推广。在这里，诺贝尔奖不只是一种表彰的手段，更像是一种点石成金的“仙术”。而在这种“仙术”背后，瑞典皇家科学院及其他评选单位就成为评价人类智慧与成就的权威，而瑞典、挪威的国家形象、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则得到潜在的提升。
虽然诺贝尔奖本身对每个人的影响不同，但是对于诞生在瑞典国土上的奖项，它在世界上的总体影响还是值得考虑的。说到底，诺贝尔奖最大、最长久的赢家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出生的这个国家。[9]
作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遗嘱的重要执行人之一的拉格纳·索尔曼在自己的书中总结诺贝尔奖设立的过程时说道：“对于我们的国家来说，颁发诺贝尔奖的任务是一项特权，而诺贝尔基金会作为一个整体，则是一项有着巨大价值的财产。从各方面来看，那些关于在执行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委托给我们的责任时必将遇到巨大冒险和困难的悲观预言，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相反的是，它有助于促进对瑞典、挪威和斯堪的纳维亚文化的更大了解和尊重。”[10]诺贝尔学研究专家弗里德曼也曾言：
为什么人们如此崇拜诺贝尔奖呢？本书通过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指出，我们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一帮崇拜者，这与新闻媒体对它的高度关注不无关系，它激起了人们的兴趣和幻想。这种崇拜并不是建立在获奖者本身非凡的优异上，而多半是建立在由于诺贝尔奖带来的名声、地位和许多连带的利益上。各国科学界的带头人欣然加入这个行列，随后各种与诺贝尔奖有利害关系的团体和机构更加扩大了这个群体。[11]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诺贝尔奖是一个共谋的产物，它关系到许多利益方的切实利益，每一方都在这里各取所需。获奖者在这里能够得到名声与金钱；新闻媒体需要的是发行量，是人们的关注，更需要的是“明星”；大学和科研机构需要这个奖项作为评判学术水平的标准；有的国家会将之与国运盛衰相联系；而对于瑞典、挪威这两个国家来说，诺贝尔奖就是推行国家影响力的一种重要手段，是国家的一张名片，是宣扬国家政治与文化的工具，是向全球推销自己国家形象、国家特性和国际地位的手段。这是经过多年积淀的结果。
诺贝尔奖借助巨额奖金、获奖者的名气、新闻媒体的助力等因素创立了一个品牌，使得人们对之注目与尊敬。可以这样说：诺贝尔奖从当初的设立到今天成为全世界的焦点，它就是一个“神话”，是一场造神运动的产物。诺贝尔奖可以被认为是瑞典、挪威两个国家苦心经营的一大国际商标或招牌。每年12月，斯德哥尔摩金色大厅和奥斯陆市政厅都不只是诺贝尔奖颁奖的场所，更是两个国家展现自我、推广自我文化影响力的一个巨大舞台。例如瑞典国王授奖、国旗国歌、高贵排场，每一次颁奖晚宴其实就是一次瑞典文化的“盛宴”。这些北欧独特的文化元素由颁奖晚会扩散至全世界，向世界描绘了一个令人向往的国家形象，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恰如弗里德曼所说：“每个诺贝尔奖都可比拟为一面瑞典国旗。”[12]
而对于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的挪威国会来说，它更有机会利用诺贝尔奖来介入国际政治。诺贝尔奖已经被神话化了，它不再是它本身，而成为一种复杂的象征，一种被建构的文化符号，它的背后存在着巨大的阐释空间。[13]
由此来看，尽管由于诺贝尔奖的符号性，使得世界各地都有很多人迷信诺贝尔奖，但需要清楚的是，它并非具有与生俱来的权威，就像虔诚教徒心目中上帝的存在那样不受丝毫怀疑——它是一种经过一百多年慢慢建构而成的旗帜、商标、符号。
（二）国家美学
瑞典在公元1100年前后开始形成国家，1157年兼并芬兰，1397年与丹麦、挪威组成卡尔马联盟（Kalmar），受丹麦统治，1523年脱离联盟独立，同年，古斯塔夫·瓦萨（Gustav Eliksson Vasa）被推举为国王。1654-1719年为瑞典的强盛时期，领土包括现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以及俄国、波兰和德国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瑞典在17世纪是欧洲的一个主要强国。1718年瑞典对俄国、丹麦和波兰作战失败后逐步走向衰落。1805年参加拿破仑战争，1809年败于俄国后被迫割让芬兰，1814年从丹麦取得挪威，并与挪威结成瑞典挪威联盟。1905年挪威脱离联盟独立。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出，到18世纪末的时候，瑞典从一个强国变成了一个贫血的弱者，缺乏活力和自信似乎也成为了国民的性格。此时的瑞典从上到下都在寻找对这个民族国家的形象的表达，以此来形成自身的强有力的民族和国家认同。当时的瑞典保守主义哲学盛行。基督教的道德观、古典唯美主义都认为个人和社会都附属于一个理想化的国家。而国王、皇室和官员则是这个国家的具体体现和象征。
当时的国王，奥斯卡二世希望能够动员整个国家的人民为生存而斗争——征服大自然，与其他西方文明国家进行竞争。他与当时的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一样，知道“对进步的信心”可以使整个国家团结起来，而社会的进步则可以保证国家的稳定和民众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奥斯卡二世已经接受了作为瑞典科学的庇护人的角色，他是当然的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官方保护人。
1897年瑞典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举办的斯堪的纳维亚艺术和工业博览会把整个瑞典国家的自信和爱国的热情调动起来。这个计划周密、操作完美的博览会，展示了瑞典和谐强盛的形象。既有的、新兴的权力精英，在国王的支持下，一道赞扬新的瑞典国家主义。一位瑞典的高层官员说，“我们瑞典人今年醒来了，看到我们自己的价值、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自己的潜能……许多人的心中充满了这个温暖的意念：这就是瑞典”。
当时的欧洲各国深受进化论的影响，普遍认同一个国家必须在竞争中得到考验，以此得到发展并提升自己的生存能力。很显然，博览会可以达到这一点，诺贝尔奖也可以达到这一点，甚至可以得到更多。
1896年4月在雅典举办了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当时的希腊国王乔治一世宣布了大会开幕，有八万人参加了开幕式，这个规模直到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才被突破。第一届奥运会在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那么，诺贝尔奖是否也可以成为科学文化界的奥运会呢？当时的确有很多瑞典人这么想。颁发诺贝尔奖将会吸引全世界的目光，因为它如同奥运会一样，为各个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竞技场。这场竞技由诺贝尔奖机构主持，而瑞典国家则是裁判。[14]
（三）华丽的盛典
一贯谦虚、含蓄的诺贝尔肯定无法预见到，他的遗产会以极为高贵的典礼和宴会来作为他的标志。授奖的各部门的代表和诺贝尔基金会，建立了一套繁缛的仪式来凸显成功的形象。每年一度的庆祝会，成为一个祝贺科学、文化和瑞典的舞台，更确切地说，是庆贺与这些相关的形象、意识形态和价值的舞台。
诺贝尔遗产的执行人索尔曼等非常愿意将诺贝尔基金会、甚至诺贝尔奖的评审都和当时瑞典保守的权力阶级连在一起，以获得他们的支持。政府高层的贵族成员控制了诺贝尔基金会，它的成员都是由国王参议会所指定，甚至其董事长都是由当时的首相博斯特伦担任。许多贵族和官员也列席到皇家科学院的一个混合组，这个组的名字叫“一般学术组”。
富丽堂皇的颁奖典礼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让老一辈的精英们参加到进步的科学技术、医学、文学的行列，甚至分享一点“理想”的文学的道德升华作用。而科学和医学组也乘着这个机会与瑞典皇室和达官贵人密切联系，借此得到更大的政治合法性和社会地位。
科学院的人们、皇室、达官贵人等一起举办这个庆典，在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巩固了瑞典在文明国家中的显赫地位。而为这个国家带来荣誉的庆典，也反过来保证了这些精英继续统治的合法性。
在世纪之交的奥斯卡二世时代，瑞典当时的社会风尚是，喜好各种热闹的仪式、宴会和华丽的奖章。而瑞典的官场则尤其崇尚炫耀的典礼、欢呼、演讲、颁发奖章和碰杯，国王、颂词和其他国家的标志等更不可少。
在这种背景下，诺贝尔奖要具有斯德哥尔摩博览会同样的文化和政治意味，就必然会沿袭当时的社会风潮，精心安排，达到庄重、华丽和隆重的效果，确保第一次诺贝尔奖在国内外一炮走红。
尽管奥斯卡二世很喜欢隆重的仪式来显示国家的团结和力量，他也支持科学，但前文说过，他对诺贝尔奖金花在那么多外国人身上还是耿耿于怀，因此第一次的授奖典礼他没有参加，而是派皇太子去了。第一次颁奖的成功——皇室的国家传统和科学文化的和谐交流——显然改变了他的主意。到了第二年的颁奖典礼，他就亲自参加并颁发诺贝尔奖证书给获奖者，由此也形成了国王参加颁奖典礼的传统。
诺贝尔奖的遗产对整个瑞典影响巨大。如今，瑞典花费了高比例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研究和发展，2001年为GDP的4%。虽然瑞典的现代化一般被认为是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当时的推动者包括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但是很明显，诺贝尔奖诞生后的100余年见证了这个国家的巨大变化。快速的技术进步理所当然地伴随着劳工和雇主之间的良好关系。大学教育系统是一流的。虽然很难估量，但看起来，积极的政治承诺和对高等教育的积极参与反映了诺贝尔奖对科学和知识活动的推动。如果看看世界其他的地方，就会知道知识生活和民主政治在瑞典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状态。[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