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批评和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的尴尬
毋庸讳言，“文学是文学，奖是奖”，能让人们感兴趣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是一个世界瞩目的“奖”，因为它有世界影响，而并不一定是它本身的绝对“文学”价值。
——万之[38]
（一）瑞典文学院的传统
文学奖的评奖机构是1786年4月5日由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仿照法兰西学院的模式，在首都斯德哥尔摩设立的“瑞典文学院”。瑞典文学院与瑞典皇家科学院并不是一个机构。瑞典文学院设立目的是为了保证瑞典语言的“纯洁、力量和庄严”。瑞典文学院由18名终身院士组成，最初都是古斯塔夫三世直接聘任的。院士各坐一把有编号的交椅，终身固定不变。去世院士的缺额由其他院士提名，秘密投票补选，然后经国王批准聘任，公布于众。早期院士的主要职责是编撰两部瑞典语辞典。其中的一本类似于牛津英语词典，第一卷出版于1898年，然而直到2011年，他们才编撰到字母L。之所以这么慢，很有可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工作使院士们分心了，从1901年起，举世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就由瑞典文学院颁发。而辞典编撰工作被转移到瑞典南部的另一座学院建筑里了。由于以往的重点是语言，因此传统上的院士多为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文学家和作家只是少数，这种情况到如今才有根本改变，作为文学院终算实至名归。[39]
全世界的人们都认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是这18位院士每一年最重要的工作。因为评选过程极其保密，评选结果有时又会引发争议，因而神秘、威严乃至质疑和口水围绕了这座小楼。[40]小楼如今遇到的问题，其实在100多年前的1897年，就被预见到了。也正是因为预见到这一点，所以当诺贝尔遗嘱的执行人和瑞典文学院商谈设立诺贝尔文学奖的事宜时，被瑞典文学院的院长拒绝了。
瑞典文学院的院长，历史学家福塞尔和一些院士，一开始就拒绝接受评选和颁发文学奖的责任。他们怀疑学院的18名院士是否有能力评估欧洲各国的文学作品，更不要谈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学作品。文化界正处于一个动荡的年代，各国文学的品位、时尚差异很大。他们害怕院士们会遭受到“难堪、压力和诽谤”。[41]前文说过，瑞典文学院的主要任务是编撰词典，院长也担心行使一项国际性裁决可能会影响到学院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后来的事实也的确如此。
不过，当时大权在握的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长阿夫·威尔森却不同意院长的意见。他是自封的瑞典主流文化的捍卫者。他要使瑞典文学院成为理想的新经典文化的堡垒。他推崇传统的真、美、善的价值，反对一些走红的激进作家，如斯特林堡和易卜生。他认为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如果拒绝这项工作，就会被人批评为推卸了一个伟大的责任，错过了可能让瑞典文学院对世界文学界的影响力登上新高峰的机会。他设法推动瑞典文学院和诺贝尔遗嘱执行人的谈判，并最终达成共识。从这一小段历史看，文学奖在设立时，就被组织者赋予了推崇传统价值、加强瑞典文学院的世界影响力的意图。
前文已就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流程做了介绍。这里再陈述一些细节。
瑞典文学院内由五人组成的文学奖评委会，专门负责整理和推荐获奖者，最终得出一个五人候选名单，交由所有院士投票。评委会每三年换届一次，但可以无限期连任。很多时候，评委会的委员们工作量非常大。每年2月，他们要整理各国作协或历届获奖者推荐来的大约200多个候选人名单。在第二年4月份他们提交一份筛选后的约15-20人的名单给院士们。在5月底，他们根据各方意见将这个名单缩减到五人。然后所有人要读这些候选人的作品。评委会成员每人要读这五个候选者各自的五部作品。在一个夏天里他们最少要读25部作品，并且要为每个人撰写10页左右的评估报告，提出推荐或者不推荐的理由。委员们大多会好几门语言，通常都会阅读英语、瑞典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译本。对其他的一些语言，比如中文和日语等，翻译的质量就显得尤为重要。运气好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候选人连续多年出现在五人名单里，这样他们的阅读任务就会降低。事实上，没有一个获奖者能在第一次出现在五人名单后就在当年直接获奖。莫言也出现在2011年的五人候选名单里。
9月份，评委会成员在会上宣读他们的读书报告，并给出他们的推荐人选和理由。院士则为自己的心仪候选人投票。获奖者一般在10月中旬公布前一周便大局已定。不过，一个有趣的规定是，在宣布获奖者当天，居然还要进行一轮新的投票，以作为最后的确认。[42]
（二）文学奖委员会和内部政治
1989年，瑞典文学院内爆发了两百年来最大的争议，以至有三名院士愤而辞职，18张椅子一下子空了三张。这三位是学院前任常任秘书（1977年至1986年）兼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1981年至1987年）L.J.W.于伦斯坦，瑞典最著名的女作家、当时两名女院士之一K.L.艾克曼，以及K.W.阿斯本斯特罗姆。
此事的起因是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下令追杀《撒旦诗篇》作者、英籍印度裔作家萨尔曼·拉什迪，这一追杀举世震惊，瑞典各文化团体尤其是作家纷纷发表抗议声明，瑞典文学院院士的基本道义倾向虽然支持拉什迪，但多数院士仍以“学院不应干预政治”为由，拒绝以文学院名义发表声明。因此，三名异议院士公开宣布退出学院，尽管文学院基于终身制的规定不予批准，他们也不再参加文学院的活动。
“因为与前任常任秘书阿伦和他的后继者恩道尔之间的矛盾”，昂隆德从1996年开始不再参与评选工作。在2005年10月11日，距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公布仅几天的时间，他在《瑞典日报》上发表一篇声明，称为了抗议上一年的获奖者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他将退出委员会；他称耶利内克的作品混乱且色情。
（三）“理想主义”的政治倾向和艰难的平衡
前文说，在诺贝尔文学奖开办之初，瑞典文学院的实权派就想按照保守的理想主义的方式来颁发奖章。这或许是诺贝尔遗嘱中对文学奖的要求，即要颁给在文学上创作了具有理想主义的最杰出作品的作家。诺贝尔在其遗嘱中对文学奖的设想，一经公布就遭到许多的怀疑。时任《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1896年起任斯德哥尔摩市政府下院议员及后来的瑞典首相雅尔玛·布兰廷在题为《诺贝尔的遗嘱——伟大的善意，伟大的无的放矢》中，认为诺贝尔的捐赠是“精心伪造的”，特别是考虑到文学奖颁发“给那些在文学上创作了具有理想的最杰出作品者”。“这一定是言过其实了”，“由于选择瑞典皇家科学院等作为颁奖者，因此整个捐赠都是精心伪造的”，他期待一个保守的机构对“理想”做的解释。
当有人问诺贝尔的好友乔治·布兰德斯，诺贝尔的“理想”指的是什么时，他回答道，“诺贝尔是无政府主义者，因此他所认为的理想就是对整个宗教、王权、婚姻、社团秩序持争议和批评的态度”。也有人认为，“当他讲到理想时，他也许界定了对反叛及独立趋势的更大的范畴，这是他同时代的解释者想理解却又做不到的”。《诺贝尔全传》的作者肯尼·范特认为，“或许我们永远无法确定诺贝尔所指的‘理想的’（idealisk）的确切含义。此外我们也不能排除作为常年在国外居住的瑞典人，诺贝尔误解了瑞典语中某些词的细微差别，而实际上他指的是‘理想主义的’（idealistisk），他碰巧把它误写成了‘理想的’（idealisk）”[43]。
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是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提到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不喜欢以左拉为代表的整个自然主义写作流派，并猜想原因可能是他更相信人的精神力量而非不可控的自然环境。在诺贝尔所处的时代最富才气的瑞典作家是斯特林堡，“但诺贝尔显然对斯特林堡没什么好感”，库切说，“诺贝尔喜爱的瑞典作家是维克托·里德伯格，他认为他是个超级理想主义者”。斯特林堡是继易卜生之后的又一位北欧戏剧大家。他和诺贝尔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上的是同一所学校，两人都活了63岁，死后都由后来的瑞典大主教那坦·苏德布隆做的悼词。
在1901-1911年间，斯特林堡有过11次获得诺贝尔奖的机会，但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从未将此殊荣授予他。因此库切认为诺贝尔奖不一定会颁给一个时代客观意义上的伟大作家，而更倾向于选择与诺贝尔意识形态接近的作家。[44]保守性或者意识形态性100余年来使诺贝尔文学奖错过了一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作家：卡夫卡、易卜生、托尔斯泰、斯特林堡、乔伊斯、普鲁斯特、鲁迅、卡尔维诺、博尔赫斯……这个名单是如此华丽。一些人认为，这些作家并不需要诺贝尔奖来证明自己的伟大和永恒；错过他们，却是诺贝尔奖的遗憾、甚至耻辱。[45]
1923年，得奖呼声最高的是托马斯·哈代，但最后桂冠却属于爱尔兰诗人叶芝，因为瑞典文学院要通过对后者的嘉奖来表现对爱尔兰民族自治运动的支持。1939年，诺贝尔评委会为了表达对苏联的不满和对芬兰的支持，把文学奖授予西兰帕。
吴海云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对政治的关注，有其近乎偏执的偏好。流亡，是诺贝尔文学奖近年来特别看重的一个政治主题。诺贝尔奖对流亡命题的情有独钟，显然也与20世纪中期的战争灾难和之后复杂多变的全球政治格局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个时代，流亡话语经常涉及民族政治与生命个体的冲突，这种冲突在文学语境中产生的那种独特的张力，正是诺贝尔奖看中的东西。21世纪初的获奖名单显示，凡是出走母国(未必脱离国籍)、从事后殖民主义文学创作,尤其以反抗强权专制为主题的作家，比较容易赢得诺贝尔奖的青睐；如果他／她偏巧又是流亡或移民作家，那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概率又高了好几成。
当然，瑞典文学院的文学奖评委们，毕竟不是铁板一块，彼此之间也存在不同意见甚至矛盾乃至冲突。因此，尽管有上文说的一些政治倾向，但总体来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还是尽量地避免卷入政治旋涡——虽然往往身不由己。剑桥大学女王学院的中国文学与历史研究员蓝诗玲(Julia Lovell)分析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诺贝尔文学奖以包容性和可接受性寻求自我合法化，战后则采行一种布尔迪厄称之为“双重分裂”(Double Rupture)的立场，即在某个独立运行的文学领域，其先锋成员以如下态度保持自己的领袖地位：我憎恨××，但我也同样憎恨××的反面。用在诺贝尔奖的评委们身上，即：我们憎恨那些为金钱写作的人，但我们也同样憎恨那些为政治写作的人。
瑞典的政治文化即中立主义，文学院有时不得不煞费苦心，在左右之间寻找平衡。以冷战前半期为例，诺贝尔文学奖奖励了4位苏联制度的反对者(加缪，1957；帕斯捷尔纳克，1958；安德里奇，1961；索尔仁尼琴，1970)，但同时也表彰了4位苏联体制内的作家或其同情者(拉斯克内斯，1955；萨特，1964；肖洛霍夫，1965；聂鲁达，1971)。颁奖给帕斯捷尔纳克一事遭到了苏联政府的猛烈抨击，获奖者本人亦迫于压力宣布弃奖，7年后，瑞典文学院又不无补偿性地表彰了肖洛霍夫，反过来又受到西方世界的质疑。[46]
瑞典文学院不光要照顾到左右之间的平衡，还可能要考虑到地区之间的平衡。文学奖评委会现任委员、秘书贺瑞斯·恩格道尔认为，“文学这件事，是地区分布不平衡的，它有时就像粉刺，爱在哪里长就在哪里长，你不能控制它。爱尔兰那么小的一个国家，出了那么多的好作家。而并不是说美国很大，就一定有很多好作家。这个事情是没有‘国际公正’可言的”[47]。恩格道尔尽管说的没错，但文学奖在评奖时却不能简单地这么干，而是需要考虑不同地区的一种面子上的平衡。例如，2012年文学奖颁发给了中国的莫言。尽管日本的村上春树作为诺贝尔奖的热门夺标人物已经很多年，但2013年的文学奖并没有颁发给他，而是选择了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因为2012年颁给了亚洲作家，2013年再次颁给亚洲人就显得不平衡了。而自1993年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北美文学家已经“消失”整整二十年了，因此当年有人大胆预测，本届文学奖肯定会给北美作家“平均”一个，结果居然言中了。[48]
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前主席L.J.W.于伦斯坦曾介绍了“实用主义”的政策，即诺贝尔奖不是一种荣誉，而是一种投资或赌注，用来促进创作，“要求奖金有一种益处的功能”。1971年授予巴勃罗·聂鲁达和1973年授予帕·怀特，这两项奖都符合指出“一项鲜为人知的语言或文化领域”的愿望。实用主义观点的突破，就是1978年令人惊异地选中鲜为人知的艾·巴·辛格。接着1982年授予并非无名之辈的加西亚·马尔克斯。1986年在他任上的最后一年，奖金给了尼日利亚作家索因卡，“尽量使获奖者遍布全球”，改变诺贝尔奖给人造成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印象。[49]
（四）对文学奖的批评和拒绝
前文提到，诺贝尔自身的理想主义色彩，加之他的遗嘱中对文学奖要授予具有理想或者理想主义的杰出作品的限定，非常容易导致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或者意识形态倾向。而颁奖机构瑞典文学院评委会的5位委员，以及其他共计18位院士的观念和想法，一定会映照在对获奖人的选择上。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谁让很多文学作品都有政治倾向，而那些完全没有政治倾向的作品，却往往会被做政治的解读。正是因为诺贝尔文学奖可能或多或少地夹杂着或被认为夹杂着政治性，一些人对诺贝尔文学奖持保留意见。
在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之前，瑞典文学院的院长福塞尔就怀疑学院的18名院士是否有能力评估欧洲各国的文学作品，更不要谈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学作品。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受到诟病的一个原因。我国著名学者钱锺书就对此颇有意见。1985年冬，《文艺报》登门采访钱锺书。钱锺书先是问记者是否知道萧伯纳的话：“诺贝尔设立奖金比他发明炸药对人类的危害更大。”“当然，萧伯纳后来也领取了这个奖。其实咱们对这个奖不必过于重视。只要想一想，不说活着的，在已故得奖者中有格拉齐娅·黛莱达(意大利小说家)、保罗·海泽(德国作家)、鲁道夫·奥伊肯(法国哲学家)、泼尔·布克(赛珍珠，美国作家)之流，就可见这个奖的意义是否重大了。”说着，他从书架上取了一本巴黎出版的《新观察杂志二十年采访选》，翻到博尔赫斯因为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而耿耿于怀的一节，说道：“这表示他对自己缺乏信念，而对评奖委员会似乎太看重了。”[50]
我们看一个差不多十年前发生的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的案例。2004年10月7日，瑞典文学院宣布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为奥地利女作家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理由是：“她的小说和戏剧具有音乐般的韵律，她的作品以非凡的充满激情的语言揭示了社会上的陈腐现象及其禁锢力的荒诞不经。”而在得知自己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地利人后，耶利内克并未如人们意料的那样激动。相反，她在8日发表声明，正式宣布自己不会去斯德哥尔摩接受该项大奖。她罗列了两条理由：第一，身体健康状况不佳；第二，她认为自己没有资格获得这一大奖。
耶利内克说，在得知获得如此崇高的奖项后，她感觉到的“不是高兴，而是绝望”，“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本人能获得诺贝尔奖，或许，这一奖项是应颁发给另外一位奥地利作家彼杰尔·汉德克的”。耶利内克并不认为自己获得的诺贝尔奖是“奥地利的花环”，她与政府仍完全保持着距离。[51]当然，鉴于耶利内克的情况，最终，瑞典文学院委派专人专程到她的家中为其颁奖，她也接受了奖项。
除了对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能力的怀疑外，还有人从作家的独立性，文学作品的独立性的角度，批评诺贝尔奖。这个人就是法国的萨特，他因为对诺贝尔奖的异议而拒绝了文学奖。
萨特是战后法国哲学界、文学界的头面人物，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影响了法国乃至全世界整整两代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有《想象》、《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辩证理性批判》和《方法论若干问题》等。非但如此，萨特还把深刻的哲理带进小说和戏剧创作，他的中篇《恶心》、短篇集《墙》、长篇《自由之路》，早已被承认为法国当代文学名著。他的戏剧创作如《苍蝇》、《间隔》等，在法国当代戏剧中占有重要地位。1961年，据说萨特缺钱用了，便重写了已经搁置七八年之久的自传，书名改为《词语》。《词语》发表在《现代》杂志1963年10-11月号上，1964年1月伽利玛出版社出单行本。它的出版获得评论界的好评，虽然有种种不同的理解，如有的认为这标志着作者又回到文学上来了，有的认为这是作者自欺的新表现，有的认为这是对其童年的谴责，有的认为这表现了一种彻底的悲观主义等等，但有一点是公认的，即这是一部优秀作品，可以与文学史上的任何经典自传作品相媲美。正是由于《词语》的巨大成功，瑞典文学院把196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萨特。瑞典文学院授奖给萨特的理由是：“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对我们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报纸传出他获奖的消息后，萨特立即给瑞典文学院写了一封措辞委婉但意思明确的信，请对方取消这项决定，否则他会拒绝领取。萨特以为这样一来，对方会取消他的获奖人资格，谁知瑞典文学院根本不顾及获奖者本人的意愿，仍然把这项奖给了他。得知这个消息后，萨特立即写了一个声明《我为什么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由他在瑞典的出版商委派一位代表于10月22日在斯德哥尔摩宣读。在声明中，萨特说明了他拒绝的理由。[52]
我很遗憾这是一件颇招非议的事情：奖金被决定授予我，而我却拒绝了。原因仅仅在于我没有更早地知道这件事的酝酿。我在十月十五日《费加罗文学报》上读到该报驻瑞典记者发回的一条消息，说瑞典学院可能把奖金颁发给我，不过事情还没有决定。这时我想，我只要写一封信给瑞典学院（我第二天就把信给发了），我就能改变这件事情，以后便不会再有人提到我了。
那时我并不知道颁发诺贝尔奖是不征求受奖者的意见的。我还认为我去信加以阻止是及时的。但我知道，一旦瑞典学院做出了决定，他就不能再反悔了。
我拒绝该奖的理由并不涉及瑞典学院，也不涉及诺贝尔奖本身，正如我在给瑞典学院的信中说明的那样。我在信中提到了两种理由，即个人的理由与客观的理由。
个人方面的理由如下：我的拒绝并非是一个仓促的行动，我一向谢绝来自官方的荣誉。如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有人就提议给我颁发荣誉勋章，我拒绝了，尽管我有一些朋友在政府部门任职。同样，我也从未想进法兰西学院，虽然我的一些朋友这样向我建议。
这种态度来自我对作家的工作所持的看法。一个对政治、社会、文学表明其态度的作家，他只有运用他的手段，即写下来的文字来行动。他所能够获得的一切荣誉都会使其读者产生一种压力，我认为这种压力是不可取的。我是署名“让-保罗·萨特”还是“让-保罗·萨特：诺贝尔奖获得者”，这决不是一回事。
接受这类荣誉的作家，他会把授予他荣誉称号的团体或机构也牵涉进去。我对委内瑞拉游击队抱同情态度，这件事只关系到我。而如果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让-保罗·萨特支持委内瑞拉的抵抗运动，那么他就会把作为机构的所有诺贝尔奖得主牵连进去。所以作家应该拒绝被转变成机构，哪怕是以接受诺贝尔奖这样令人尊敬的荣誉为其形式。
这种态度完全是我个人的，丝毫没有指责以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意思。我对其中一些获奖者非常尊敬和赞赏，我以认识他们而感到荣幸。
我的客观理由是这样的：
当前文化战线上唯一可能的斗争是为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共存而进行的斗争。我并不是说，双方应该相互拥抱，我清楚地知道，两种文化之间的对抗必然以冲突的形式存在，但这种冲突应该在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进行，而无须机构的参与。
我个人深切地感受到两种文化的矛盾：我本人身上就存在着这些矛盾。我的同情无疑趋向社会主义，也就是趋向于所谓东方集团，但我却出生于一个资产阶级的家庭，在资产阶级的文化中长大。这使我能够与一切愿意使这两种文化相互靠拢的人士合作共事。不过，我当然希望“优胜者”，也就是社会主义能取胜。
所以我不能接受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高级文化机构授予的任何荣誉，哪怕我完全理解这些机构的存在。尽管我所有同情都倾向于社会主义这方面，不过我仍然无法接受譬如说列宁奖，如果有人想授予我该奖的话。现在当然不是这种情况。
我很清楚，诺贝尔奖本身并不是西方集团的一项文学奖，但它事实上却成了这样的文学奖。有些事情恐怕并不是瑞典文学院的成员能决定的。
所以就现在的情况而言，诺贝尔奖在客观上表现为给予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一种荣誉。譬如，南美一位伟大的诗人聂鲁达就没有获得这项荣誉。此外人们也从来没有严肃地对待路易·阿拉贡，而他却是应该获得这一荣誉的。很遗憾，帕斯捷尔纳克先于肖洛霍夫获得了这一文学奖，而唯一的一部苏联获奖作品只是在国外才得以发行，而在它本国却是一本禁书。人们也可以在另一种意义上通过相似的举动来获得平衡。倘若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当我们签署“一二一人权宣言”的时候，那我将十分感激地接受该奖，因为它不仅给我个人，而且还给我们为之而奋斗的自由带来荣誉。可惜这并没有发生，人们只是在战争结束之后才把该奖授予我。
瑞典科学院在给我授奖的理由中提到了自由，这是一个能引起众多解释的词语。在西方，人们理解的仅仅是一般的自由，而我所理解的却是一种更为具体的自由，它在于有权利拥有不止一双鞋和有权利吃饭。在我看来，接受该奖，这比谢绝它更危险。如果我接受了，那我就顺从了我所谓“客观上的回收”。我在《费加罗文学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说人们“并不计较我那政治上有争议的过去”。我知道这篇文章并不代表科学院的意见，但它却清楚地表明，一旦我接受该奖，右派方面会做出何种解释。我一直认为这一“政治上有争议的过去”是有充分理由的，尽管我时刻准备在我的同伴中间承认我以前的某些错误。
我的意见并不是说，诺贝尔奖是一项“资产阶级”的奖金，这正是我所熟悉的那些阶层必然会做出的资产阶级的解释。
最后我再谈一下钱的问题。科学院在馈赠获奖者一笔巨款的时候，它也同时把某种非常沉重的东西放到了获奖者的肩上，这个问题使我很为难。或者接受这笔奖金，用这笔钱去支持我所认为的重要组织或运动。就我来说，我想到了伦敦的南非种族隔离委员会。或者因为一般的原则而谢绝这笔奖金，这样我就剥夺了该运动可能需要的资助。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显然我拒绝这笔二十五万克郎的奖金只是因为我不愿被机构化，无论东方或是西方。然而你们也不能为了二十五万克郎的奖金而要求我放弃原则，须知这些原则并不仅仅是你们的，而且也是你们所有的同伴所赞同的。正是这一点使我无论对奖金的馈赠还是对我不得不做出的拒绝感到十分为难。
最后，我谨向瑞典公众表示我的谢意。[53]
在十年后的1974年，在他的伴侣波伏瓦对其所作的一次访谈中，萨特对拒绝诺贝尔文学奖做了更充分的说明。
波伏瓦：是不是由于这种在人们之间平等的感受，你总是拒绝一切使你受到注意的东西？你的朋友经常看到你对那通常称作荣誉的东西的拒绝——人们甚至可以说你厌恶它。这多少同平等的思想有关吧？你为什么厌恶荣誉？
萨特：这两者确实有一定联系，但也跟我的这种思想有关：我的深层实在是超出荣誉的。这些荣誉是一些人给另一些人的，而给这荣誉的这些人，无论是给荣誉勋位还是诺贝尔奖金，都没有资格给这荣誉。我无法想象谁有权利给康德、笛卡儿或歌德一项奖，这奖意味着现在你属于某一个等级。我们把文学变成了一种有等级的实在，在这种文学中你处于这种或那种地位。我拒绝这样做，所以我拒绝一切荣誉。
波伏瓦：这解释了你对诺贝尔奖的拒绝。但较早时期你还有一次拒绝，在战后对于荣誉勋位的拒绝。
萨特：对。在我看来，荣誉勋位是给一大批平庸之辈的酬劳。就是说，一个得到了荣誉勋位的工程师应得这个荣誉，而另一个跟这人情况相同的人却不应得。他们不是由于自身的真实价值，而是由于做了一项工作或头头推荐或其它情况而受到判别。这完全不符合他们的实在。这种特殊的实在是无法计量的。
波伏瓦：你刚才使用了“平庸”这个词。这样你甚至从你时常提出的平等理论退回到一种非常贵族化的词语和表达。
萨特：噢不，完全不是，因为正像我已经说过的，一开始自由和平等在这儿，在一个人的过程中，在一个人的发展中，平等最后应该还在这儿。但人又是一个服从等级系统的存在物，作为一个分等级的存在物，他可能变得愚蠢起来，或者他开始喜欢等级制度而宁肯不要他自己深层的实在。在这个水平上，在等级的水平上，他也许应该得到一个轻蔑的形容词。你理解这一点吗？
波伏瓦：我理解。
萨特：我认为，我们周围的多数人对荣誉勋位、诺贝尔奖和类似的东西评价过于高了，而事实上这些奖不说明任何东西。它们仅仅符合于等级制度所给出的一种区别，但这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是抽象的存在，是我们只知其然而不真正知其所以然的存在。
波伏瓦：也有你乐于接受的承认。你不接受——比如说——某些人为了给你诺贝尔奖而对你哲学著作价值的认可。但你接受你的读者、读者大众的承认，你甚至还希望得到这种承认。
萨特：是的，这是我的职责。我写作，于是我希望读者认为我写得好。不是说我认为它们都是很好的——远非如此——但当它们碰巧是好作品时，我希望能马上得到读者对它们的很高评价。
波伏瓦：因为你的作品就是你自己，如果你的作品得到承认，你的实在就得到了承认。
萨特：确实如此。[54]
总体而言，萨特主要是担心诺贝尔奖将影响读者对作者和作品的判断。因为诺贝尔奖本身将一名作家归类为某一个阶层和类型的一员，而其作品也相应具备了一个地位。这些一方面可能会抹杀作家的本意，另一方面也影响了读者和作家之间平等的互动。作家和作品不需要作品以外的东西来替他们说话。
萨特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英国有家报纸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们把2001年已经得奖的英语作家奈保尔的作品重新打印成文稿，改换了姓名发给十多家英国的文学出版社，假装是新作家的投稿。结果这些出版社的编辑全都看不出作品的“文学”价值而退稿。反过来，如果是得奖作家的作品，只要有了这顶桂冠，出版社连文稿都不用看就会立刻把版权买下。[55]
[1] （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新编诸子集成·孟子正义（下）》，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26页。
[2] ［美］尼古拉斯·哈拉兹：《诺贝尔传》，王楫、康明强、沈涤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页。
[3] ［瑞典］伯根格伦：《诺贝尔传》，孙文芳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页。
[4] ［美］尼古拉斯·哈拉兹：《诺贝尔传》，王楫、康明强、沈涤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页。
[5] 参见H.Schück、R.Sohlman著《诺贝尔传》，闵任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
[6] ［瑞典］伯根格伦：《诺贝尔传》，孙文芳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9-150页。
[7] 遗嘱全文参见本书附录1。
[8] 数据统计参见［瑞典］伯根格伦《诺贝尔传》，孙文芳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9页。
[9] ［瑞典］伯根格伦：《诺贝尔传》，孙文芳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页。
[10] http://www.nobelprize.org/nomination/.
[11] http://www.nobelprize.org/nomination/physics/index.html.
[12] http://www.nobelprize.org/nomination/chemistry/.
[13] http://www.nobelprize.org/nomination/medicine/.
[14] http://www.nobelprize.org/nomination/literature/.
[15] http://www.nobelprize.org/nomination/peace/.
[16] http://www.nobelprize.org/nomination/economic-sciences/.
[17] http://www.nobelprize.org.
[18] http://www.nobelprize.org/nomination/physics/.
[19] http://www.nobelprize.org/nomination/chemistry/.
[20] http://www.nobelprize.org/nomination/medicine/.
[21] http://www.nobelprize.org/nomination/literature/.
[22] http://www.nobelprize.org/nomination/peace/.
[23] http://www.nobelprize.org/nomination/economic-sciences/.
[24] 黄卓然、卢遂业、卢遂现编：《求知乐——崔琦教授的诺贝尔奖之路》，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7页。
[25] 凌永乐：《话诺贝尔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8-89页。
[26] 刘炳香：《国际关系视野中的诺贝尔和平奖》，中共中央党校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7页。
[27] 1935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德国的奥西茨基（1936年宣布）。此公以反纳粹闻名于世，获奖消息一出，纳粹德国便警告挪威政府，这是针对德国的不友好行为。虽然，挪威政府解释诺贝尔委员会乃独立于政府之机构，但因委员会中有政府大臣任职而被纳粹德国抓住口实。1937年的变化即本于此。
[28] 参见《奥巴马获得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奖金140万美元》，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j/gj-gjrw/news/2009/10-09/1901718.shtml。
[29] Petervanden Dungen，“What Makes the Nobel Peace Prize Unique?”PEACE & CHANGE , Vol.26, No.4,October 2001.转引自刘炳香《国际关系视野中的诺贝尔和平奖》，中共中央党校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51页。
[30] Petervanden Dungen，What Makes the Nobel Peace Prize Unique? PEACE & CHANGE, Vol. 26, No.4,October 2001.转引自刘炳香《国际关系视野中的诺贝尔和平奖》，中共中央党校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51-152页。
[31] 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权谋》一书。该书通过对诺贝尔物理奖和化学奖的精细考察，发现即便是科学类的诺贝尔奖，也是权谋倾轧的结果。尽管西方人的线性逻辑习惯使其经常得出一些耸人的结论，但诺贝尔奖由该书所揭出的一面，确实发人深省。［美］罗伯特·马克·弗里德曼：《权谋——诺贝尔科学奖的幕后》，杨建军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32] 密尔提出联想遵循接近律、类似律、对比律和因果律。接近律，指会对空间或时间上接近的事物产生联想。类似律，指对性质、形态或其他方面相似的事物产生联想。
[33] 刘炳香：《国际关系视野中的诺贝尔和平奖》，中共中央党校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50页。
[34] “元叙事”或“大叙事”的概念由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在1979年提出，是指“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一个时代有一个元叙事或大叙事，同时又存在着各种不同于大叙事且受其遮蔽的小叙事。
[35] 郑羽研究员在其著作中对这段历史有精彩的分析，参见郑羽《既非盟友，也非敌人：苏联解体后的俄美关系（1991-2005）》上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59-81页。
[36] 奥巴马2008年11月4日正式当选，2009年10月9日获诺贝尔和平奖，前后尚不足一年。
[37] 《诺贝尔和平奖无关世界和平》，人民网2010年10月24日，http://news.163.com/10/1024/13/6JOU4L8100014JB6.html。
[38] ［瑞典］万之：《诺贝尔文学奖传奇》，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序言第6页。
[39] 参见百度百科“诺贝尔文学奖”，http://baike.baidu.com/view/30507.htm。
[40] 李梓新：《探秘瑞典学院：世界上最高端的“读书俱乐部”》，http://cnmedia.org/?p=877。
[41] ［美］罗伯特·马克·弗里德曼：《权谋——诺贝尔科学奖的幕后》，杨建军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42] 李梓新：《探秘瑞典学院：世界上最高端的“读书俱乐部”》，http://cnmedia.org/?p=877。
[43] ［瑞典］肯尼·范特：《诺贝尔全传》，王康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版，第403-404页。
[44] 韩见：《诺贝尔奖不一定会颁给那个时代客观意义上伟大的作家》，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5/13/c_124700588.htm。
[45] 吴海云：《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性格》，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qsw/qqgc/article_2010110123376.html。
[46] 慷慨：《2009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近十年来政治色彩最强》，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j/gj-sswh/news/2009/10-20/1920321.shtml。
[47] 李梓新：《专访瑞典学院前常务秘书，文学奖评委会现任秘书恩格道尔：文学就像粉刺，无法控制生长》，http://cnmedia.org/?p=867。
[48] 《诺贝尔文学奖不一定“讲政治”文学应回归文学》，中国新闻网，http://news.xinhuanet.com/yzyd/culture/20131011/c_117675359.htm。
[49] 朱又可：《瑞典学院历史上的18张椅子》，南都网，http://news.nandu.com/html/201301/29/19154.html。
[50] 朱绍杰：《诺贝尔文学奖另类声音：鲁迅拒提名萨特拒领奖》,http://book.sohu.com/20121013/n354795506.shtml。
[51] http://book.ifeng.com/special/nobelwxj2008/list/200810/1007_4772_820475.shtml.
[52] http://hi.baidu.com/qqoffcgolgboryd/item/3df1995768c5d710da1635d0.
[53] http://www.douban.com/note/98055498/.
[54] ［法］波伏瓦著，黄忠晶译，《萨特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87-288页。
[55] ［瑞典］万之：《诺贝尔文学奖传奇》，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自序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