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诺贝尔和平奖和国际政治

为了和平，即使仅仅向前迈进一步，而花费许多金钱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和平是乌托邦。

我想把部分的财产移作颁发和平奖之用，……颁给对促进欧洲和平有伟大贡献的人……我们也许可能使所有国家联合抵抗破坏和平的国家，我们必须这么做……使好战的国家服从国际法庭的裁决。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

从诺贝尔奖的分类看，我们注意到，这几乎体现了诺贝尔本人的想法和理念。诺贝尔本人是一个化学家，也将化学科学应用于现实中，尽管他的发明很大程度上被用于战争，这引起了他长久的不安，但他仍然深信科学本身是有力量的，且科学的作用关键是被谁使用。

他作为一个在很多国家有产业，且有复杂感情的人，对于国家的政治关系和战争深有体会，而他本身是一个相对纯粹的人，他希望国与国之间能够和平相处，国泰民安，因此在为数不多的五个奖项中，他特别设立了和平奖。他年轻时是一个有些文学理想的人，也曾写过很多的诗歌。他或许从他一生的经历中，认为文学对于整个社会的作用，是能够推进人的解放，实现人的价值。他的梦随之也转化为诺贝尔文学奖。

这或许是诺贝尔设立这几个奖项的初衷。他的本性和理想主义，注定了文学奖和和平奖，可能因为理想主义的认知的区别，对世界和国际和平的定义的不同，而引发争议。如果诺贝尔的这两个奖项是由诺贝尔本人来评，或者由其家族来评，那么不管他将这个奖项颁发给谁，应该不会有任何异议。但是，这两个奖项是和诺贝尔科学奖一道颁发的。而后者随着科学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越来越强以及科学本身的客观标准等，演变为一个国际的头等奖项，并被认为是超越意识形态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和平奖和文学奖仿佛也获得了国际认可和超越意识形态的形象。显然，这是不可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与诺贝尔本身毫无关系。但是因为该奖项也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评选，且也被冠名为纪念诺贝尔的奖，并由于其与其他诺贝尔奖项相当的高额奖金，诺贝尔经济学奖一经设立，就广受关注。随着经济在一个国家发展和国际竞争中的重要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甚至有超越诺贝尔文学奖和和平奖的趋势。本节我们重点讨论诺贝尔和平奖。

诺贝尔和平奖是最早设立的五个诺贝尔奖项之一，创立于1901年。在诸诺贝尔奖项中，有关和平奖的授予问题争议性最大，这是因为其与政治之间有着复杂和紧密的联系。和平奖与其他奖项有两处不同，此处略作说明：第一，和平奖可授予个人，也可授予机构；第二，和平奖的评审和颁发是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而不是其他四个奖项的授予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

关于第一点不必赘言。至于为什么诺贝尔会在遗嘱中单独提出，和平奖由挪威议会选举产生的5人委员会颁发，人们未能从诺贝尔生前的言谈和留下的遗嘱中找到相应的答案。不过，当时的历史背景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问题：一方面，瑞典与挪威是联盟关系，彼此亲密互信；另一方面，挪威议会早在1880年就开始赞成国际仲裁，是世界上第一个投票表决支持和平运动的立法机构。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委员任期六年，任期结束后可以继续当选。手操予夺权柄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自我标榜为独立机构，与政府没有关系。诚然，在法律和程序上的确如此。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却未必然。该机构在1977年之前被称为“挪威议会诺贝尔委员会”，其成员多由政府官员或议会议员组成，如组成第一届诺贝尔委员会的便是首相乔纳斯·斯蒂恩、外交大臣乔根·拉夫兰德、议会议员约翰·兰德、法学教授波恩哈德·盖兹和文学家昂斯腾·比昂松。^[26]委员会成员构成到1937年发生了变化，自该年起，挪威政府大臣被禁止任职于诺贝尔委员会。^[27]1977年起挪威议会决定议会议员不再参加诺贝尔委员会，委员会名称也变更为“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一直沿用至今。尽管如此，诺贝尔委员会的组成与挪威议会各党派的力量对比仍是钟响磬鸣。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诺贝尔和平奖是挪威人评价体系下的一个奖项。不禁要问，这一地方性奖项何以成为可以在全球社会中进行流通的符号？要知道，世界上其他名目的和平奖为数可谓甚众。

回答这一问题，恐怕得先从诺贝尔奖最引世人注目的奖金说起。若将世界上的各种和平奖项略作梳理比较，我们就会发现，诺贝尔和平奖的奖金额度是最高的。进入21世纪，奖金额度保持在100万美元左右。以2009年为例，美国的那位总统先生奥巴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轻而易举地将140万美元收入箧内，可谓名利双收。^[28]与诺贝尔奖相比，世界上其他和平奖的奖金额度就会显得有点寒酸，只有10个左后奖项的奖金数额在10万美元以上，如1995年设立的甘地国际和平奖（the Gandhi International Peace Prize），奖金约30万美元，居世界第二。^[29]

诺贝尔奖按期有规律地进行评选，也有助于诺贝尔奖成为一种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符号。从人类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们总是倾向于有规律可循的事物，这意味这类事物具有可预测性，使人们避免因未知而产生恐惧心理，从而获得人们的信任和好感。一个反面的例子是，国际巴尔扎恩奖（The Balzan Foundation's award for Humanity, Peace and Brotherhood among Peoples）的奖金数额大约是70万美元，数额可观，但是这个奖项的颁发是不定期的，两届之间须隔三年或更久，该奖自1961年之后只颁发了五次，最近的一次是1996年，颁给了国际红十字委员会。^[30]

此外，诺贝尔和平奖的声誉还得益于诺贝尔科学奖项。与和平奖的评选标准相对比，物理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和经济学奖，这类奖项的评选具有统一的标准，而且在技术层面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异议较小。人们以为，科学类诺贝尔奖的评选是具有统一客观标准的。当然，事实并非如此。不过，这不是此处所要讨论的问题^[31]。这里要讲的是，由于人类的联想思维遵循接近律和类似律，^[32]所以人们对于其他科学类诺贝尔奖项客观性的认可，使人们对和平奖也抱以乐观的态度。刘炳香也指出，诺贝尔和平奖是诺贝尔奖系列中的一个，其声誉得益于这种关联。^[33]

上述几点可归结为诺贝尔奖本身的因素，此外，诺贝尔和平奖能夺世人之心还有其宏观的外部因素，正所谓“道假诸缘，复须时熟”。诺贝尔和平奖草创及至大行其道之时，世界只是西方的世界。即使存在着多元化或多样化，都仅是同一话语系统内的不同意见，隶属于当时的“元叙事”或“大叙事”。^[34]因为评选和平奖的理念源于当时的大叙事，所以其评选标准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十分熨帖，于是人们也就非常自然地接受、认可并予以加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和平奖是西方的，同时也是“西方-非西方”的。

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大叙事遮蔽下的小叙事逐渐获得解放。同时，随着二者之间矛盾和对抗的加剧，和平奖的“西方对非西方性”也越来越明显。如同硬币的两面，也正是在“小叙事-非西方”的凸显下，“大叙事-西方”的线条才越显明朗。如果说要像传统的历史研究那样，划出一条线分割开“西方的诺贝尔和平奖时代”和“西方对非西方的诺贝尔和平奖时代”，那应该选在1945年：二战结束之际，冷战孕育之时。冷战时期的东西方对峙是国际政治中的大结构，“西方-非西方”的格局也就形成了。

看看历届和平奖获得者的名单，我们就会发现，1945年之前的和平奖获得者中占大部分的是西方人的名谓，这给和平奖的西方性质加了一个注脚。1945年之后，非西方的面孔多了起来，可是，若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生平，便会惊奇，原来“非西方皮囊之下，却是西方的内核”。这些非西方面孔的加入，体现了和平奖在这一时期的“西方-非西方性”，不过要明确，这里“非西方”的出现是为了凸显“西方”。为了说清楚这一个问题，不妨列举几位获奖者的案例略作分析。

1975年，苏联著名核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1921-）被授予和平奖。他在苏联的氢弹研制工作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或许正是像爱因斯坦一样有感于氢弹的巨大威力，这位核物理学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反对核武器——自己参与研制——的扩散。如果说，萨哈罗夫因其推动1963年《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署而获得和平奖，还勉强能够说通。那评审委员会因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以卓有成效的方式，为实施赫尔辛基协议所规定的各项价值观念而进行了斗争”（评审委员会评语）而授彼奖章，则很难说通。西方看重的赫尔辛基协议所规定的各项价值观念为何？答曰：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确，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全世界的人们应该对为这项事业做出贡献的人发出赞美，若有可能，更要像萨哈罗夫那样投身于这项事业。可是，这与人类的和平有什么关系？至于美国、赫尔辛基协议和苏联的关系，早已是世人皆知的常识了。

1990年，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1931-）获得该年度诺贝尔和平奖。他是苏联的第一任总统也是最后一任总统，正是在他手上，苏联社会主义帝国大厦倒塌。苏联解体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民族等各方面的原因，不过戈尔巴乔夫作为关键历史人物难脱干系。在解体前夕的1988年，戈尔巴乔夫宣布减少对东欧国家内政的干涉，特别是停止了武力干预，放弃外交上的勃列日涅夫主义。这一政策的后果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剧变。^[35]紧接着，两德统一，这从形式上标志着冷战时期“欧洲一分为二”的局面结束。这也就意味着东西两大阵营间的冷战结束。戈尔巴乔夫因此获得了1990年的和平奖。这堪称是“西方-非西方”框架下的一个典型大叙事文本，对戈氏的这次嘉奖，是在言说和加强整个西方对非西方在话语强权上的合法性。联系一下福山鼓吹的“历史终结论”，就会发现，评审者是在以胜利者的姿态对获奖者的行为进行肯定，这暴露了二者在身份上的不平等。

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并称其“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只有极少数人能达到与他同等的程度，他为人民带来了对美好未来的希望”。且不论这段评价是否为溢美之词，大概任何一位智识正常的人都应该会问一句：2009年的奥巴马履职未久^[36]，有何“和平”作为？即便是今天，人们也会发出疑问：他为哪国的人民带来了美好未来的希望？依照和平奖的评审标准，获奖者应当是为“全世界人民”的和平作出贡献，但水深火热中的叙利亚的人们似乎不会答应，况且对此不能苟同的还不止叙利亚一国人民。不能不说，其目的便是树立和巩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标准。可惜，这场秀做得太露骨，实在不算高明。

诺贝尔在遗嘱中交代，将和平奖授予“为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但今天的诺贝尔和平奖已越来越偏离诺贝尔的初衷，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所言，“诺贝尔和平奖评奖作为政治工具的作用已暴露无余”。^[37]在结尾处，笔者对本章立场略作说明：本章只是试图从符号学的角度，提醒人们在“西方-非西方”这一大叙事之下，应当注意到诺贝尔和平奖作为一个符号所体现出的权力关系，而并非旨在贬抑一方或褒扬一方。因为很容易举出一些其他的例子，如苏联便曾设立一个斯大林和平奖作为宣扬自己意识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