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认证与国家基本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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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事实与规范

那么,认证能力又是什么呢?本书倾向于在认证概念基础上给出一个简单的定义:认证能力是指国家在可靠事实基础上,建立和执行明确、精细和统一规范的能力,用图3—1表达就是:

图3—1 认证能力的两个维度

也就是说,认证能力受两个变量影响,一是事实可靠度,一是规范统一度。事实与规范,共同构成国家行动的知识基础,只有二者都得到改善,才能提高认证能力。事实层面看上去好像是个“数目字管理式”的技术理性问题,规范层面涉及自然人和法人的各种身份、资格、财产和行为等,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国家在税收、福利和监管政策、法律与制度的有效性,进而影响国家实现人人平等和社会公正的程度。认证能力的强弱,认证体系的有效性,与国家基本制度的建设进程直接相关,进而也就影响着国家实现良治、善治的程度。认证能力越强,认证体系越有效,国家的治理水平就可能越高,社会也就可能更加稳定,人民的生活质量就更可能得到提升。[1]在税收、福利和监管政治领域,有认证比没有认证,强认证能力比弱认证能力,更可能在全面了解收入和财产基础上推行统一税率、执行恰当的增减税政策,更可能建构统一的国民基本福利体系,更可能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从而更可能让整个社会资源在全体国民中间的分配更加公平、公正,更可能缩短人与人之间经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达致国家治理的良善状态。

有认证比没有认证,强认证能力比弱认证能力,更有利于将人们从传统的固定生存状态中解放出来,从而促进社会流动和迁徙自由。因此,民主、自由、平等和公平,都离不开身份认证,认证的现代化关乎国民权利的现代化[2],涉及基本政治价值和国家治理的实际水平。

对于认证能力这个整体而言,事实和规范这两个维度不可分离,缺一不可。事实是认证的下层基础,规范是认证的上层建筑。社会问题越复杂,国家行动就越需要可靠的事实,没有事实的支撑,认证很有可能滑向失控的一端,无法建立明确、精细和统一的规范,规范的政治内涵也就根本无从谈起,因此,数字不仅仅是数字,也是关乎轻重权衡、方向抉择的政治[3];不仅“总数”是政治问题,“小数”也是政治问题;不仅“大数”是政治问题,“细目”也是政治问题;不仅“少数”是政治问题,“多数”更是政治问题。

没有规范的指引,认证很有可能迷失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实当中。不建立规范,事实再多,也是一团乱麻,国家行动将继续没有政治方向,无法建立基本制度,国家与国民个体、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就可能无法理性化、制度化和正常化。因此,认证是个基本政治问题,认证过程是个政治过程,认证的政治意义并不会因为涉及技术层面的问题而丧失,反而促使人们重视表面上是技术但实质上是政治的问题。

不论西方还是东方,不论前现代农业国家还是现代工业化国家,不论古代认证还是现代认证,也不论身份认证、财产认证还是福利认证、社会经济认证,最大限度地降低直至消除认证对象的不可认证性(Unidentifiability)、不可识别性(Illegib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和不可治理性,建立抑或增强认证对象的可认证性(Identifiability)、可识别性(Legibility)[4]、确定性(Certainty)和可治理性,都是国家认证努力的基本目的,也是认证的逻辑终点。

而国家的认证努力成效如何,需要从认证的起点出发,观察认证的过程,观察国家如何建立有效的认证体系。这个起点就是认证能力的两个维度,它们是认证能力的衡量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