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认证是什么
1985年，三位美国学者彼得·伊文思、迪特里希·鲁斯迈耶和西达·史考朴主编了一本书《把国家带回来》。在这本“新国家主义”论集的最后一章，三位编者将国家与社会结构研究的未来议程概括为三个方面：国家能力与国家自主性的影响因素、国家的形成与重构以及国家行动的知识基础。[14]根据这三位学者的看法，任何国家要想干预社会，都需要了解有关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的知识，并影响社会知识的形成与应用，“统计学”、“治安学”、“国家学”都是对国家这种知识需求的回应。国家与社会生活越是相互渗透，这种需求就越大。遗憾的是，二十五年过去了，与前两个议题的丰硕成果[15]相比，国家行动的知识基础仍然有待探索。
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科特1998年的著作《国家的眼睛》[16]是个显著的例外，不过，这本书虽然承认社会知识是国家行动的基础，却主张国家常常追求极端现代化，对社会知识进行过度的简单化、清晰化和标准化，这会破坏和削弱丰富多样的社会知识和地方传统。这样一来，担心国家扩张的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社会集团如何约束和限制国家行动的知识需求，如何逃避“国家的扩张”，下述问题往往略而不论：国内外政策性知识的生产与扩散，国家与社会知识生产者的关系及其演变，国家与社会集团围绕社会知识生产与流动而展开的政治角力，以及不同国家使用社会知识处理政策难题的不同路径。[17]
由于常常被视为其他国家行为的附属品，认证的概念并未得到清晰的界定。实际上，认证不仅仅涉及对象的流动性，所以约翰·托毕（John Torpey）的国家覆盖能力无法准确传达认证的丰富内涵；认证也不仅仅涉及国家强制建立治理对象的清晰资格，所以斯科特的国家识别能力也只是指出了认证的部分外延。
实际上，不仅没有生命但有可能威胁生命安全的山体、河流、气候、道路之类“自然物”需要纳入认证，食品、药品、产品、矿山之类“人造物”需要认证，拟人化的法人也需要纳入认证，有生命的自然人则可能更需要融入认证，后两者也有可能向需要收集社会事实、积累认证知识的国家提供虚假或者不实的信息，从而逃避认证。因此，认证概念既需要在外延上涵盖尽可能可靠的社会事实，涵盖分类明确、规则精细和标准统一的一致规范，也需要在内涵上能够推演国家与社会和个人在认证上的政治互动过程。要想适用范围尽可能大，概念就必须尽可能还原到最基本的层面进行抽象和概括。
笔者将国家治理对社会知识的需求称为国家的“认证”需求。“认证”一词在中文中出现得较晚，但适用性很强，尤其是在社会经济生活监管领域，比如“身份认证”、“资格认证”、“能力认证”、“质量认证”、“产品认证”、“安全认证”等。不仅如此，汲取、强制、濡化、统领、再分配、监管、吸纳、整合和学习—适应等国家治理领域，也存在大量的“认证”实践。本书致力于分析这些国家基本制度领域中的各种“认证”现象和经验，把“认证”概括和抽象为一个基本的政治学概念，使之涵盖确认、识别、分类、鉴定、评估、检测、追踪等基本含义，扩大“认证”在学术领域的适用范围，探索“认证”的基本政治学内涵。
“认证”对应的英文是Identification，源于1644年拉丁语中的一个动词Identificare，意为“视为一体”，1769年首次有了“识别”、“确认”之意，1959年开始使用其缩写I.D.，特指“身份”。发展到今天，这个词的内涵变得非常丰富，不仅是指身份的证明，也是能力、价值、资格的证明，还是真实性的证明，还可指代个体对他人、对政治或文化共同体、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的认同。
出于这样的考虑，在本书中，认证是指以中央政府为代表的国家，收集、确认、识别境内有关人（自然人、法人）、财（固定财产、流动财产）、物（自然物、人造物）、行（犯罪行为、社会行为、经济行为）、事（重要的社会经济事务）的名称、位置、数量、流动方向、真假优劣等基本事实，进而建立并执行相应分类、规则、标准和规范的整个过程。
图2—1 认证知识的五个要素
如图2—1所示，认证所需要的知识来自五种基本社会事实：人，既包括有生命的自然人，也包括拟人化的法人；财，指广义上的财产，既包括固定财产，也包括流动的各类货币或非货币收入和资产；物，包括可能威胁个人生命从而涉及公共安全的自然物和工农业产品等人造物；行，包括个人和法人的犯罪行为、社会行为和经济行为；事，指涉及人的生活质量、社会安宁和公共安全的重要社会经济事务，它既可能建立在人、物、财、行上，也可能自立门户，比如商品价格、工作条件、劳动时间、劳资关系、道路交通和水电气等社会经济活动客体。
人和物是认证的落脚点，对身份、财产、产品、行为、事务的认证，最终都要归结到物上，归结到人上，都要与人和物的各种基本（身体、社会与经济）特征相结合。人、财、物、行、事都是认证的对象，都具备名称、位置、数量等基本事实，都可能在不同时期按照自身属性向某个方向流动，所以需要区分基本事实的真假优劣，因此，认证即包含对这些内容的确认识别，也包含根据这些内容建立规范、设定标准及其具体执行，这些环节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障认证体系的整体有效性。
就主体而言，认证有国家认证与社会认证两种。顾名思义，前者的主体是以中央政府为代表的国家，“只有中央政府才能代表国家意志，其他公共权威和地方政府无法代表国家意志和国家利益”[18]，因为地方政府有可能成为国家认证的阻力或者竞争者；后者的主体则为国家以外的各种社会群体。国家认证与贯彻国家意志、履行国家基本职能、运行国家基本制度、实现国家整体目标紧密关联，社会认证则与各种营利或非营利组织的日常运作密不可分。社会认证在很多情况下是国家认证借鉴、学习的对象，也可能会与国家认证发生竞争，或者被社会群体用来逃避国家认证。国家认证是本书的主题，为简便起见，下文所称认证皆指国家认证。
[1] See James Rule， Private Lives and Public Surveillance： Social Control in the Computer Age .London： Allen Lane， 1973； Theodore Lowi， “The Political Impac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EEE Transactions on Communications ， 23 （10）， 1975； Gary T.Marx， “The Surveillance Society： the Threat of 1984-style Techniques”， The Futurist ，June 1985， 21-26； Christopher Dandeker，Surveillance Power and Modernity： Bureaucracy and Discipline from 1700 to the Present Day ，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1990.
[2] See Jeremy Bentham，“Panopticon （Preface）”，In Miran Bozovic （ed.）， The Panopticon Writings ， London： Verso， 1995， pp.29-95.
[3] See David Lyon， The Electronic Eye： The Rise of Surveillance Society ， Polity，1994； David Lyon， Surveillance Society： Monitoring Everyday Life ， Open University Press，2001； David Lyon， Surveillance as Social Sorting： Privacy， Risk and Digital Discrimination ， Routledge， 2003； William Staples， Everyday Surveillance： Vigilance and Visibility in Postmodern Life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0.
[4] See Micha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 NY： Pantheon Books， 1977，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5] “从封建时代的司法国家，到15、16世纪由边界和领土定义的行政国家，直到后来由人口来界定的治理国家；从纪律社会、治理社会的过程，其中有纪律、惩罚与主权之间的三角关系。我们无需用纪律社会代替主权社会、治理社会随之又代替纪律社会这样的方式来看待问题；实际上有一个主权—纪律—治理的三角，其首要目标是人口，其核心机制是安全配置（the apparatus of security）。”参见“Governmentality”， trans.Rosi Braidotti and Revised by Colin Gordon， in Graham Burchell， Colin Gordon and Peter Miller （eds.）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p.87-104。
[6] See Anthony Giddens，The Nation State and Violence .Cambridge： Polity， 1985， pp.50-59， 214-221.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7] See Mark Poster， The Mode of Information： Poststructuralism and Social Context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8] See John Gilliom， Overseers of the Poor： Surveillance， Resistance， and the Limits of Privacy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pp.17-40.
[9] See David Lyon， The Electronic Eye： The Rise of Surveillance Society ， Polity，1994.
[10] See David Lyon， Surveillance Studies： An Overview ， Polity，2007， pp.73-93.
[11] See John Torpey， The Invention of the Passport： Surveillance， Citizenship，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2，4-20.
[12] See James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02.
[13] Ibid.
[14] See Theda Skocpol， Peter B.Evans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 ed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347-366.
[15] See Michael Mann， “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 In John A.Hall， ed.， States in History .London： Basic Blackwell， 1986； 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I：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D 1760.New York： Cambridge UP， 1986； Robert Higgs， Crisis and Leviathan： Critical Episodes in the Growth of American Gover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and 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II： 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States .New York： Cambridge UP， 1993； 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Peters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and John Hobson， The Wealth of States： A Comparative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等。
[16] See James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7] See Theda Skocpol ， Peter B.Evans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 ed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358-360.
[18] “只有中央政府才能代表国家意志，其他公共权威和地方政府无法代表国家意志和国家利益。地方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的能力的扩大，并不意味着国家能力的增加，反而可能会削弱中央政府实现自身意志的能力。”参见王绍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论文， 1991年。国家能力的概念化，又见Robert Jackman， Power without Force： the Political Capacity of Nation-States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3； John Hobson， The Wealth of States： A Comparative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