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认证的独立性

一 认证不是什么

认证常常被视为监控的附属品，长期湮没在大量针对监控的学术和社会批判当中，认证的独立性是慢慢显现的。西方学者非常重视监控在现代国家中禁锢社会生活的负面效果，^[1]高度警惕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所代表的彻底社会控制，^[2]充分凸显了监控的极权主义符号意义，并且极端重视如何不让国家监控侵扰公民隐私、自由、尊严和社会活力。^[3] 米歇尔·福柯所概括的权力技术与策略总是在场的“纪律社会”，则是监控批判的集大成者。^[4] 尽管福柯从未讨论过数据库、互联网等现代技术条件下的监控，但其他学者对监控的批判无出其右者，更为晚近的自由主义思想对国家认证的恐惧也基本没有超出上述概括性判断。

但福柯本人对监控的思考也不是铁板一块，晚年的他开始强调不能只关注监控的惩罚功能，还要关注监控所包含的治理功能，也就是说要关注除了强制以外其他国家基本制度的正常运行。晚期福柯在法兰西学院以治理术为题的演讲，用“总体化权力”概念批判了他早期所强调的“个体化权力”概念，在主权—纪律（监控）—治理的铁三角关系中，突出了以统计意义上的人口为目标的大规模治理问题。^[5]监控开始被视为生命政治的一部分，体现了国家对构成总体人口的个体生命的治理。

一旦学者们开始纠正体现他们学术创造力的“偏见”，思想的天地就更加广阔了。认证开始跃跃欲试，呈现出从监控中逐步剥离的趋势。安东尼·吉登斯把晚期福柯关于生命政治的学术洞识运用于分析早期现代国家的政治实践，对乔治·奥威尔和福柯所负面化的监控进行了拨乱反正，指出现代社会从一开始就是“信息社会”，作为信息储存与整理的监控，控制着人类生活的时间和空间安排，行政权力通过它组织起来，现代社会通过它建立起来。^[6] 马克·波斯特甚至把信息技术尤其是国家监控的发展视为现代社会转型的核心。^[7] 约翰·吉利奥姆认为建立和维系福利体系都离不开对穷人的监控，^[8] 戴维·莱昂则强调：对公民进行统一而可靠的监控，正是所有福利国家现实政治中的普遍实践。^[9] 现代国家普遍建立起针对人、财、物、行、事的全面监控，这一政治事实促使人们思考事情是不是只有监控这么简单；促使人们从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的一般过程中观察国家行为的一贯线索；促使人们反思在国家汲取、强制、濡化、统领、再分配、监管、吸纳、整合和学习—适应能力的加强或削弱背后，到底有没有什么因素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及，这个因素在学术上是不是监控这个术语所能囊括的。

实际上，上述学术努力所讲的监控，已经不是一个无法细分的概念，社会事实的收集、储存和分类、处理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基本成分。这个成分已经具备了充分的独立性，需要单独对待。这个成分，就是本书所讨论的认证。

在逻辑上，认证也并不是监控，监控依赖认证这个事实^[10]体现了认证的前提作用，但并不能就此将二者等同起来，正如认证不等于征税、征兵、征役、治安，不等于濡化、统领、再分配、监管，也不等于吸纳、整合和学习—适应。认证在学理上有自己的时空条件、内在逻辑、知识类型、特征属性、形式功能、制度机制以及政治内涵。将认证等同于监控，无法真正揭示认证到底在发挥什么作用，无法理解认证到底如何影响税收、福利与监管等国家基本制度，无法找出不同认证体系的共性，也就无法准确界定认证能力的因果机制、演进模式和政治意义。

将认证与监控区分开来的研究认为，国家需要一种覆盖能力（State Embrace Capacity）来追踪流动的个体从而汲取必要的资源、维系自我生存，^[11]国家也需要一种识别能力（State Legible Capacity）来驯服自然、干预社会，^[12]需要将自己感兴趣的成文的、静态的、集合或个人的、分门别类的社会事实简单化，通过统一度量衡或编码单位、计算、分类和汇总概括实现标准化，实现国家对自然、空间、城市、人民与语言的清晰识别。^[13] 尽管这些研究将重心放在强调简单化、标准化、清晰化所可能导致的错误上，保持着与监控能力研究一脉相承的高度警惕，但它们促使我们将目光更多地投向认证和认证能力，思考认证到底是什么，思考认证能力在税收、再分配和监管领域究竟是如何生长起来的，具体运作机制如何，以及如何发挥政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