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黑格尔哲学及其解体
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乃是马克思哲学诞生的一个重要来源，马克思在创立新唯物主义过程中，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积极地加以扬弃并改造为唯物辩证法，成为自己唯物史观的根本运思原则。然而，对于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并没有因为以往大量的研究而穷尽说透二者之间的关系，似乎今后很长一段时期也会一直做补充说明的工作。这与黑格尔哲学辩证法晦涩与深刻并存、神秘与明晰同在的特征有很大关系，它的哲学意蕴似乎随着观察视角的不同总能够折射出新的启发之光。因此，对于黑格尔与马克思关系的任何一次梳理都是更为接近它的努力。
黑格尔的传记作者之一阿尔森·古留加曾说：“黑格尔一生质朴无华，他的活动是内在的，反映在他的思想和著作之中。”[31]诚然，黑格尔的一生尽管也遭受过种种磨难和人生困局，但总体而言他所受的困苦是他那个时代大多数人所经受的困苦。他所追求的人生理想，一份好职业，一位好妻子，尽管有些庸俗，也终究达成心愿。因此，纵观黑格尔的一生，除了几个有戏剧性的小插曲外，基本上是波澜不惊的。
然而，在黑格尔平静的人生河流下却叱咤喑呜、回旋激荡着令人惊叹不已的思想潜流，直接左右和改变了19世纪思想史的脉络与走向，更在后世激发起一场场的思想风暴与回应。有人说，后人对康德的哲学只能选择通过，而不能选择绕过。黑格尔的哲学则是，你不管喜欢与否，你都得给以回应，而不可能加以回避。黑格尔（1770—1831）是在革命年代启蒙运动的影响下走向成熟的，同时也是在使德国文化“狂飙突进”的浪漫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产物。然而，这两种思潮在思考方向上具有相反的特征。黑格尔都接纳过来，并试图在辩证的运思下使二者能够做到相反相成。因而，矛盾的和解是黑格尔哲学给人的最大印象，其实也确实是黑格尔哲学的最终归宿。但如果说黑格尔哲学处处都弥漫着矛盾调和的折中主义则是不严肃的，至少没有理解黑格尔。汤姆·洛克莫尔盛赞黑格尔为康德之后最伟大的哲学家，是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黑格尔，这位时代巨子，在他的作品里反思并测量了他的时代，然而他又超越了那个时代，当黑格尔时代不再存在时，他明晰表达出的理念仍继续启发着当前时代”[32]。
（一）黑格尔哲学的产生背景概览
1.启蒙主义思潮的影响
黑格尔思想首先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革命来自于激进启蒙，启蒙运动发轫于文艺复兴思潮，在17世纪酝酿成熟，迨至康德哲学达于鼎盛。启蒙（enlightenment）的要义在于人类理性主体性的发觉与使用，它强调三大基本要素：人是理性主体，自然是被宰制的客体，大自然可以量化把握。这恰恰是与近代自然科学、工业革命、民主政治、个体价值以及多元文化等相辅相生的哲学思考。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受到了德国激进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一方面，年轻的黑格尔兴高采烈，据说曾经和好朋友，其中也包括谢林，一起栽种自由树，高唱《马赛曲》。青年黑格尔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启蒙思想的种子结出的果实，是卢梭思想的实践。因此，当拿破仑称雄欧洲时，黑格尔没有只是强调法国对他国的欺凌，反而从拿破仑传播法国大革命成果、打破欧洲封建专制的角度认为他代表着绝对精神的历史发展。在1806年法军入侵耶拿后，黑格尔这样给友人写信道：“我看见皇帝——这位世界精神——骑着马出来在全城巡察。看见这样一个个体，他掌握着世界，主宰着世界，却在眼前集中于一点，踞在马上，令人有一种奇异的感觉。”[33]确实，在黑格尔眼中，法国大革命乃是一次“光辉灿烂的日出”。
另一方面，法国大革命对黑格尔那一代德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又是双重的。他们既对打破旧秩序的革命抱有热望，又对革命的消极方面抱有恐惧。黑格尔以极其矛盾的心情分析了这一历史现象，认为抽象的理念与现实的结合往往是一场灾难。黑格尔晚年在对法国大革命反思后，更为认同英国的光荣革命，并把君主立宪制作为理想的政治制度在《法哲学原理》中加以论述。同样，英国工业革命也对黑格尔的世界观有深刻影响。黑格尔在耶拿时期曾经深入研究过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著作，并在许多方面表示赞同，而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正是英国工业革命的理论表现之一。
2.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
与启蒙主义同样对黑格尔影响深远的是浪漫主义运动，特别是其中的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重写了基督教精神。以席勒、赫德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运动，在强调大自然的不可量化，人与自然、人与人不可分裂方面构成了对启蒙运动的反动。他们以复古的形式，强调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解的主题。赫德认为，一切内在的精神、理念都需要外在的合适的表现方才完成，自然与人类历史一样充满灵思与生命，这正是上帝的表现的华丽乐章。人类在启蒙中自我迷失，人类的自我救赎在于如何回归到上帝的整体性生命中去。
查尔斯·泰勒指出，黑格尔“被当时的表现主义思潮深深打动。在古希腊的古典过去中，一幅人与人自身同一，人们在社会中相互同一的、全体和谐的生活画面也为他拟定了一种典范的生活形式”[34]。
这种表现主义带有强烈的神秘性，事实上黑格尔对神秘主义十分感兴趣，阿尔森·古留加甚至说：“如果不提到德国的神秘主义，那么，就没有把决定黑格尔精神发展的因素讲齐。他在法兰克福摘抄过神秘主义大师艾克哈特和陶勒尔的著作。他的不少辩证思想在某些方面可以追溯到神秘主义。”[35]
3.德国哲学先行者的影响
康德（1724—1804）、费希特（1762—1814）、谢林（1775—1854）和黑格尔（1770—1831）曾经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四巨头为大众所熟知。基本上这一排列顺序也代表了世所公认的德国哲学发展的逻辑顺序。
康德以“哥白尼式的革命”在哲学上开启了人类认知图式的自我反省时代，宇宙开始找到新的中心——人自身。然而，康德在现象界和自在之物之间拉上了一幅“无知之幕”，牢牢限定了理性的能力与工作方式。费希特发现了隐含在康德哲学里的深意：世界总是自我的世界。他干脆把这一点挑明，即并不存在自在之物，世界就是自我设定的世界，人自身必须有勇于实践的勇气与责任。理性的人类本身在费希特那里得到了充分乃至过分的张扬。谢林认为，这种主体性的张扬，其实不可避免地暗含着依赖客体存在的前提。恰恰是大自然本身无言而厚重的支持，才使得一切成为可能。尊重自然、理解自然，以及返回自然和自然成为一体，恰恰是谢林哲学中不惜矫枉过正的主题。从这一逻辑顺序可以看出，并非每一位思想家对前人思想的发展都是绝对的进步，往往在纠正和突破前人的难题中，突破者自身并没有真正保留住前人的成就。
黑格尔曾经一度在思想上站在比自己小5岁的谢林的阴影里，但显然他有着更为渊博的关注视野和整理消化前人成果的思考力。很快他就发现了这些思想家所表现出来的尖锐对立与冲突，任何一个角度的说明都只是片面的有条件的真理。只有从总体出发，才能够说明片段的价值和意义。整合前人思考片段，在辩证的发展中使之成为科学的体系，是黑格尔哲学的雄心壮志。
由此可以看出，黑格尔处在思潮极为对立的时代里，查尔斯·泰勒称之为黑格尔哲学思考的两个端点，即启蒙理性与基督教。在当时似乎水火不容的两个极端，却构成了黑格尔哲学思考的内在对峙双峰。在这种强烈的冲突中，黑格尔力图找到能够表现其同一的有机体系。
（二）雄伟壮观的黑格尔哲学
黑格尔在哲学上的独创在于1806—1807年写的《精神现象学》，显示出他思想的真正成熟。黑格尔与其他哲学家相区别的重要特色之一是，一旦确立了自己的思想原则，就不再有大的改动，剩下的工作只是对这一原则的完善和对这一原则所适用的领域的开拓。所以，后人固然惊叹黑格尔建构的宏伟壮观的哲学体系，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先意识到，他提供了一种既不同于传统形式逻辑，也不同于康德先验逻辑的思辨逻辑。
从《精神现象学》中我们可以领略到这种思辨逻辑的创造性。第一，黑格尔认为精神的本质是自由，真正的科学范围是理性，研究精神如何渗入这一范围是精神现象学的任务。第二，人是历史的产物，故此人是为社会而生的，个体与社会是相呼应相联系的。第三，个体的发展大体上重现人类的发展，在思辨统一的视野里，研究于此正是关注于彼。由此，《精神现象学》从个体意识开始哲学探究的冒险之旅。
黑格尔纵论了宇宙中自然与人文现象的辩证发展，并以正论（thesis）、反论（anti-thesis）、合论（synthesis）的形式（必须指出，在《精神现象学》中，这三段式还远没有后来那么严格和呆板）来加以演绎。一方面，这是在演绎客观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当事物处于稳定、固态的阶段，就是处于正论阶段；而当事物发展到极端，发生自我颠覆和悖离，则处于反论阶段；而当事物扬弃了两方面的不足，同时又在更高层次保留了两个方面的合理性时，则处于合论阶段。另一方面，这也是人类观察宇宙万象的思维方式，“正论式”思维，人们援用知性（understanding），“反论式”思维，人们援用辩证法（dialectic），“合论式”思维，人们援用理性（reason）。但是，黑格尔的区分并非如此机械，有时他也把对事物发展的自我矛盾、自我和解和自我提升的观察过程称为辩证法思维。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以精妙而细致的讨论探究了人类精神的发生学过程，即怎样从意识发展到自我意识、从自我意识发展到理性，怎样从个体理性发展到人类精神的宏伟过程，人类精神与宗教精神怎样在哲学里和解。他以深刻的历史意识为基础，用辩证的方法把这一宏伟过程浓缩在个性化的哲学表达中，其百折千回之处，使得这一哲学体系仿佛一次“精神的奥德赛”之旅，充满了探险精神和独创精神。而对其最后的和解，新黑格尔主义者克朗纳由衷赞叹道：“现象学可以叫做心灵向往上帝的旅程。对上帝或绝对者的知识就是这个航行的最后目标。”[36]
此后，无论是黑格尔写作《哲学百科全书》，还是写作《法哲学原理》，乃至关于历史、美学、宗教和哲学史的四大讲演录，都是这一辩证方法的具体而微者，所以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黑格尔哲学是百科全书式的，不仅是在哲学领域带来了系统的形而上学，而且这一辩证的思考贯穿了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贯穿了新教神学和宗教神学等方面，其气魄之大使得时人称其为新的亚里士多德，而贯穿其中的方法就是他的思辨逻辑。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正—反—合的思维模式，也是黑格尔哲学对当时德国分崩离析的现实进行统一和整合的哲学表达。这一点在其晚年著作，特别是《法哲学原理》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世界范围内衡量，德国在资产阶级发展道路上仍然是走在前列的。但相比较与英国和法国，德国无疑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哲学乃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那么，黑格尔哲学无疑最深刻和最充分地反映了德国在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发生的根本变化。黑格尔哲学以最为思辨的形式为德国的统一、民族国家的崛起做了理论上的论证。黑格尔对当时的普鲁士国王是寄予厚望的。同样，黑格尔的思考在当时受到文教大臣阿尔施泰因的欣赏与支持，因而在19世纪20年代黑格尔哲学的声誉达到了顶峰。
黑格尔哲学具有震古烁今的气魄，要把一切对立的东西整合在宏伟的思辨体系中，用理性的辩证发展消解掉一切片面的对立。这一企图和尝试，不仅引发当时以及后世无数才智之士的赞叹，同时也潜伏着内部激烈的冲突与张力，如果没有第二个黑格尔式的人物做现实体系的君主，诸侯纷争局面的出现就只是一个时间迟早的问题。
（三）黑格尔哲学之解体
1.对黑格尔哲学的责难与攻击
受黑格尔强烈影响，信徒们把黑格尔思想不仅解读为一个体系，而且解读为一种思考方式，并试图把这一思考方式应用到不同的学科领域中，从而在实际中发展成蔚为大观的黑格尔主义。在19世纪20年代，黑格尔哲学成为普鲁士的国家哲学。黑格尔去世后，门徒们把老师的几个著名讲演录整理出来，更显得黑格尔身后备受哀荣。《黑格尔全集》的编辑者甘斯这样宣告：“哲学现在已经达到圆满的境界，人们认为它的发展只是根据它的题材按以往已经这样明确表示过的方式进行有创见的工作而已。”[37]
然而，黑格尔哲学远远没有这样的成就，也没有这样的好运，可以长久占据意识形态的主流位置。黑格尔的体系仿佛亚历山大建立的大帝国，雄伟壮观，但不幸命运也与其相似，在其身后由于总督们的纷争而迅速解体了。
一是两个外在原因，一方面，政治上普鲁士国家不再全力支持黑格尔。1840年普鲁士新国王登基，即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840—1861年在位），他从做王太子时就是谢林哲学的崇拜者，他下令聘请谢林接任黑格尔去世后的教席，并谴责黑格尔的后继者们把把柏林弄得乌烟瘴气，似乎一切都受“一些空洞概念的学派的傲慢和狂热”支配，该是消灭“黑格尔泛神论这棵毒苗”的时候了。[38]因此，黑格尔哲学失去政治依靠。另一方面，别派哲学特别是谢林哲学发起反攻，不断破坏着黑格尔体系的伟岸长城。早在1822年，就有正统的神学家对黑格尔学说大加挞伐，认为不是哲学而是宗教才是绝对真理的启示。这种立场得到越来越多的力量的支持。谢林曾经讽刺过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哲学和宗教没有任何关系，“如果将宗教变成理性主义，那么教堂就要荒芜了”[39]。
二是两个最重要的内在原因，即黑格尔的正统继承者实在平庸无能，才华横溢的门徒如甘斯则英年早逝；以及富有创见的青年黑格尔派也四分五裂，黑格尔哲学终于没能避免迅速解体的命运。
从哲学上来看，黑格尔最弱的一环在于对宗教与哲学的和解问题上。黑格尔一再宣称，基督教是绝对的、完美的宗教，宗教与哲学在内容上是一致的，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这种说法，在黑格尔生前就被施莱尔马赫所倡导的超自然的启示神学反对，而在其门徒那里理解又是极为不同的，这就潜存着分裂的可能。
康德认为探讨上帝乃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不是知识问题。在知识领域里，试图论证上帝的存在，乃是理性的僭越，必然落入二律背反的谬论境地。然而，人生在世，总是有善恶的道德评判问题，这是理性和知识不能解决的，这时候我们不仅可以引进上帝概念，而且只有引进上帝概念，才能保证人类讲求道德乃是源于信仰上帝，才能成为善者。
黑格尔在这一点上与此前康德的解决完全不同，黑格尔试图把启蒙大背景下衰落的宗教拯救出来，极力论证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和理性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宗教只是以象征的方式来表达绝对精神，而哲学则是以理性的方式表达它。哲学在解释宗教时，就是解释它自己，而在解释它自己时，也就是在解释宗教。
不可避免的，宗教在黑格尔的学说中理性化了，同时，黑格尔的理性哲学也神秘化了。这种折中的努力，尽管可以让理性启蒙背景下的人们有一个更好的安身立命理由。但同时，他也必然受到纯正的和极端的宗教主义人士抵制和反感，认为黑格尔降低了宗教学说。极端理性主义者则认为黑格尔玷污了纯正的理性。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写道：“在现在的十字架中去认识作为蔷薇的理性，并对现在感到乐观，这种理性的洞察，会使我们跟现实调和；哲学把这种调和只给与那些人，他们一度产生内心的要求，这种要求驱使他们以概念来把握，即不仅在实体性的东西中保持主观自由，并且不把这种主观自由留在特殊的和偶然性的东西中，而放在自在自为地存在的东西中。”[40]这直接表征了黑格尔哲学是蔷薇理性与十字架基督教的和解主旨。他把宗教的意义扬弃在哲学中，尽管现实是如此的分裂与残酷，但正是因为分裂的痛苦与和解是在上帝受难的尘世历史中得以发生和完成的。由此，我们才能理解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的说法，“‘景象万千，事态纷纭的世界历史’，是‘精神’的发展和实现的过程——这是真正的辩神论，真正在历史中证实了上帝。只有这一种认识才能够使‘精神’和‘世界历史’同现实相调和——以往发生的种种和现在每天发生的种种，不但不是‘没有上帝’，却根本是‘上帝自己的作品’”[41]。
从正统的基督教信仰来说，对十字架的敬重乃是《圣经》本身所启示的直接的东西，不是需要借助思辨哲学才能够达到。黑格尔的表达与他所宗奉的路德新教是不一致的。路德曾经形象地把基督徒信仰耶稣刻成一枚徽章：黑色的十字架上绽放着白色的蔷薇围成的心形花环。前者代表基督徒受苦的心，后者代表纯洁的信仰、慰藉与希望。因此，路德不是把理性放置在中心，而是把信仰放置在中心，从根本上来说恰恰是反理性的。当然，这种反理性可以理解为当时正统的基督徒信仰是超越理性的。
黑格尔把十字架与蔷薇结合，尽管在中心，二者是统一的东西，但毕竟黑格尔把中心放在蔷薇上，这种借助蔷薇来指认十字架的“绕道”行为在正统的基督徒看来是对基督教本身的不尊重。同样，理性主义者则从另一方面理解，认为这是对理性的不尊重。
2.黑格尔哲学的分化与解体
相对于政治势力和外部学说的攻击而言，更容易出问题的是黑格尔内部的分裂。黑格尔哲学内在的辩证法扬弃的特征，包含着既要保留，又要否弃的两个方面，在现实的社会领域被放大为两股倾向力量。加之黑格尔体系的复杂多面性，不同角度、不同立场的人在黑格尔那里似乎都能找到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在一定程度上，黑格尔哲学放纵了人们各取所需、为我所有的不良动机和行为，这是黑格尔哲学在其身后四分五裂的重要原因。
从黑格尔哲学内部来说，分歧极大。黑格尔继承人分化为两派，受法国大革命影响，后世一般把黑格尔内部政治倾向相左的两派分别称为右派老年黑格尔派和左派青年黑格尔派。总体而言，无论青年黑格尔派还是老年黑格尔派，都是自由主义的，而不是革命的。分歧在于，青年黑格尔派是激进自由主义，老年黑格尔派则是温和自由主义。
作为黑格尔信徒的一部分，老年黑格尔派崇拜黑格尔到这一地步，认为既然黑格尔已经把最完美的哲学呈现出来了，那么作为后继者只能是不断书写哲学史，以充实和铺垫这一宏伟哲学体系的血肉。对于现实，他们固守着黑格尔“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教导，采取不闻不问的回避态度，认为一切矛盾最终将在调和中得到解决，卷入当前的斗争是没有必要的。
右派黑格尔派一般把左派富有革命性的方案看作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企图，幻想把抽象的理想强加在现存秩序之上，这不仅是对现实性本身的一种蔑视，更是对蕴藏在现实中的理性和历史发展的精神的一种漠然。因此，在老年黑格尔派那里，他们所希冀的乃是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不追随法国大革命，而是追随英国建立君主立宪制，结束封建压迫，实现宗教、艺术和新闻等各方面的自由，使得德国快速走入资本主义道路。这一政治态度也决定了老年黑格尔派对于现存社会秩序的维护倾向显然更为突出，在某种程度上被后世误读为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老年黑格尔派。
但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上台之后，对自由派立宪的要求根本不予满足。实际上在1848年革命时，曾经造成欧洲各国君主政体动荡，然而德意志统一后，快速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资产阶级愿望并没有实现。老年黑格尔派也不满意革命的结局，大失所望之余，他们这一派也慢慢衰落了。殊不知，历史的反讽在于，恰恰是1848年革命之后，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颇有起色，等到1862年铁血宰相俾斯麦上台之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才真正到来。马克思曾经指认：“从1848年起，资本主义生产在德国迅速发展起来。”[42]
另一部分黑格尔的继承者们，却强调黑格尔的另一句名言“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只有理论的先导和批判作用，现实才能跟进和改善。这就是青年黑格尔派，他们对黑格尔的哲学做出了激进解释。费尔巴哈、鲍威尔兄弟、卢格、施蒂纳等人，作为黑格尔哲学的分支，抓住黑格尔哲学的一个片面，相互攻讦。“他们的哲学最好称之为思辨的唯理论，除了他们有浪漫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特点外，他们还带有启蒙运动的尖锐的批判的倾向和对法国革命原则的崇拜。”[43]在一开始，马克思、恩格斯也属于青年黑格尔派，与这些人论战是引发马克思新哲学创立的一个重要契机。
相比较政治领域的荆棘丛生而言，宗教领域是比政治领域安全得多的战场，具有开拓性的工作首先是在相对缓和的宗教领域展开的。从1830—1841年，在德国思想领域里充斥的主要是神学的论战，但这一领域论战的结果却大大溢出了其理论范围。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对现存宗教进行斗争的实践需要，把大批最坚决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推到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44]。
老年黑格尔派一般是基督教的保卫者，曾经试图把人格化的上帝与个人灵魂不朽的超自然信仰在黑格尔哲学那里调和起来。但在1830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匿名发表《论死亡与不朽》，牵引出从有神论到泛神论的关键一步，费尔巴哈认为，真正的黑格尔哲学的宗教含义在于泛神论，它包含的观点恰好在于对个人不朽的否定。只有理性和作为人类保存的力量才是不朽的。尽管此书当时影响不大，但却是黑格尔哲学瓦解的先声。
1836年，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发起的关于基督学的论战引发了更为激烈的争论，一方面进一步剥除黑格尔哲学的神学色彩，另一方面进一步论证，宗教神话隐藏的真理乃是神性，是实体化在人性中的，当然不是某个具体的个体，而是整体的人类。施特劳斯还把黑格尔主义内部的争论按照法国议会的模式划分为左中右各派，这直接起到了分化瓦解黑格尔哲学的导火索作用。
布鲁诺·鲍威尔采取了比施特劳斯更为激进的立场，宣称黑格尔哲学内在的真理性不是一神论，也不是泛神论，而是无神论。所谓上帝存在的证明，不过是自我意识存在的证明。这一点在当时极大地影响了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写作。
1840年，赫斯在《欧洲三头政治》中，受契希考夫斯基影响，批判黑格尔的两大缺陷：第一，黑格尔哲学长于精神的探险，却拙于生活和行动的把握；第二，黑格尔哲学是现在和过去的哲学，而不是未来的哲学，未来需要发展出行动的哲学，把德国的精神财富和法国的经验财富结合起来。该书拥有广大的读者，赫斯的匿名也很快被大家识破，使他成了知名人物。该书对青年黑格尔派（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影响是很深的。[45]
当1841年，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时，直接指认黑格尔哲学是神学的最后避难所。费尔巴哈通过主谓颠倒的逻辑，作出更为惊世骇俗的论断：个体的人是不够完美的，但是个体之间是差异性互补的，作为人类，则可以把所有的完美属性聚集到一起。既然在人间找不到这么完美的人，就把它们归诸到想象的形象神身上。所以，神性恰恰是人性。人性不只是基督教的主体，也是一般神学的主体。人与人之间的爱，而不是对超验上帝的信仰，才是基督教的真理。宗教神学，乃是对人的否定。宗教无神论，则是对人的否定的否定，是真正的人的自身回复。
费尔巴哈的论述简明清晰，蕴藏着惊人的能量，一经传播开，似乎立刻炸毁了黑格尔的体系。恩格斯在40多年后评论说：“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种种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46]
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里，不难看出他对当时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政治期许，其政治理想便是德国的统一。“各种封建的义务都被废除，财产和生命自由的原则被认为是基本的原则，国家各种公职开放给了一切人民，但是自然要以才能适合与否为必要的条件。全部官吏就代表着政府，而以君主的亲自决定为最高无上，因为如前所说，一种最后的决定是绝对必要的。然而既然有了确实规定的法律和有条不紊的国家机构，那么，留待君主亲自独裁的事件也就无足轻重了。一个国家能够遭遇性格高尚的君主，固然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但是对于一个伟大的国家，因为它的实力在于赋有的‘理性’，所以国君的贤不肖也就成为平淡无奇了。”[47]在这里，黑格尔哲学以最为思辨的形式为德国的统一、民族国家的崛起作了理论上的论证。黑格尔这段话引发后世的非议，马克思曾经批评说：“黑格尔在这点上几乎到了奴颜婢膝的地步。显然，黑格尔周身都染上了普鲁士官场的那种可怜的妄自尊大的恶习……”[48]这固然有道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黑格尔所说的在当时的德国还没有成为现实，而是一种理想状况，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与普鲁士专制制度的理想妥协，消解掉片面的对立达致新的综合。因为，直到黑格尔晚年，大工业本身才脱离它的幼年时期。而德国直到1848年，资本主义才开始迅速发展起来。
恩格斯确实指出了这一点，他说：“我们在《法哲学》的结尾发现，绝对观念应当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向他的臣民再三许诺而又不予兑现的那种等级君主制中得到实现，就是说，应当在有产阶级那种适应于当时德国小资产阶级关系的、有限的和温和的间接统治中得到实现。”[49]
黑格尔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曾经一度被轻视和忽略，查尔斯·泰勒写道：“在俾斯麦时期的德国，人们只是模糊地记得黑格尔是一位‘复辟时期’普鲁士的国家哲学家，一位因置身事外地对普鲁士国家表示赞同而遭受中伤的国家哲学家。”[50]
由此，我们可以越过当时的历史，看后世复兴的新黑格尔主义如何解读黑格尔。新黑格尔主义者认为，黑格尔哲学既是理性主义的，同时也是非理性主义的。原因在于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思考，消解了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二元对立。只有人们把理性主义作为非理性主义、经验主义、直觉主义、神秘主义等的对立面来使用时，理性才获得其确定意义。但黑格尔哲学从总体来看，是对这一切的包容与超越。对立，在黑格尔那里只不过是获得探讨更深层本质的契机。这就使得问题的表述在黑格尔体系里获得双重面相，黑格尔哲学有多么理性，就同样有多么非理性、反理性和超理性，二者是圆融共通的格局。
这也难怪，新黑格尔主义者说：“在黑格尔之前，还从未出现过一位像他那样应用如此哲学的、如此思辨的和如此科学的方式的非理性主义者，还从未出现过一位如此强烈地主张有必要有可能使一切非理性主义的主题成为占统治和支配地位的主题的人。黑格尔无疑是一位哲学史上所知道的最伟大的非理性主义者。”[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