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社会主义思想的嬗变

一般认为，社会主义思想乃是对资本主义的控诉与反抗。也就是说，它是从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中生长起来的。推究而言，任何对社会不公的强烈抨击，对理想社会的描摹都渗透着社会主义的影子。涂尔干在对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研究之后，结论是社会主义绝对不是科学，而只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控诉，人们可以听取社会主义者的诉说痛苦的诉求，正如一名医生听取病痛患者的诉求和希冀，但你不能说他的诉求与希冀就是科学的。

尽管如此，涂尔干认为研究社会主义思想是有意义的，这有两个理由：“理由一，我们可以期望，社会主义思想有助于我们理解其得以产生的社会条件。简言之，社会主义产生于一定的条件，并用自己的方式展示和表达了出来，从而给我们关注这些条件另一种手段。当然，社会主义并不能精确地表达这些条件。相反，正如我们前面提及的原因，我们可以确信，社会主义并不能冷静地反映它们，因而它只是难以给我们一个可靠的印象，正如病痛患者在未能准确表达自己的感受下常把它归结为一种错误的病因一样。但这些感受确实有他们自己的利益诉求，医生们也要尽心注意，严肃对待。因为这是诊断的一个要素，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要素。……理由二，社会主义将使我们确立这样的信念，人类悲惨命运不结束，这些苦痛的诉求就不会终止。这可以看做是人类的慢性病，在历史的长河中，随环境之变迁，时而变得恶化，但也常常以最后的缓和而中止；那么，人们只有努力寻求一种良方使其处于一种安全地位。”^[52]

涂尔干把社会主义看作是苦难社会环境下，一种社会集体的痛苦诉求，不具备成为科学思潮的可能性，固然是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所得出的颇有问题的论断。但他确实打中了马克思之前社会主义思想的弊端，这也正是马克思哲学中的社会主义思想与以前不同的重要分野。但涂尔干把马克思也归入这一范畴，不免在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上判断失误。从这里还可以看出隐约透露出来的问题，我们必须理解社会主义本身有一个思想、学说和运动的嬗变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尖锐指出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缺点，但今天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记住空想社会主义者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设所做的铺垫工作和积极贡献。

（一）仅仅作为思想理论的社会主义：19世纪前的社会主义思想

社会主义（socialism）源自拉丁文socius，意思是伙伴、同志，这一词源自1832年的法国，在20世纪成为共产主义的同义词。^[53]依据柯尔的考证，则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两词首次出现于1803年意大利刊物中，但含义与后来所说并不相关。直到1827年，欧文主义者以“社会主义者”称呼欧文主义者的合作学说与信徒。1832年，法文期刊《地球报》以“社会主义”一词表征圣西门主义者的特征。19世纪30年代，两词开始流行于英法两国，并传入德国和欧洲其他各国，继而传入美国。凡是根据人权经济观和社会观来实现某种新社会制度的团体，在当时都被称为社会主义团体。

柯尔认为：“‘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两词都是由‘社会的’这一形容词衍生出来的，前者指一般认为称得上‘社会的’学说，后者指的是倡导这种学说的人。这里用‘社会的’一词，其含义与‘个人的’相对。‘社会主义者’指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反对当时流行的强调个人权利的见解，着重注意人类关系中的社会因素，并力图使社会问题在法国大革命和随之产生的经济革命中的人权大辩论中受到注意。”^[54]这与后来我们理解的很显然差别相当大，阶级斗争学说并非天然与社会主义直接统一，而是经过了一个结合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在早期——按照当时对这一词的理解——显然不是劳资之间斗争的学说”^[55]。从最初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学说乃是探索人类如何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学说。

考察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思想的先驱者，人们可能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柏拉图因痛感希腊贵族政治堕落为寡头政治，在国家治理中已经病入膏肓，故而借苏格拉底之口，把理想的国度定义为实现了智慧、勇敢、节制与正义四种价值观念的地方。这部哲人政治家所写的治国计划纲要开启了后世政治哲学的熔铸幸福国家的一种理想模型和方向，直接影响了托马斯·莫尔和康帕内拉两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先驱。

继柏拉图之后，基督教神学思想逐渐成为欧洲最为正统的思想。柏拉图的“公有”思考，逐渐变形为基督教旗帜下的批判社会不公平的“上帝的律法”，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表述了伦理宗教的乌托邦思想，到中世纪后半期，多次社会运动都把财产共有作为号召的旗帜，斥责私有制违背了上帝的旨意，甚至基督教的某些流派，如再浸礼教派就宣扬财产公有制，在贫困阶层中赢得广泛教众。

而从近代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入手，其起点则是英国的托马斯·莫尔1516年出版的那本小册子《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即为后世所称道的《乌托邦》。从书名我们不难发现，莫尔与柏拉图理想国的某种内在契合，事实上，柏拉图的《理想国》确实对托马斯·莫尔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乌托邦》通过对社会罪恶的分析，特别是圈地运动带来的人民苦难、富人寄生的现实，认为私有制的统治就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从而确立了全书的逻辑中心点。进而，莫尔描述了在乌托邦这个废除私有制的社会里，人们民主选举组织社会，消费公有的物品，实现“按需分配”。因而，它以生产的公有为基本前提，乌托邦社会在经济上是一个统一体，没有寄生于劳动的情况，每个人自愿选择劳动的方式并自觉接受监督，消除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在精神上则由选举的牧师引导大家相信天命与灵魂不死，乐观地遵循本性愉快地生活。从思想嬗变来说，莫尔不再借助上帝的律法推行公有制度，而是借助上帝赋予的人类自然本性来推行公有制度。他对寄生生活的批判直接启发了近代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而他关于消除体力脑力对立、城乡二元对立的思考也被马克思主义所继承和发展。但是，莫尔的思考来得还太早，它是天才的假说，而不是也不可能是行动的纲领。

继托马斯·莫尔之后，意大利的康帕内拉的《太阳城》（1623），它的特点在于作者规定了十分明确的共产主义原则：“完全没有私有财产，大家从事义务劳动，由社会组织生产和分配，对公民进行劳动教育——这就是康帕内拉的社会思想的总体。”^[56]这些原则的制定使它获得了相当多的读者和景仰者。尽管康帕内拉的共产主义学说还颇为粗糙，但却为后世许多空想社会主义体系提供了原型参考。

类似的作品在17世纪出现不少，英国的弗兰西斯·培根于1622年写的未竟稿《新大西岛》，描绘了自由和正义之乡；詹姆士·哈林顿于1656年问世的政治乌托邦《大洋国》，寻求建立完美政府；等等。乌托邦思想家以现代的眼光看其局限性是非常容易的，他们过分浪漫主义的渲染造就的是人间的另一种神话；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他们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先驱者，是新社会秩序的预言家。

（二）社会实验：科学社会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思想及运动

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欧各国伴随着现代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的崛起，社会阶层迅速分化，社会矛盾变得极为尖锐。许多社会改革家试图提出革除社会弊病的有效方案，其中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最为深远。

空想社会主义者最为出名的代表有七位之多，摩莱里、巴贝夫、圣西门（1750—1825）、傅立叶（1772—1837）、卡贝、路易·勃朗和欧文，除欧文属于英国之外，其余都来自法兰西，所以乔·奥·赫茨勒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乃是引起法国革命的那种精神的继续；而就另一种情况而言，则是对一种巨大动乱中过火行为做出的合理反响。”^[57]这一论断简洁地道出了两点实情，其一，卢梭的思想不但是法国大革命的哲学基础，也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其二，法国大革命本身带来的革命恐怖使得空想社会主义者避谈社会革命，只谈社会改革。他们的优点与缺陷都由此而生。

巴贝夫和卡贝提出绝对的平等原则，但圣西门和傅立叶都承认人的能力不平等，公正的社会乃是按照能力取得报酬，路易·勃朗则综合他们的学说，认为人能力虽然不平等，但未来社会要实现公平，应该实现按需分配的原则。

法国的圣西门深受孔多塞《人类理性进步的理性概观》影响，完全承认人类进步的必然性。圣西门对秩序与法则抱有极大的热情，但是对法国大革命和战争所造成的混乱则深恶痛绝，因此他从来不认为革命能够解决社会困境，他希望有实业领袖特别是大银行家能够担负起社会责任，领导劳苦大众建立起人人从事有益工作的秩序社会。圣西门学说的核心在于人的主要工作和义务就是劳动，在新的社会秩序之下，每个人因为通过劳动对社会所作的贡献而得到尊敬。圣西门在晚年获得许多信徒，最为出名的学生是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尽管圣西门对劳苦大众抱以同情，但是他从未自觉意识到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日益尖锐的斗争。他强调了经济因素的重要性，但却认为人类进步的根源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伟大的发明家担负了历史创造者的角色，故而尽管圣西门的学说对马克思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但从本质上来说其与马克思哲学是异质的。

法国的傅立叶主要从分析人性出发来探讨建立幸福社会的可能，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中最富有幻想，也最富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他批驳了同时代欧文环境改变人性的观点，认为人性是不变的，合理幸福的社会乃是各种条件都与人的本性吻合的社会。人的本性在于人的情欲是各种人类行为的动力基础，社会的苦难与纷争在于压抑了人固有的情欲、本能和冲动。对人的情欲培养而不是压抑，使其自由发展，才可能消除各种纷争。为此，傅立叶精心设计了法朗吉理想社会，人们的情欲在其中得到自由发挥，同时意味着工作可以自由选择，当对一种工作产生疲倦时，可以选择新的工作，这样人们就又会精神焕发，因而劳动就是快乐的源泉，而不是现实生活中单调工作对人的折磨。傅立叶的情欲本体论和对劳动自由选择的论述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论述有颇多契合之处，从中可以看出他对马克思哲学的影响。但是，傅立叶的设想更多的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有时甚至走到反社会的边缘，这是他的时代局限。

英国欧文的学说建立在摩莱里的环境论基础上，人的性格是为他形成的，而不是由他形成的。人类对环境有屈从的倾向，这是最重要的真理，在好的社会环境里，人们自然会做善事；但另一方面，环境是直接由人来控制的。欧文乐观地认为，通过合适的教育和相应的社会组织，可以建立起一个正确的、物质的和道德的社会环境，拯救那些现在已经陷入可悲恶劣环境的人们。然而，这里暴露的矛盾，就是人与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如何做到的，欧文没有意识到他已经把自身提高到社会之上，以救世主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循环，从而使之陷入空想。对此，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有过精彩的批判：“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58]

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对社会改造的思考并不相同，也绝不是仅限于提出一个简单的社会改革方案。在理论方面，他们唤醒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提出了改革现实的非人性的社会制度这一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问题，对资产阶级社会发出了最为严重的警告。在实践方面，欧文为实现社会理想，进行社会改良试验，几乎倾尽一生的心血和所有的资财。

但是，不可否认，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普遍的看法，也可以说是共同的致命弱点就是拒绝革命斗争。他们不希望强烈的社会动荡，对法国大革命式的斗争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厌恶之情。普列汉诺夫曾经对影响最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公允地下断语说：“总之，空想社会主义者承认现代社会中存在着阶级斗争。但他们不让自己的改革方案去适应这个斗争；他们坚决不愿意依靠阶级斗争来实现自己的方案。他们希望这些方案通过阶级调和的道路实现。所以他们拒绝革命的行动方式，并且不理政治。”^[59]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努力要做的一切，就是让掌握政权的人意识到改善社会的最佳方案来自掌权者自上而下的人道主义的改革。在最具有代表性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阶级斗争在他们的视野之外。

但是，从历史发展顺序来说，阶级斗争学说早于社会主义出现而存在，早期的社会主义并没有把阶级斗争纳入思考与实践的视野。“傅立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徒然坐待资本家响应他的鼓吹自愿地对他所倡导的公社提供资金；而欧文则把他本人和朋友的钱财投入他的‘合作村’，并且不断地寻找能够理解其理想的美妙之处的富翁。圣西门也梦想得到过富翁的支援，而他的后继者有时也确曾找到过这样的人。”^[60]但是直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阶级斗争才与激进主义的极左派相结合。这种情况，恩格斯有过极为精到的论述，他说：“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61]

（三）社会主义在德国的传播

尽管德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落后于英国法国，没有形成强大的无产阶级。但是，资本主义初期对农业的剥夺，农产品价格不断跌落，土地丢失与土地兼并在贫困农民和土地资本家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照，恶化的社会矛盾终于导致1830年的黑森农民起义，整个社会都受到震动。敏锐的知识分子精英层面已经自觉意识到资本主义发展中消极的一面。自19世纪30年代起，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就在德国产生影响。

在马克思的出生地特里尔，路德维希·伽尔传播傅立叶主义思想，他在1825年发表《办法何在？》，开始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主张设立国家手工工场，降低生产成本，避免因资产阶级从穷苦人劳动中获得越来越高的利润激化社会矛盾而带来不可收拾的社会灾难。在柏林，海涅的诗歌与甘斯的讲座都吸引着广泛的读者和听众。海涅早期的著作浸透着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色彩，甘斯则同情圣西门的思想，试图找到解决无产阶级与中产阶级冲突的办法。马克思的岳父曾教导马克思注意傅立叶的思想。

共产主义是1830年法国革命后社会骚动时期出现的另一个名词。主要有两个方面含义：其一，是公有制和物品共有的概念，卡贝及其信徒主要发展了这一含义。其二，它与极左派流亡的秘密会社相关，意即把流亡者团结起来。巴贝夫派的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有平均主义工人社和人道社。二者大致出现于1840年和1841年。

因此，我们关注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到社会主义学说创立的这一阶段，应该自觉意识到这种用法的演变。戴维·麦克莱伦提到一个重要史实：“极大地推进了社会主义知识传播的是罗伦茨·冯·施泰因的调查著作《当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正是由于施泰因的这部著作，1842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术语在当时的德国常常互换使用）开始引起了关注。”^[62]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路易·勃朗的《劳动组织》、比埃尔·勒鲁的《关于人类及其原则和未来》、埃蒂耶纳·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让·雅克·皮奥的《既无宫殿，也无茅舍》和《共产主义不是空想》、德奥多·德萨米的《公有法典》等开始为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向鼓与呼。

梅林的说法则是：“根据40年代的语言习惯，它们的区别是，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运动，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运动。社会主义想借助有产阶级来消除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端，而共产主义认识到，只有彻底改革这个社会才能肃清这些弊病。”^[63]因此，尽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经常联系起来使用，但后者较前者而言，具有更多的战斗意味。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说：“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是指两种人。一方面是指各种空想主义体系的信徒，特别是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当时都已经缩小成逐渐走向灭亡的纯粹的宗派。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他们想用各种万应灵丹和各种补缀办法来消除社会弊病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至于当时确信单纯政治变革还不够而要求根本改造社会的那一部分工人，则把自己叫做共产主义者。这是一种还没有很好加工的、只是出于本能的、往往有些粗糙的共产主义；但它已经强大到足以形成两种空想的共产主义体系：在法国有卡贝的‘伊加利亚’共产主义，在德国有魏特林的共产主义。在1847年，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当时已经十分坚决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刻也不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64]

但是特别值得提到的人物是莫泽斯·赫斯与威廉·魏特林。赫斯是德国最早写作共产主义书的人，他受法国空想共产主义影响，写作了《人类的神圣历史》，分析人类在现代包含着两极分化，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到来的主题。随后，他在《莱茵报》刊载宣传共产主义内容的文章，直接影响恩格斯转向了共产主义。威廉·魏特林是一个裁缝工，却写作出版了《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现实的人类由于富人与掌权者的巧取豪夺使得社会陷入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困境，理想的人类则是通过平等公平的方法重新使人们获得教育和幸福的权利。

（四）马克思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吸纳与批判

在《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中，马克思对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持保留的态度。

马克思旅居巴黎期间，读了孔西得朗、勒鲁、蒲鲁东、卡贝、德萨米、邦纳罗蒂、傅立叶、劳蒂埃尔、维尔加德尔和其他作者的著作。由于还没有掌握英文，他通过法译本来了解欧文的作品。

1842年，英国宪章运动取得明显进展，工联代表会议8月12日的决议提出：“阶级立法不废除，集体劳动的原则不实现，工人就不可能利用自己的全部劳动产品。”^[65]青年黑格尔派中的赫斯对宪章运动密切关注，他于1842年9月11日在《莱茵报》上写道：“我们在现时代的共和制度下，自由因贫困而不得实现，贫困还使我们社会的很大一部分人根本不可能自由地发展自己的力量……与时代精神相矛盾的不仅是封建贵族统治，也不仅仅是专制制度，我们社会生活的整个组织或不如说社会生活的无组织，要求改革。”^[66]但是，1842年10月—12月，马克思第一次读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包括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德萨米的《卡贝的诽谤和政策》、勒鲁和孔西得朗等人著作。^[67]但作为《莱茵报》主编，马克思并不欣赏“自由人”小组的撰稿人关于共产主义和无神论的肤浅文章，特别是埃德加尔·鲍威尔清谈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仅仅以“极端行动”的愿望为基础，马克思对此比较反感。并且不久就与“自由人”决裂。

1843年9月，马克思致信卢格说：“共产主义尤其是一种教条的抽象观念，而且我指的不是某种想象中的和可能存在的共产主义，而是如卡贝、德萨米和魏特林等人所讲授的那种实际存在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本身只不过是受自己的对立面即私有制度影响的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所以私有制的消灭和共产主义绝对不是一回事；除了这种共产主义外，同时还出现了如傅立叶、蒲鲁东等人的社会主义学说，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因为这种共产主义本身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原则的一种特殊的片面的实现。然而整个社会主义的原则又只是涉及真正人的本质的现实性的这一个方面……”^[68]

马克思在这里要确立的原则是：第一，对各种教条式的共产主义表示了拒斥，不必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第二，明确说明共产主义在当时马克思的理解中是低于社会主义的。这种情况至少一直持续到1844年年底。“一个哲学的民族只有在社会主义中才能找到与它相适应的实践，因而也只有在无产阶级身上才能找到它的解放的积极因素。”^[69]对于无产阶级非凡的社会主义素质这种期许，使得马克思与卢格分道扬镳。只有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阶段，与真正的社会主义论战，才开辟出用共产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的一条道路。

但是，进入19世纪30年代，情况发展起了大的变化。1831年和1834年里昂纺织工人起义，首次向世界宣布，无产阶级作为特殊而独立的力量走向社会舞台，但这支力量对于自身的目标和能力还缺乏清晰的认识与评判。然而，罢工高潮催生了新的社会问题理论家。社会主义的任务“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体系，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70]。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做了简要的分类、回顾与批判。在反动的社会主义里，批判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些主义之所以是反动的，并非它们不反对资本主义，而是因为它们所反对资本主义的方法，恰恰在开历史的倒车。几乎任何一种宣称的社会主义都看到了社会的困难状况，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后果做出了严厉的批判，但是其问题在于不能说明这种生产方式何以如此，因而也就制服不了这种生产方式。

所谓“封建的社会主义”，主要是鼓吹封建制度下并没有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如此麻烦的问题，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大不当，是产生了一个生存艰难、痛苦异常且十分危险的无产阶级，企图利用基督教的社会主义来走历史回头的老路。马克思讽刺说：“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都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71]“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72]

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摇摆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阶级。在工商业不够发达的国家里，他们还有勉强生存的机会，但也因此而见证了社会发展的不公平现象，对资本主义现代生产关系的矛盾有透彻的分析。但是，他们并没有更为长远的眼界来分析社会发展的形势，总是以守旧的姿态，要么企图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社会，要么企图使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就范，符合工场手工业中的行会制度和农业中的宗法经济。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73]

至于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就认为“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不过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和英国法国那些或多或少同它相近的党派在德国精神天国以及我们将要看到的德国情感天国的变容而已。”^[74]一方面，这种德国社会主义来自于国外的共产主义，同时在德国采取了新的变形。德国的社会主义，主要是赫斯介绍和传播开来的，并且赫斯任“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月刊《社会明镜》的编辑，宣传出版社会主义思潮。在费尔巴哈看来，费尔巴哈的哲学为德国的社会主义奠定了哲学基础，“费尔巴哈是德国的蒲鲁东”。然而，德国式的社会主义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法国性格，更加强调了温和的批判与博爱的腔调，在德国专制的条件下其调子显得软弱无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评价说：“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它必然表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75]在这种情况下，吊诡的问题在于，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以为从哲学的角度克服了法国社会主义著作的片面性，却把资产阶级所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要求和资产阶级精神完全阉割了，从而也就埋葬了自身的前提，使得自己关于人的本质的学说成为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天空，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因此，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小市民的利益，只是小市民的夸夸其谈而已。

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其实质乃是改良主义。“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76]这种社会主义，看不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废除的任何可能，而且把革命运动看成是对工人的一场灾难，所以反对革命的政治变革，目标在于行政上的改良，在马克思、恩格斯眼中，其所宣传的社会主义只是演说的漂亮辞令。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与批判是深刻的，但由于处在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其解放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77]。因此，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多地是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公，资产阶级的贪婪，倡导一种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这在历史的发展中被证明也是反动的。

上述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各种形态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思想，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基本上都被淘汰了，但是有一种却需要我们今天仍然格外注意，即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终其一生的主要对手仍然是它。蒲鲁东主义，为自己赢得了广泛的信徒，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繁荣的时期，甚至一度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内部，后来的伯恩施坦，在恩格斯去世后，基本上放弃了革命信念，倡导一种改良式的和平演变的资本主义道路。

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所以是空想的历史原因，“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78]。

虽然说，马克思可能对于当时政治斗争所抱有的态度过于乐观了些，因为从今天的角度看，当时建立新社会的物质条件还差得相当远，但是马克思确实从理论上准确地认识到，对现代市民社会或资产阶级社会的克服，必须要以足够的物质条件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