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南岭交通的延伸与中外经济交流
秦汉南岭交通的开辟和发展，对大一统国家交通体系的完善起着重大作用。特别是对岭南连接内地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除岭南与中原、江南交通分别通过湘、赣等联系外，岭南入夜郎道、入蜀道和入交趾可以看作是南岭交通的延伸。早在灭南越国之前的建元六年（前135），南越人食蜀地枸酱，据说“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交换而得枸酱。故“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而“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37]。这样，巴蜀经夜郎达番禺的道路，从原来的民间商贸之路转为官方的道路。具体路线从蜀地经青衣江达青衣县（治今四川芦山县）、南安县（治今四川乐山县）、僰道县（治今四川宜宾县），进入唐蒙主持修筑的“南夷道”，即从僰道经南广县（治今四川高县、筠连县一带）、汾关山（今云南威信境）、平夷县（治今贵州毕节）、汉阳（治今贵州赫章、六枝一带），连接牂牁江（今北盘江上游），顺牂牁江（今红水河、西江）而下番禺。[38]有人也以今柳江及其上游指代牂牁江，但无论如何，入夜郎道和入蜀道在汉代已经发挥作用了，后来元鼎五年五路用兵岭南，其中就有牂牁江一道即是例证。而从南岭入交趾的道路更可以看作是南岭交通的延伸。从灵渠道、临贺道等道路南下西江，经西江支流北流江越鬼门关达南流江直至江口的合浦，由此陆海并行可以到达交趾郡，东汉初马援征伐征氏的叛乱就是沿此陆海两道而达的。[39]但“交趾七郡贡献，皆从涨海出入”[40]。而交趾郡的治所龙编（治今越南海兴省海阳附近）以及日南郡的卢容（治今越南平治天顺化）两港，仍以海上与番禺、合浦、徐闻等岭南港口近海航行为重。虽然海路艰险，然而较陆路便捷。[41]
秦汉南岭交通的开辟和发展，也对海上交通路线的开辟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岭南地区南临南海，历史时期就与东南亚各国有交往，南岭交通的开辟，不仅缩短了岭南地区曾经借道海上达冶县（治今福州）而北上的距离，而且成为以后“南海诸国”来华的必经之道。《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所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等东南亚、南亚诸国，最远的达黄支国（今印度康契普拉姆）、已程不国（今锡兰岛）等，“汉之译使自此还矣”。东南亚、南亚的“奇石异物”，经过海上交通而达岭南，再由岭南北上，南岭交通的灵渠道、贺—潇道、耒—连或耒—武道、章—浈道等成为北上的通道。南海海上通道可以看作是南岭交通、国内交通向外的延伸。南岭交通、国内交通与国外交通融为一体，中外陆海交通网已基本形成。岭南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42]。从此，岭南成为中外政治、经贸往来的必经之地，南岭交通也成为沟通这一地区与内地的重要交通走廊，也使岭南成为秦汉时期中外贸易的中心地区之一。
岭南地处亚热带，各种动植物资源丰富，“夫物以远至为珍”，“且南海多珍，财产易积，掌握之内，价盈兼金”[43]，此处南海代指岭南地区。而“旧交趾土多珍产，明玑、翠羽、犀、象、瑇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44]，此交趾也非交趾郡，而是交趾刺史部。岭南多异产。“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45]。时番禺为象牙、犀角、珠玑、玳瑁、金银器物以及各种水果等岭南特产汇萃之地，这里的贡物沿北江而上，从南岭东部的连江道或武水道而北上；而来自交趾等郡岭南西部的物品，由南岭西部的灵渠道或贺—潇道而北上。岭南地区的贡物必经南岭北上，途经南岭的贡物有：
1.珠玑、玳瑁等饰物。珠玑，亦即明玑，此为合浦等地所产，为海中蛤蚌体内的钙质结晶物。玳瑁，亦即瑇瑁。南越王赵佗献给汉文帝的“紫贝五百”，亦应属于此类物品。[46]文帝勤俭，“后宫贱瑇瑁而疏珠玑，却翡翠之饰，除雕瑑之巧”[47]，但其后各帝并非如此，武帝时“宫人簪瑇瑁，垂珠玑”[48]，已非昔日。汉成帝时宠爱赵飞燕妹，其所居的未央宫昭阳殿，“明珠、翠羽饰之”[49]。皇帝使用外，还赐于重臣。霍光病死，赐“璧珠玑玉衣”等贵重物品。[50]除合浦珠有名外，交趾亦产之。“交趾太守张恢，坐臧千金，征还伏法，以资物簿入大司农”，帝赐群臣，钟离意“得珠玑，悉以委地而不拜赐”[51]。珠玑付于京城，安帝时京城长安“至有走卒奴婢被绮縠，著珠玑”[52]。汉桓帝时，梁冀“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而“岁时贡献，皆先输上第于冀”，故冀第舍“金玉珠玑，异方珍怪，充积臧室”[53]。
2.翠羽、孔雀、能言鸟（鹦鹉）、白鹇等珍禽。上述南越王赵佗上献汉文帝“翠鸟千”，“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即属此类。杨孚《交州异物志》皆载岭南交州有孔雀、翠鸟之属，“翠鸟，似燕，翡赤而翠青，其羽可以为饰”，而“孔雀人指其尾则舞”。[54]翠鸟和孔雀产于岭南等地，《广志》曰：“翡色赤，（翠色）绀，皆出交趾兴古县”；《交州志》曰：“翡翠出九真，头黑，腹下赤，青缥色，似鹧鸪。”[55]岭南进贡翠羽，一般用于装饰，武帝子燕剌王刘旦反叛，“郎中侍从者著貂羽，黄金附蝉，皆号侍中”[56]。其后，徐广《车服注》曰：“天子辂金根车，翠羽盖，皇后首饰步摇，八雀九华，加翡翠。”[57]实际上从魏文帝时起，翡翠和孔雀已成为皇帝、皇后的装饰之物。[58]孔雀除产自西南滇池、海外条支外，“交趾西于县，多孔雀，在山草中。郡内及朱崖有之”[59]。南朝宋沈怀远地《南越志》曰“义宁县杜山多孔雀”。而三国时吴万震《岭南异物志》曰：“交趾郡人多养孔雀，或遗人以充口腹，或杀之以为脯腊。”或养雏鸟引诱野孔雀，“采其金翠毛，装为扇拂，或全株，生截其尾，以为方物”[60]。不过，汉代桓宽《盐铁论·崇礼》已有“南越以孔雀珥门户”的记载。南越交趾一带多孔雀可见一斑。除以上珍禽外，南越王献给汉高祖“白鹇、黑鹇各一只”[61]，白鹇等也作为岭南的名物而上贡。
3.犀象等奇兽。汉初赵佗向汉文帝进献的礼物即有“犀角十”。元狩二年（前121），“南越献驯象、能言鸟”[62]。上林苑中即有“穷奇象犀”[63]。元康四年（前62），嘉谷稷、神爵、金芝皆降，“九真献奇兽”。奇兽或指白象，或释为“驹型，麟色，牛角，仁而爱人”[64]。三国吴万震《南州异物志》载交州之地，“象之为兽，形体特诡。身倍数牛，目不逾狶。鼻为口役，望头若尾。驯良承教，听言则跪。素牙玉洁，载籍所美。服重致远，行如邱徙”[65]。“犀如象大，色黑，头似豪妇猪，食草木也”[66]。犀、象应为两汉交州之地所产，“九真郡（都）庞县多象，生山中，郡内及日南饶之”[67]；“犀出九德县”[68]。如上所述，并有贡献。
4.异香之属。岭南之地自古多异香，有些还是通过贸易从域外的东南亚国家获得。上述提到番禺为果布等辐凑之地，这里的果布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果（荔枝、龙眼等）和葛布的合称，而是称作“果布婆律”（Kapur barus）的香料，是由产自东南亚的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加里曼丹岛等地的龙脑树（冰片树）提炼而成，又称“龙脑香”（冰片）。[69]杨孚《交州异物志》也载：“密香，欲取先断其根。经年，外皮烂，中心及节坚黑者，置水中则沉，是谓丁香。次有置水中不沉，与水面平者，曰栈香。其最小粗者，名曰椠香。佛经所谓沉水者也。”[70]东汉建安时，士燮兄弟称雄交州，出日皆“胡人夹毂焚烧香者常有数十”。“燮每遣使诣权，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明珠、大贝、流离、翡翠、瑇瑁、犀、象之珍，奇物异果，蕉、邪、龙眼之属”，至东吴黄武五年（226）的四十多年，“无岁不至”[71]。交州产丁香、栈香、椠香等各种杂香无疑。三国吴万震《南州异物志》载：“沉木香出日南。”[72]这些异香之属一般都经合浦而运到岭北。
5.美木之属。上述赵佗进献文帝，“桂蠧一器”，应属此类。武帝作昆明池，昆明池中有灵波殿，“皆以桂为殿柱，风来自香”；建章宫太液池云舟也“以紫桂为柁枻”[73]。而“破南越起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草异木”。这些美木奇草有“菖蒲百本，山薑十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甘橘皆百余本”。虽大都难以成活，但“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连年犹移植不息”。[74]《南方草木状》卷中载：“交趾有蜜香树，其树高五六尺，枝条柔软，叶如嫩榆。”岭南异木除部分用作建筑外，相当一部分移植于扶荔宫（故址在今陕西韩城芝川镇境），用于观赏。
6.异果之属。与美木同样，“其实则岁贡焉，邮传者疲毙于道”，东汉安帝时，“交趾郡守唐羌极陈其弊，遂罢其贡”[75]。《汉书·地理志》载南海郡有圃羞官，交趾郡亦有羞官。两郡应是岭南异果贡献的主产地。杨孚《异物志》亦云：“交趾有橘官，长一人，秩三百石，主岁贡御橘。”[76]而“交趾七郡献生龙眼等”[77]。这些亚热带珍奇异果在将近二百二十年的时间里，岁贡不绝于朝廷。甚至直至东汉末，士燮仍进献“蕉、邪、龙眼之属”于孙权。三国吴薛莹《荆扬已南异物志》云：荔枝树，“交趾、日南、九真皆有之”；梅李，“高凉，建安皆有之”；龙眼，“苍梧、交趾、南海、合浦皆献之”；橄榄，“始兴以南皆有之，南海常献之”；榴，“交趾献之”等。[78]
7.其他地方贡物。除以上所列之外，南越国赵佗还“献鲛鱼，荔枝。高祖报以葡桃锦四匹”[79]。至于“武帝末，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这次进献竟使“蛮不堪役，遂攻郡杀幸”[80]，仅是一时之举。
大量的岭南和域外贡品经过南岭北上运到都城，为皇帝和嫔妃、达官贵戚日常享用。《汉书·西域传》赞中说：“（汉武之世，开西南，建珠崖七郡，通大宛），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西京杂记》卷一、卷二都记载，天子所用笔匣“厕以玉璧、翠羽”，玉几“以象牙为火笼”；身毒国献的饿连环羁，“皆以白玉作之，马瑙石为勒，白光琉璃为鞍”。上述飞燕妹居昭阳殿，为其姊送的礼单中有琥珀枕、龟文枕、珊瑚玦、马瑙彄、孔雀扇、翠羽扇、琉璃屏风、椰叶席、青木香、沈木香、香螺巵（原注：出南海，一名丹螺）、九真雄麝香等。同书卷五、卷六记载武帝赐给李夫人象牙制的簟；武帝宠臣韩嫣以玳瑁为床。这些奇珍异宝，大多都源于岭南和海上贸易所得而上贡朝廷。
岭南土特产上贡中央，加强了岭南港口与内地特别是都城的联系，这其中南岭在岭南与内地物品的交流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交流的物品不仅包括上层统治者使用和消费的奢侈品，而且还应有民间的日常商品。因为地域差异，一般是北方缺少南方（包括岭南）的海货，南方缺乏北方的高级丝品和其他比较先进的生产、生活工具等。上述赵佗与汉高祖间上贡与回赐的物品即可证明。汉惠帝三年（前192）七月，“南越王赵佗称臣奉贡”[81]。南越国贡物当仍为地方特产，与高祖时一样，惠帝亦应赏赐一定的丝物。而民间客商也有牛马羊牲畜、金铁田器等交换于岭南。吕后时，“有司请禁粤关市铁器”[82]。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岭南与相邻的长沙以及内地的来往。而文帝时，派遣陆贾访问南越，带给赵佗“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83]。这些褚衣应是上等的丝绸。而赵佗也回赠白璧、翠鸟等岭南特产。
今在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御苑出土了观赏和食用两大类的植物数十种，其中可考的就有荔枝、杜英、杨梅、乌榄、柿等，还有材用类（楝树）、芳香类（山鸡椒）、药用类（紫苏），而冬瓜籽是我国现今发现年代最早的实例，几万粒甜瓜籽是广东地区首次发现的古代甜瓜遗存。记载有紫離鸟、白鳬、野雄鸡等的木简，与南越国多异鸟一致。御苑出土的木简刻有“壶枣一木，第九十四，实九百八十六枚。简068”；“壶枣一木，第百，实三百十五枚。简069”；“高平日（甘）枣一木，第卌三，实□（四）百廿六枚。简090”。[84]当时南越御苑中栽有不少枣树，而且管理相当严格，不仅都有编号，甚至每株结多少颗果实也一一记录在案，这与位于广州解放北路的南越王墓中也曾发现较多枣的残骸相一致，证明了番禺当时有种植来自北方的枣树。而且，这里的高平，应是作地名而言的，指战国时期今河南济源市西南、孟州市西北的高平之城，地在黄河之滨。来源于北方黄河流域的枣树等在岭南落户扎根。
内地越过南岭输往岭南边地的物品主要是缯帛。南岭山地诸如桂阳郡内，东汉建武初期，“俗不种桑，无蚕织丝麻之利，类皆以麻枲头缊著衣。民堕窳，少粗履，盛冬皆以火燎，足多剖裂”。虽然茨充“教民益种桑柘，养蚕桑，织履；复令种纻麻，数年之间人赖其利，衣履温暖”。但包括长沙等在内的荆州地区，仍多“皆徒跣”，“人无履”。[85]南岭山区和岭南地区，手工业还比较落后，丝织业发展处于启蒙阶段，水平有限，而包括杂缯在内的大量高级的丝织品还是来自中原。北上的岭南和南海诸国异物与南下的中原杂缯，成为岭南与中原交通线上重要的物品，丰富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
而今天南岭地区的考古可以证明当时的商贸情况。汉代零陵郡商业的发展，商品交换代之以物—币交换。道县杨家乡出土的西汉银饼，说明永州境内至少在汉代已使用银币进行商品交换。在原零陵县境内竟一次出土汉代货币五铢钱50余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汉代零陵的商业活动已具较大规模。[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