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南岭交通与南北的技术、文化交流
南岭交通的开辟，不但加强了岭南与岭北的经济交流，还使中原先进的技术传到了南岭山地及岭南，部分改变了南岭山地以及岭南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面貌。天堑变通途，北人南下，使岭南与先进地区的差距缩小，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秦、南越国和两汉时期，大量的中原人南下，输入了数量不少的铁器和农具。在岭南大量墓葬中出土有关南越国的铁器就有700余件，包括锄、臿、铲、镰、镢、斧、凿、锤、锛、削、刀等与农业有关的铁器。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墓出土了两件记田器的木牍。一件自题为《东阳田器志》（东阳一说为秦代东阳县，治今江苏盱眙县境；一说泛指太行山以东平原），田器从岭南以外输入。另一件木牍记载了数十到百余件不等的锄等农具，数字虽然不是实数，但反映了南越国从中原输入农具的量是很大的。[87]农具输入与改进，使荆州与岭南地区的经济提高，租子有时还供其他州郡荒歉之需。永初六年（112）九月，“调零陵、桂阳、丹阳、豫章、会稽租米，赈给南阳、广陵、下邳、彭城、山阳、庐江、九江饥民”[88]。东汉末，蜀、吴先后征调零陵、桂阳等湘南地区的粮食，以备战争之需（详见下章第三节）。
除农具外，岭南还从相邻的长沙国引进玻璃的制作技术。在广东、广西南越国墓葬中，出土了平板玻璃、玻璃珠、玻璃璧等。其中南越国墓葬出土的玻璃璧，在器型、成分上和长沙、衡阳等地出土的相同，有可能是从长沙输入的。“但平板玻璃、小串珠和玻璃耳珰等则为长沙内地及中原内地所未见。由此，我们初步认为，南越国的玻璃制造业应是在原楚地（主要是长沙）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89]而玉器的一些原材料，也可能是从岭南以外的地区运送而来。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青白玉角杯、玉璧、玉带钩、玉佩等精美的玉器，有些原料可能就取自岭南，“从器型与石质分析，应有一批玉料从岭南以外所获”[90]。
从秦时军队的南下到汉武帝平定南越时五路大军的进入，以及朝代易替时的民众的南移，这些南来的军队和民众带来了部分货币、粮食和器物，对岭南手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南越王墓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多数由南越王工官在岭南本地铸造。“有一部分楚式器、汉式器，则可能是汉廷赐与或从内地购置的。”[91]广西罗泊湾1号墓出土的两件汉式的铜鼎上，一个刻有“犛”字，一个刻有“析”字，与南越当地鼎的风格不一样，两字当为铜鼎铸造地。犛在今陕西武功境内，析在今河南内乡县境内，应是从中原输入南越的铜器。而同一墓室出土的记录陪葬品的《从器志》木椟上，有“中土瓿卅”“中土食物五笥”，显然说明中原的食物与陶器一起输往南越。[92]
南岭交通的开辟，不但使中原先进的技术传到了南岭山地及岭南，还使南岭以及岭南的文化风气为之一变。上述所言东汉建武初卫飒凿修桂阳郡内山道，“役省劳息”，“流民稍还，渐成聚邑”。时桂阳之地，“不知视则”，飒“修庠序之教，设婚礼之礼。朞年间，邦俗从化”。[93]卫飒因地制宜，“理恤民事”，施政十年，政通人和。接替卫飒的茨充，在桂阳“亦善其政，教民种植桑柘麻纻之属，劝令养蚕织屦，民得利益焉”[94]。和帝时，许荆为桂阳太守，“荆为设丧纪婚姻制度，使知礼禁”[95]。礼仪制度推行十二年。顺帝时，桂阳太守栾巴，“为吏人定婚姻丧纪之礼，兴立学（校），以奖进之”。“政事明察，视事七年。”[96]桓帝时桂阳太守刘梁，“班序以正，以仁为首”[97]，推行风化。
上述汉灵帝时凿泷周憬，“廼宣鲁卫之政，（敷）二南之泽，政以德绥，化犹风腾，抚集烝细，振发（一作□绥）有方，进则贞直，退则错枉，崇举济济，吉士充朝，招贤训蒙，开诱六蔽”。为周憬立碑的曲江（一作红）县长区祉，“遵承典（宪），宣扬德训”，造福一方。[98]另一名初平中担任曲江长的熊乔，“雍容莅事，听览如流”[99]，“海隅怀化，爵廩英俊，序以礼范。郎吏、督邮阴邪屏迹”[100]。贤官治理，地方安定。经过桂阳历代官员屡次劝化，南岭桂阳一带风气有所变化。
桂阳郡东的豫章，“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赀产以祈祷”。栾巴任太守，“乃悉毁坏房祀，剪理奸巫，于是妖异自消”[101]。桂阳郡西的零陵郡，经过名宦召信臣、周嘉、沈丰、陈球、杨璇等治理，风气较桂阳略胜一筹。周嘉任零陵太守“视事七年，卒，零陵颂其遗爱，吏民为立祠焉”[102]。沈丰“为零陵太守，为政慎刑重杀，爱民养化”[103]。零陵郡南的苍梧郡，太守亦多教化民众。和帝时，苍梧太守喻猛，“以清白为治，郡人颂之”。永建中，陈临为苍梧太守，“推诚而理”，惠及死囚，郡人歌之。[104]苍梧太守陈稚升，“治尚清静，民（咸）化之，囹圄恒空”。“民醇讼简，与之相安也。”[105]
正是历任南岭地区官员的提倡，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使“风俗脆薄，不识学义”的南岭地区文化稍有改观。[106]南岭地区成为中原文化向岭南传播的必经之地和中继站，许多学者儒生多在此著述授业。苍梧郡广信人陈钦，“习《左氏春秋》，事黎阳贾护，与刘歆同时而别自名家”。其子陈元，“少传父业，为之训诂，锐精覃思”，“元以才高著名”，“建武初，元与桓谭、杜林、郑兴俱为学者所宗”[107]。东汉末，苍梧广信人士燮少游学京师，拜师颍川刘子奇，“治《左氏春秋》”，后“耽玩《春秋》，为之注解”[108]，名贯学林。三位经学大师的成就，对传播汉文化起到了重大作用。零陵湘乡人蒋琬、泉陵人刘敏“俱知名”，蒋琬后成为蜀汉政权的重要文臣。[109]苍梧、零陵成为南岭地区人才相对集中之地，这与秦汉南岭山地以西地区的交通发达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南岭山地也成为中原文化传播到岭南的中继站。据统计，《后汉书》所载士人，籍贯在桂阳3人，苍梧3人；私家教授生徒：桂阳1人，苍梧1人，南海郡1人；著作：零陵集部1种，桂阳子部1种，苍梧郡经部2种、集部1种，南海郡史部3种。[110]岭南学术人才的形成、文化的推广与南岭交通有着重要的关系。
当然，社会的稳定是南岭地区社会发展的前提。针对南岭山地的少数民族不断的起义，历代官员或战或谕降，力图改变这种面貌。桓帝时，“零陵、桂阳山贼为害，公卿议遣讨之”。陈蕃建议，认为当地官员“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即便举奏，更选清贤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爱惠者，可不劳王师而群贼弭息矣”[111]，惜未被采纳。实际上，东汉以前五岭山地就居住着原有的山地民族，这就是中原人所称的“蛮族”的一支。由于南方“蛮族”本身无文字记载，故到东汉乃至六朝时，才出现以地域划分，信崇犬的“盘瓠蛮”，《后汉书·南蛮列传》把居住在五岭附近零陵郡、桂阳郡的崇拜盘瓠的民族称作“零陵蛮”“桂阳蛮”。而早在西汉时，设置了专门管理少数民族的县级行政区划——道。《汉书·地理志》零陵郡下设置泠道（故城在今湖南宁远东）、营道（故城在今湖南宁远西南）。东汉中后期，五岭及岭南的诸蛮叛乱，“零陵蛮”“桂阳蛮”不断见诸史载。计有安帝元初二年（115），“零陵蛮羊孙、陈汤等千余人，著赤帻，称将军，烧官寺，抄掠百姓。州郡募善蛮讨平之”。延熹三年（160），“又零陵蛮入长沙”[112]。实际上，延熹年间，长沙、零陵蛮反叛，一直延续到延熹八年（165），波及五岭的零陵、桂阳两郡及以北的长沙、以南的苍梧、南海、交趾等。荆州刺史度尚“躬率部曲，与同劳逸，广募杂种诸蛮夷，明设购赏，大破之，降者数万人。桂阳宿贼渠帅卜阳、潘鸿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穷追数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获珍宝，而阳鸿等党众犹盛”。历时三年才平叛。[113]零陵太守杨璇，用石灰盛车，燃布马尾，马车“奔突贼阵，因使后车弓弩乱发，钲鼓鸣震。群盗波骇破散，追逐伤斩无数，枭其渠帅，郡境以清”[114]。延熹八年（165）荆州兵朱盖等，又“与桂阳贼胡兰等三千余人复攻桂阳，焚烧郡县，太守任胤弃城走，贼众遂至数万，转攻零陵”[115]。零陵太守陈球“弦大木为弓，羽矛为矢，引机发之，远射千余步，多所杀伤”。又“因地势反决水淹贼”[116]，与度尚、抗徐等联合，才平定叛乱。零陵蛮、桂阳蛮已成为中央统治荆州、交州的重大威胁，而这些“蛮贼”以五岭为其重要的根据地。东汉后期的南岭地区的暂时安定，对这一地区的社会安定有一定的保障作用。
总之，秦汉时期南岭交通多条水陆道路开辟和整治，沟通了岭南甚至域外与内地联系，为维护大一统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起到了桥梁作用，也为维护岭南边疆安定起到了保障作用。其交通在促进了岭南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仅促使南岭南北的商品往来，“中国商贾者多取富焉”，而且使“南海诸国”商品流通到北方。南岭交通当然也促进了岭南手工工具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大推动了岭南社会的进步。同时，随着官员在地方上的推行政令，北方先进的文化也进入岭南地区，社会风气渐趋改变，岭南文化发达的苍梧等也出现了经文学家。秦汉南岭交通的开辟与发展，奠定了其后各代岭南与北方交通的基础，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当然，汉代南岭地区经济发展还是比较落后的。汉元帝时，舂陵侯刘仁“以春陵地势下湿，山林毒气，上书求减邑内徙”[117]。舂陵侯刘仁在零陵地区生活已经算是当地的富贾，但仍然愿意减少封邑户数而北徙，除了自然条件的不利因素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南岭经济发展水平比之中原还有较大的差距。
（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4期）
[1] 《水经》卷36《温水注》引范泰《古今善言》汉日南张重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81页。
[2] 谭其骧：《鄂君启舟节铭文释地》，《长水集》下，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3—211页。
[3] 钟炜：《试探洞庭兵输内史及公文传递之路线》，《长沙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4] 徐南洲：《濑湖小考》，《古巴蜀与〈山海经〉》，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161页。
[5] 《汉书》卷51《贾山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28页。
[6] 《方舆胜览》卷25《湖南路·永州》，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460页。其后《读史方舆纪要》卷81《湖广七·永州府》、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371《永州府》等沿用此说。
[7] 《淮南子》卷18《人间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03页。
[8] [法]鄂卢梭：《秦代初平南越考》，冯承钧主编《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9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6—47页。
[9] 《史记》卷113《南越列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2967页。《通典》卷188作“秦所开新道”。
[10] 余天炽：《秦汉时期岭南和岭北的交通举要》，《历史教学问题》1984年第3期。另参见王元林《秦横浦关考》，《历史地理》第19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3—321页。
[11] 有关谢沐关的位置和遗迹，原富川县文馆所所长王国政于2003年发现谢沐关分东西两个隘口，东隘口叫牛塘隘，是天然的山形隘口，西隘口叫小水峡隘，是人工筑成的夯土墙，现在仍是桂湘两省的分界线（《两千多年古雄关呈现眼前 富川发现西汉谢沐关墙》，南方网，www.southcn.com/news/community/shgc/200303190978.htm），与《中国历史地图册》第2册相关标注有别，以前者为正。
[12] 张修桂：《马王堆汉墓出土古地图》，《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37—518页。
[13] 《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第2994、2997—2998页。
[14] 《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卫飒》，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459页。
[15] 《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第2837—2838页。
[16] 《太平御览》卷65《地部·江南诸水》，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11页。
[17]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广西工作队：《广西兴安秦城遗址七里圩王城城址的勘探与发掘》，《考古》1998年第11期。
[18] 《太平寰宇记》卷163《岭南道·昭州》，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124页；卷167《岭南道·容州》，第3191页。
[19] 《后汉书》卷33《郑弘传》，第1156页。
[20] 后汉书》卷33《郑弘传》，第1156页。
[21] 《资治通鉴》卷46《汉纪·肃宗孝章皇帝》“建初八年”条胡注，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495页。
[22] 《后汉书》卷4《和帝纪》注引谢承书，第194页。
[23] 黄兆星：《星子墟的传统经济》，谭伟伦等主编《连州的传统经济、宗教与民俗》（上），国际客家学会等2005年版，第88—91页。
[24] （宋）洪适：《隶释》卷4《桂阳太守周憬功勳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 宋会群：《〈神汉桂阳太守周府君功勋之纪铭〉碑辑校和研究》，《韶关学院学报》2006年第8期。
[26] 李珍、蓝日勇：《秦汉时期桂东北地区的交通开发与城市建设》，《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
[27] 广东省文化厅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广东分册》，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89年版，第72—73、83、179、180—181、288、289、311、450、488页。
[28] 《水经》卷39《洭水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730页。
[29] 《初学记》卷16《鼓》引王韶之《始兴记》，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99页。
[30] 《北堂书抄》卷180《乐部·鼓》引《始兴记》，《唐代四大类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57页。
[31] 袁珂：《山海经校注》卷10《海内南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68—269页。
[32]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53页。
[33] 《史记》卷113《南越列传》，第2969页。
[34] 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第40—41页。
[35] 韦昌明：《越井记》，《全唐文》卷816，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592—8593页。
[36] 胡守为：《岭南古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页。
[37] 《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第2994页。
[38] 张荣芳：《秦汉史与岭南文化论稿》，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71页。
[39] 王元林：《两汉合浦、徐闻与南海丝路的关系》，《广西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
[40] 《初学记》卷6《海》引谢承《后汉书》，第115页。
[41] 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190、196页。
[42] 《汉书》卷28下《地理志》，第1670页。
[43] 《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孟尝》，第2473页。
[44] 《后汉书》卷31《贾琮传》，第1111页。
[45]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68页。
[46] 《汉书》卷95《两粤传》，第3852页。
[47] 扬雄：《长杨赋》，《汉书》卷87下《扬雄传》，第3560页。
[48] 《汉书》卷65《东方朔传》，第2858页。
[49] 佚名撰，何清谷校释：《三辅黄图校释》卷3《未央宫》，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65页。
[50] 《汉书》卷68《霍光传》，第2948页。
[51] 《后汉书》卷41《钟离意传》，第1407页。
[52] 《后汉书》卷5《安帝纪》，第228页。
[53] 《后汉书》卷34《梁统附玄孙冀传》，第1181—1182页。
[54] 《太平御览》卷924《羽族部·翡翠》、《孔雀》引《异物志》，第4104—4105页。
[55] 《太平御览》卷924《羽族部·翡翠》引《交州志》，第4105页。
[56] 《汉书》卷63《武帝五子传》，第2754页。
[57] 《太平御览》卷924《羽族部·翡翠》引《车服注》，第4105页。
[58] 《太平御览》卷924《羽族部·翡翠》、《孔雀》引《江表传》，第4104—4105页。
[59] 《太平御览》卷924《羽族部·孔雀》引《吴录地理志》，第4104页。
[60] 《太平御览》卷924《羽族部·孔雀》引《岭南异物志》，第4104页。
[61] 《太平御览》卷924《羽族部·白鹇》引《西京杂记》，第4105页。
[62] 《汉书》卷6《武帝纪》，第176页。
[63] 《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第3025页。
[64] 《汉书》卷8《宣帝纪》及苏林、晋灼等注，第259—260页。
[65] 《初学记》卷29《兽部·象》引《吴录地理志》，第699页。
[66] 《太平御览》卷890《兽部·犀》，第3954页。
[67] 《初学记》卷29《兽部·象》引《吴录地理志》，第698页。
[68] 《太平御览》卷890《兽部·犀》引刘欣期《交州记》，第3954页。九德县为吴时所设，地在今越南荣市，汉为九真郡咸驩县境。
[69] 韩槐准：《龙脑香考》，《南洋学报》1941年第2卷第1期，第3—17页。
[70] （唐）段公路：《北户录》卷3《香皮纸》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1] 《三国志》卷49《吴书·士燮传》，第1193—1194页。
[72] 《太平御览》卷982《香部·沉香》，第4349页。
[73] 佚名撰，何清谷校释：《三辅黄图校释》卷4《池沼》引《三辅故事》，第253、265页。
[74] 佚名撰，何清谷校释：《三辅黄图校释》卷3《甘泉宫》，第208页。
[75] 佚名撰，何清谷校释：《三辅黄图校释》卷3《甘泉宫》，第208—209页。
[76] 《初学记》卷28《果木部·橘》引《交州异物志》，第681页。
[77] 《后汉书》卷4《和帝纪》引谢承书，第195页。
[78] （晋）左思：《吴都赋》，《文选》卷5《京都下》，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6页。
[79] 《太平御览》卷938《鳞介部·鲛鱼》引《西京杂记》，第4168页。
[80] 《后汉书》卷86《南蛮传》，第2835页。
[81] 《汉书》卷2《惠帝纪》，第89页。
[82] 《史记》卷113《南越列传》，第2969页；《汉书》卷95《两粤传》，第3848页。
[83] 《汉书》卷95《两粤传》，第3850页。
[84]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广州市南越国宫署遗址西汉木简发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3期。据甘肃考古所张俊民先生发表《南越国木简090释文再读》论文（简帛网·简帛文库·汉简专栏，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573），高平作地名，“日枣”当为“甘枣”，□当为“四”。
[85] 《东观汉记》卷15《茨充》。
[86] 张泽槐：《永州史话》第2章“零陵郡的设立与两汉时期零陵经济社会的发展”，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2007年4月23日，中国永州新闻网（http://www.yongzhou.gov.cn）。
[87] 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4—187页。
[88] 《册府元龟》卷150《帝王部·惠民第二》。
[89] 广州文管会等：《西汉南越王墓》上册，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340页。
[90] 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第258—262页。
[91] 广州文管会等：《西汉南越王墓》上册，第332页。
[92] 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第274—275页。
[93] 《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卫飒》，第2459页。
[94] 《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卫飒》，第2460页。
[95] 《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许荆》，第2472页。
[96] 《后汉书》卷57《栾巴传》，第1841页。
[97] 《北堂书抄》卷35《政术部·德化》，《唐代四大类书》，第118页。
[98] 宋会群：《〈神汉桂阳太守周府君功勋之纪铭〉碑辑校和研究》，《韶关学院学报》2006年第8期。
[99] （明）凌迪知：《万姓统谱》卷1《上平声·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0] 雍正《广东通志》卷38《名宦志·熊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1] 《后汉书》卷57《栾巴传》，第1841页。
[102] 《后汉书》卷81《独行列传·周嘉》，第2676页。
[103] （汉）谢承：《后汉书》卷2，（清）姚之骃《后汉书补逸》卷10，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4] 《大明一统志》卷84《梧州府》，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91页。
[105] 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469《梧州府》，四部丛刊本。
[106] 《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许荆》，第2472页。
[107] 《后汉书》卷36《陈元传》，第1230、1233页。
[108] 《三国志》卷49《士燮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91页。
[109] 《三国志》卷44《蒋琬传》，第1057页。
[110] 卢云：《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535页。
[111] 《后汉书》卷66《陈蕃传》。
[112] 《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第2833—2834页。
[113] 《后汉书》卷38《度尚传》，第1285—1286页。
[114] 《后汉书》卷38《杨璇传》。
[115] 《后汉书》卷38《度尚传》，第1285—1286页。
[116] 《后汉书》卷56《陈球传》。
[117] 《后汉书》卷14《宗室四王三侯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