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视角选取

职业体育遵循市场机制、在市场运行中形成的可资识别的有规律性样式即显现市场秩序，但职业体育市场秩序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体系，包含丰富内容，如何进行有效切入就成为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 SSP分析范式解析

市场作为经济体系的基础性构建，围绕资源的生产、交换、消费及分配实践构筑了经济学的基本议题。在经济学理论范式演化中，经历了内涵与外延的变迁过程。在早期古典经济学理论家那里，市场作为社会交换场所的存在，伴生于社会集会活动，实现斯密语境中的“给我我想要的、你得到你想要的”，达成1担谷与2只羊或1头牛的交换行为。在古典经济学理论家那里，市场社会的核心机制即是竞争，只要有竞争存在，个人理性上的“主观为己客观为人”冲动就会引导人们追求利润，实现经济发展，并自觉遵守市场规则的约束。经济活动以市场为中心，依赖价格制定和资源配置机制，带有某种内在魔力的实现资源调配。事实上，正是基于这种市场制度的自我调节过程，催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然而，在资源稀缺背景下，市场活动中经常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如先赋资源差异、公共品等），扰动市场竞争资源配置实践，市场万能论随之“破产”。交易成本的存在，市场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的情况出现，古典经济学，乃至新古典经济理论都显示了众多不适应。因为新古典经济理论能够解释发达国家的市场运行情况，但没有解释市场和整个经济是如何演化的。在他们的研究框架中，往往事前预设某些条件是先赋的，即经济行动者或组织运行于一个公共服务充沛的社会环境中，不存在任何资源、信息冲突（或冲突已解决）；而他们真正关心的唯有竞争，唯有最大化自身所得。这种宏观笼统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一旦分析具体问题特别是涉及历史比较问题时，则由于缺乏对有关制度和政治社会环境的系统和全面把握，使问题解决经常演化为断章取义式的片面勾画。现代经济学业已明确，市场不仅是实践平台，还是一种制度体系，是用以框定市场行为主体权益配置，解决交互作用的冲突协调机制。也就是说，市场本身就是一个权利分配体系，涉及围绕资源的合法性定位问题。作为制度体系的市场，规定各参与主体行为边界和机会边界，利用竞争和利润激励机制实现交易均衡，使得资源流向帕累托最优。不过产权、契约等都是在制度演化的实践中形成的，它们走向上与最优化绩效获得应该是同步，而非彼此互为前提的。

跳出静态分析的理论架构，则意味着环境、人类行为的意向性等都应成为理解市场行为的关键指标所在。于是，“诺斯把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归结为三类：行动者的动机（其效用函数）；环境的复杂性（特别是不确定性）；行动者辨识和安排环境（衡量和实施）的能力”[23]，就带有明显的正当性与适合性。基于制度产生与演化，后续青木昌彦、张五常等开始关注环境的变迁对人类市场行为的影响。环境变迁所引起的人类行为意向性改变致使社会和市场共同信念发生变迁，市场制度和市场运行结构体系应然转变。市场制度、市场组织结构与市场绩效之间的关系议题成为经济学关注的热点所在。

美国经济学家阿兰·斯密德也加入了这一讨论行列，当然，与诺斯、威廉姆森他们一样，斯密德最早的关注焦点也是集中于制度（特别是产权）的变迁与制度绩效上的，旨在探讨“当利益发生冲突要实现共享的目标时，财产规则怎样构建人类的关系并且影响人民的决策参与？结果会怎样影响经济绩效？”[24]他首先认识到，“不同的物品特性会带来不同的人类相互依赖关系，由此，相同的制度或权利应用于具有不同特性的物品时，会带来不同的绩效”，于是，“绩效是既定状态下权利选择的函数”。[25]他意识到，“变迁可能是由于制定规则的规则和环境状态两者之一（或者两者都）发生变化”[26]，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特性及其影响这种相互依赖性的环境或市场产品特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它们是什么？它们实质就是状态，并“由制度为人类交易提供的秩序所决定”[27]；其相互依赖性关系的表述即成为结构，“界定了他们的相对机会束”；而绩效作为存在关系中现实的利益衡量变量出现。据此，斯密德提出，“状态、结构和绩效的关系是人们经历状态的高度组织化的机会束的认知和行为规则的函数”。[28]一个新的理解经济变迁的范式形成，这一范式即为SSP范式。

SSP范式是“状态（Situation）—结构（Structure）—绩效（Performance）”关系分析范式。斯密德认为，“状态变量表明人类相互依赖性的源泉，人类相互依赖性必须根据制度结构给定秩序”，在分析中，“状态是固有的，而结构是选择的”。[29]于是，在既定的状态下，结构是可选择的（当然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一种基于环境的公共选择），而在给定的状态下，所选择的结构决定或直接影响着市场制度安排和运行体系，并决定或直接影响着绩效。而且更为关键的是，“SSP分析范式从分析事物原初状态开始，到最终绩效的考察，是一条逻辑链的完整展开”。[30]

而在如何应用这一范式时，斯密德强调，“理论由变量和变量（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所组成，它确定变量类别，变量及其大小影响一些绩效的计量，而且，理论表明在一些过程中，变量之间如何彼此相关”。结合其基本理论假设，可以认为，该范式分析的关键即在于把握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梳理出变量之间如何进行相互影响。事实上，斯密德的理论研究更多的是应用这一范式展开的，诚如其在产权问题时所言及的：

“应用这一范式的分析首先是要搞清楚哪种物品值得重视，也就是说，物品的哪些内在状态特征导致人类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进而一个人的行为会影响到他人。其次是揭示与公共选择有关的权利结构的特征。最后，通过观察不同时空下同一物品不同权利结构的绩效来验证假设”。[31]

如此来看，SSP范式对于揭示不同时空中同一物品的不同发展结果具有天然的适用性，或者说理论缘起上即为解决该问题而生的。在策略上，首先要梳理出不同的状态变量，其次根据不同状态变量下（制度、组织等）的结构关系特征，找寻其对状态变量的对应关系，最后再根据绩效显现来判断结构特征的问题所在。换句话说，在SSP范式中，结构特征具有核心地位，它是确定状态、考评绩效的关键指标，把握不同结构特征也就可以分清和找寻出不同状态以及其绩效的差异所在。由此来看，从推进我国职业体育市场秩序形成角度看，一旦承认我国职业体育发展需要借鉴和学习西方职业体育发展经验，则意味着，探究中西职业体育不同发展状态以及绩效差异的关键，即在于找到两者之间存在的结构特性差异。当然，这种结构既可能是组织结构的，也可能是制度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但不论是何种范式，至少可以明确该范式对解决本书研究问题具有天然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二 研究切入点选择

本书选择以组织结构变迁为核心切入点，而将制度结构看作是推动或诱发组织结构变迁的关键变量看待。之所以如此，在于组织是当今社会最为显著的特征，各种各样、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概念上，组织往往被认为是“系统地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工具——被计划、被系统化、被科学化、使其更加有效和有序及接受‘专家’的管理”。[32]换句话说，组织是社会运行中为了某一目标而设计出来的社会集聚单位，带有明显的工具属性，如何适应经济社会背景，更好地推进社会发展，成为组织之所以被建构的核心所在。与松散的社会相比，组织又是一个精细化、严密化、规范化的运行体系，它承载着集体行动，提供着社会内部互动实践的平台。其间，行动者通过协商、谈判、分工、合作及竞争，建构组织运行规范，界定组织运行边界，维系组织与特定社会情境的互动，是布迪厄所强调的“行动者创造一个行动空间——场域”的一种。职业体育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建构物，是基于复杂的组织关系而存在的，处理和协调内外部不同组织间关系而寄予在各种相关利益群体的社会联系中建立一种秩序，是维系职业体育运作的关键所在；而且处理社会关系、架构组织体系的实践，往往决定职业体育系统行为效用的显现。进一步讲，职业体育发展变迁及其机制流变实践，就映射于以组织关系网络为特质的要素组合和功能显现过程的变迁历程。

另外，遵循布迪厄“场域”论断，则原有我国举国体制下的竞技体育组织运行实践带有鲜明组织场域特征。该组织场域，往往被冠以专业队竞技体育体制，依靠国家力量而存在，国家垄断了所有的稀缺资源，组织架构上沿用带有明显层级体系的行政运行体制，“组织一条龙、思想一盘棋、训练一贯制”是其鲜明写照。当然，作为社会构建物，组织化的场域是顺应经济社会变迁而不断发展的。布迪厄（2009）指出，“场域仅通过存在于其中的行动者而存在”,“特定的社会结构支配了场域固有的趋势”。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我国选择了举国体制这种带有明显强功效性的竞技体育运行体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举国体制所依赖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竞技体育运行组织场域也必然随之而变化。

在竞技体育职业化改革前，我国竞技体育具有明显的公共性，是国家体制内的事业，由国家统养，服务于国家意志；运行中则以集体利益为导向，体育的一切活动都是依赖外在的权威设计和指令的“有形之手”来达成，从而形成一种自上而下、有目的协调的行政管理体系状况。因此，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提供的是一种完全的计划秩序，或者说是政府行政主导的组织场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方针的确立，原有体制顺应国家战略转移成为必然选择。在此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的体育运行模式逐渐受到关注与重视，体育产业化、市场化作为体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逐渐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认同，竞技体育运行体制向社会化、职业化转向成为适应时代要求的应然举措。1992年6月，北京红山口全国足球工作会议开启了我国竞技体育职业化的“阀门”。会议明确提出了“适应体育职业化改革趋势，建立职业足球市场”的改革发展目标，并通过了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大纲，决定经过两年时间的筹备正式推出中国足球职业联赛。1994年，中国足球率先作为试点开始了以“以协会实体化、俱乐部制和产业开发为重点”的职业化改革历程。伴随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启动，原来企业赞助性质或由企业和体委联办性质的足球队纷纷转型，成立职业足球俱乐部，注册成为企业法人公司。随后，篮球、排球、乒乓球、围棋等项目也先后进行了职业化改革，推出了主客场制的职业俱乐部联赛。与职业化、产业化相适应，我国体育管理体系也伴随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而逐步推进。1993年5月，国家体委出台的《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就明确了“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现代体育运动规律，国家调控，依托社会，有自我发展活力的体育体制和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的改革目标，拉开了“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体制改革，先后将41个单项运动协会和56个项目实体化，成立了20个项目管理中心。随后，我国职业体育开始了职业体育俱乐部实体化改革的步伐，职业足球、职业篮球等俱乐部相继进行了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同时大力推进职业联赛体系建设，如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在2004年进行了类“英超”的中超联赛体系建设，中国篮球职业联赛（CBA）也推进了类美国职业联赛联盟（NBA）建设。近年，以维护职业体育联赛秩序、提高职业体育发展水平、促进职业体育健康发展为目标，又进一步加快了职业体育管理体制改革步伐，管办分离议题浮出水面，并以中国足球协会的去行政化改革进入实质性运行阶段。以职业足球联赛为代表的我国职业体育，逐渐走向以市场机制为主体的实践，步入市场经济组织场域。

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提出了“推进职业体育改革”议题，强调“完善职业体育的政策制度体系，扩大职业体育社会参与，鼓励发展职业联盟”,“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改进职业联赛决策机制，充分发挥俱乐部的市场主体作用”；随后，2015年《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系统部署了“调整改革中国足球协会”“改革完善职业足球俱乐部建设和运营模式”“改进完善足球职业联赛体制”等工作。上述文件在为我国职业体育（足球）指明发展方向的同时，也提出了众多尚待探究的议题：我国职业体育改革应走向何处？如何在相关政策牵引下，让市场机制发挥主体作用，提高我国职业体育成熟度和治理水平？如何推进职业体育组织运行体系建设，完善职业体育俱乐部运营模式和联赛运营体系，规范我国职业体育市场秩序？又该如何看待西方职业体育，把握其内在规定性，找寻为我所用之处？

细数相关问题，它们或宏观或微观地将我国职业体育未来发展的关键，引向了诸如联赛管理机构建设、俱乐部建设和联赛体系建设方面，或者更具体地讲，将问题指向我国职业体育相关组织建设领域，带有明显促进我国职业体育有序健康发展的动因。换句话说，当下研究我国职业体育未来运行系统重塑实践，找寻其发展走向，需要在组织演化的要素重组与功能重建实践中进行探解。

如此，则意味着在经济社会学分析范式下，以组织演化与结构变迁为切入点，综合运用组织社会学、演化经济学、产业组织等理论方法，深入西方职业体育演化历程，以探究职业体育市场秩序的内在特质，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职业体育组织发展变迁历程和当前现实，以探究其组织演化的规律，把握其后续发展趋势，方能探究职业体育运行规律和内在特质，提出实践策略，服务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