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汉唐时期河西各民族的相互影响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既有安定统一时期，也有分裂割据局面。各民族之间既有友好往来、和平相处，也有兵戎相见、互相对抗。在长期的接触和交流中，各族间相互吸收、相互影响，逐渐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内聚力，共同创造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辉煌历史。虽然“胡化和汉化，二者是对立的，但又是相成的”。因此，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并不都是友好往来或纯以和平的方式促成的，而是一个从冲突到融合的过程，“通过冲突，才渐近于融合”。[53]河西的历史，也是生活在当地的各族在相互冲突、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基础上共同创造的。
（一）汉武帝以后河西民族结构的变化及其影响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河西归汉是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自此以后，河西的人口结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以及社会习俗等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河西归汉前，当地的居民主要是月氏、乌孙和匈奴等游牧民族，其生产方式以畜牧业为主，“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54]元狩二年（前121年），随着匈奴部众被悉数迁出，河西一时出现了“地空无人”的局面，汉朝遂向河西大量移民，并在其地设置郡县、驻军戍守，修建烽燧亭障和水利工程，进行大规模的屯垦经营，从而使河西正式纳入了汉朝封建统治体系，当地经济结构、民族构成和文化面貌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原来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经济区变为以定居农耕为主的新兴农业区，人口构成由以游牧民族为主变为以定居农耕的汉族为主。当时迁入河西者，“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抱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他们来自不同地区，故“习俗颇殊”。但在汉朝统一的封建统治体制下，因深受儒家思想的熏染和汉朝“独尊儒术”政策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忠孝节义和尊老敬老的社会风尚，“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55]从而为汉朝“隔绝羌胡”、保障丝绸之路畅通创造了有利条件，极大地促进了汉族与羌胡间的经贸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正如谷苞先生所论：
在历史上，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矛盾乃至战争虽然时有发生，但是由于游牧社会不能生产出自身所需要的各种生产和生活用品，需要有农业社会供应各种手工业产品——金属工具和用具、丝绸、麻布、酒类以及粮食等；农业社会也需要游牧社会供应牲畜、皮张、畜毛等，因此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之间关系的主流始终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56]
游牧民族从农业区获得粮食和手工业产品，主要有战争掠夺与和平交易两种方式，而后者是经常的最主要的方式。即使在双方对立的战争状态下，相互间的往来和交流也没有完全中断。[57]如元光二年（前133年）马邑之谋以后，汉匈关系破裂，虽然“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58]汉人桑弘羊云：“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骡驴馲驼，衔尾入塞，
马，尽为我畜。”这里强调的主要是对汉朝有利的一面，即所谓“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59]实际上，通过关市贸易，双方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满足了各自的需求，大大丰富和改善了各自的物质生活，促进了经济发展，对汉、匈双方都是有利的。
（二）汉族对游牧民族的影响
由于汉族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故对其他各族的影响也更大一些。很多与汉族关系密切的游牧民族因此出现了汉化现象，进而采用单音汉姓。如魏晋十六国时期秦陇彭氏，虽为汉姓却均非汉人，而是包括卢水胡、羌、氐和鲜卑四个少数民族，且皆世为其所在部族酋豪。[60]他们皆以彭为姓，也是其汉化的标志之一。
1.对匈奴的影响
匈奴是北方草原最强大的游牧民族，曾与汉朝同时并立400余年，在很多方面都受到汉族影响。虽然匈奴“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但其单于与汉朝皇帝的书信往来则不绝于书，这些往来信件显然是用汉字书写的。匈奴不仅学习汉字，还采用汉朝制度。如汉朝致单于书，用长一尺一寸的木牍，匈奴单于回信则用一尺二寸长的木牍。表面看似乎只是与汉朝斗气争胜，实际则是匈奴认同汉制、模仿效法汉朝，并以汉制为标准的反映。后来，就连单于名号也仿效汉朝。呼韩邪单于以前，匈奴均在单于前加其名，如头曼单于、冒顿单于、军臣单于等，但自呼韩邪单于降汉后，就仿效汉朝以“孝”为谥号的习惯，在“单于”之前加上“若鞮”（匈奴称孝为若鞮），如称呼韩邪单于之子复株累为复株累若鞮单于；从南单于比以后，又省去“若”字，直称“××鞮单于”。[61]此外，“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的匈奴，后来竟穿井筑城、治楼藏谷，也与汉族的影响不无关系。
2.对羌族的影响
史载，羌族“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射猎为事”。[62]但自汉景帝以后，很多羌人部落相继归附汉朝，称为“归义羌”。他们在与汉人的长期交往过程中，也受到汉族生产方式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并出现了明显的“汉化”倾向。嘉峪关6号魏晋壁画墓的9幅耕作图，有3幅为披发的羌人。这些表现农耕活动的画面出现在同一墓室，说明当地羌人从事农业生产已很普遍。敦煌悬泉汉简中有很多羌人改用单音汉姓和汉名的例子，如牛羌、赵羌、樊羌、王羌等。这种将胡名改为汉名，将复姓改为单姓的状况，正反映了当时这些少数民族逐步汉化的趋势。[63]这些以单音汉字为姓名的“义从羌”，显然已经“汉化”了。此外，根据羌戎习俗，“父母死，耻悲泣，皆骑马歌呼。至闻（护羌校尉邓）训卒，莫不吼号”。[64]由“耻悲泣”到“莫不吼号”，既是由“胡俗”向“汉俗”的转变，也是羌人汉化的表现。至于建立后秦的姚氏，本为烧当羌后裔，其汉化程度更高。
3.对鲜卑族的影响
鲜卑族自曹魏时迁入凉州后，主要游牧于今甘肃武威以东至宁夏固原、中卫一带及青海河湟地区。晋初秃发树机于能领导反晋起义期间，得到匈奴、羌等族的支持，足见他们习俗相近。及至南凉立国之时，鲜卑秃发部入居河西已历八世二百多年。此间，因与汉族杂处，秃发氏积极学习汉族文化，逐渐由游牧向农业定居生活转变，故秃发乌孤立国之初，就“务农桑，修邻好”；其后，南凉继续推行“劝课农桑”之策，大量吸收河西士人进入统治集团，而且还“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65]进一步促进了鲜卑族的汉化。
4.对吐谷浑的影响
吐谷浑是由迁入西北的辽东慕容鲜卑的一支与氐、羌、汉、匈奴、西域胡、高车等融合而来的，因而在很多方面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各部族影响，在制度文化等方面则带有明显的汉文化因素。其开国首领叶延“颇视《书》《传》”，熟悉汉族的典章制度，因其祖父名吐谷浑，就根据中原汉族“公孙之子以王父字为氏”的惯例，以“吐谷浑”为姓氏、部落名和国名，以显示其“尊祖之义”；[66]在职官建制上，“建官多效中国”，或“慕诸华为之”。[67]自吐谷浑至视罴（390—400年在位），历代统治者“皆有才略，知古今，司马、博士皆用儒生”；后阿豺（417—426年在位）立，更“自称骠骑将军、沙州刺史”。[68]就中央官职而言，“其官初有长史、司马、将军；近代已来，有王、公、仆射、尚书、郎中”。[69]这些职官名称，显然是仿效魏晋制度。至于对各地的管理，除了分封子弟或其他民族首领外，在一些地区也可能仿照内地实行州县制，史籍中就有益州刺史慕利延、宁州刺史拾虔和河西总管、定城王钟利房等记载。[70]由此可见，“吐谷浑从最初建立政权起，就大力吸收汉族先进文化，它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均直接受汉族的影响。……吐谷浑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是以内地封建政权为模式，来建设自己的政权”。[71]
5.对卢水胡的影响
卢水胡由汉代以来世居卢水的小月氏发展而来，他们活动于张掖郡南部山区，“依诸羌居止”。[72]随着羌族起义和羌族部众的大量内迁，武威、湟中一带的卢水胡也开始向东、南迁徙。黄初二年（221年），凉州卢水胡起义被镇压后，其在河西就基本销声匿迹了。直到5世纪初，以沮渠蒙逊为代表的临松卢水胡人才再度崛起，建立了曾据有整个河西和西域一部的北凉政权。魏晋以来，卢水胡因长期受汉文化的熏染而日益汉化，而其原有的民族特征则日渐淡化乃至消失。当其政权灭亡后，卢水胡就逐渐融合于其他民族而不复存在了。
6.对吐蕃的影响
在吐蕃统治河西长达百年间，由于吐蕃人口的大量迁入和强制推行同化政策，河西出现了明显的吐蕃化倾向，但汉族和汉文化也对入居河西的吐蕃人产生了很大影响。唐代诗人王建《凉州行》中“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驱羊亦著锦为衣，为惜毡裘防斗时。养蚕缲茧成疋帛，那堪绕帐作锦旗”的诗句，正是吐蕃深受汉人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影响的写照。在敦煌发现的大量汉、藏文写本中，有很多汉藏文对照语汇（如S.2736、S.1000等），而且既有用藏文注写汉籍的“注音本”（如P.3419《千字文》注本），也有用藏语发音标注汉文佛经的“音写本”（如P.1288、P.1231等），还有用藏文书写的儒家典籍，如《尚书》（P.T986号）、《春秋后语》（P.T1291）、《孔子与相讬问答书》（P.T992、P.T1284）等，至于汉藏文佛经的互译本则更多。由此可见，河西的吐蕃人也学习汉语文，并受到汉文化的影响。[73]不仅如此，很多河西吐蕃文书的翻译已显示相当水准，如吐蕃文《大乘无量寿宗要经》，译文准确洗练，反映出译者对汉文理解深刻，并能用浅显易懂的吐蕃文字准确表达经意；而敦煌吐蕃文书《战国策·魏策》的藏文翻译，已经不再拘泥于原文字句，而是采用比较自由的意译，显得更为生动活泼，说明当时吐蕃知识界对汉语言文字的掌握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74]
7.对回纥（鹘）的影响
唐朝与回纥（鹘）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唐代共有7位公主出嫁回鹘，回鹘也有1位公主嫁给唐敦煌王李承寀，汉族的文化、技艺等也随双方的和亲而传入回鹘。近代出土的一些回鹘碑刻，形制都是汉式的。其中回鹘《铁尔痕碑》《牟羽可汗碑》和《九姓回鹘可汗碑》都用突厥文、粟特文和汉文三种文字写成，明显是出自汉族工匠之手。回鹘的很多职官，如宰相、都督、将军、刺史、司马等，显然也都受到唐朝影响。特别是长期住在长安等大城市的回鹘人，在日常生活中说汉话、穿汉服、改汉姓，与汉人通婚，其风俗习惯已逐渐汉化了。就连安史之乱后回鹘人所尊奉的摩尼教，也是由唐朝传入的。[75]从太宗贞观初年以来，河西地区就有回纥、契苾、思结和浑等游牧的回鹘四部活动，并长期与汉人杂居。开成五年（840年）以后，又有大量回鹘人进入河西，不仅建立了甘州回鹘政权，到10世纪前期还曾一度控制了整个河西地区。回鹘人一直注重学习汉文化，与汉族通婚，因而受到汉文化的深刻影响，“在某些习俗方面已与汉人相同（如取汉式的姓、名、字，死后‘邈题真影’等）”。[76]他们已普遍掌握并使用了汉文，而且“不管在民间，还是在官府，乃至皇室，均是如此”。[77]足见汉文化对回鹘影响之深。
当然，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影响并不仅限于以上各族，其他在河西活动的部族如氐族和赀虏等“杂胡”、铁勒诸部、西域胡、党项等族，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汉族的影响，就连统治河西百年之久并强制推行民族同化政策的吐蕃，也无法完全排斥汉族制度和文化，由此足见汉族影响之大。
（三）游牧民族对汉族的影响
1.对河西经济的影响
自汉武帝以后，由于匈奴部众被迁出河西和大量内地移民的进入，河西的人口结构和经济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匈奴等游牧民族对河西畜牧业的发展仍具有重要影响。畜牧业并不是简单的“逐水草而居”，同样需要经验和技术，而且“畜牧业的生产技术是很复杂的，是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世代相传的宝贵经验”。[78]正是得益于匈奴等游牧民族的经验积累和技术传承，才使河西“水草宜畜牧”的自然优势得到充分利用和发挥，进而成就了汉代以来“凉州之畜为天下饶”[79]的兴旺局面。汉朝在河西大兴屯田的同时，还因地制宜设置了众多官营牧苑，居延金关汉简和敦煌悬泉汉简中就有“骊靬苑”“望□苑”等牧苑，这对于补充战马和加强骑兵部队，提高汉军战斗力，都是颇有助益的；汉魏十六国时期河西墓葬中发现很多铜、木马俑以及牧马、骑射等画面，也不是偶然的，正是河西畜牧业兴盛的反映。尤其是武威雷台出土的铜奔马，与酒泉丁家闸五号墓所绘天马图像极为相似，不仅集中了各种名马的优点，而且保留了凉州走马对侧步的特征。西晋时，洛阳歌谣有“凉州大马，横行天下”[80]之说。所有这些，都与河西畜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也是各民族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结果。
2.对河西文化的影响
自先秦以来，先后活动于河西的月氏、乌孙、西羌、匈奴、鲜卑、卢水胡、吐谷浑、吐蕃、回鹘等游牧民族，在与汉族的长期交往中相互影响融合，其游牧文化与汉族农业文化相互交流碰撞，为河西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之带有粗犷豪迈的尚武精神和浓厚的军旅色彩，以致当地官员“咸以兵马为务”，就连边塞骑士也就近选拔。如汉代河西的戍、田卒多来自内地，但骑士则由本郡人组成，故居延汉简中骑士名籍之前多冠以张掖郡所辖县名，如“
得骑士”（77.39[81]）、“昭武骑士”（564.3）、“氐池骑士”（564.4）、“日勒骑士”（491.4）、“番和骑士”（511.3）、“居延骑士”（88.5）“肩水骑士”（77.42）等，敦煌汉简又有“骑士屋兰大昌里夏侯凤”（D2112[82]）的记载。从本地选拔骑士，既反映了河西养马业繁盛和当地人精于骑术、勇猛善战的特点，也与独特的河西文化密切相关。西晋时期“凉州大马，横行天下”之说及前凉张氏多次派兵勤王的事例，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河西浓厚的尚武精神。
3.对日常生活习惯的影响
随着各族交往日益密切，相互间在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等方面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据晋干宝《搜神记》载：“胡床、貊槃，翟之器也；羌煮、貊炙，翟之食也。自太始以来，中国尚之。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宾，皆以为先。”[83]《晋书》亦记当时习尚云：“泰始之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貊槃，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会，皆以为先。太康中，又以毡为
头及络带裤口。百姓相戏曰，中国必为胡所破。夫毡毳产于胡，而天下以为头、带身、裤口，胡既三制之矣，能无败乎。”[84]《诗经·小雅·瓠叶》：“有兔之首，燔之炙之。”《毛诗正义》云：“炕火曰炙。”孔颖达引《正义》疏云：“炕，举也。谓以物贯之而举于火上以炙之。”[85]而所谓“貊炙”，即“全体炙之，各自以刀割出，于胡貊之为也”。[86]也就是把动物整体悬于火上烧烤，然后各自用刀切割以食。史载：“羌胡见客，炙肉未熟，人人长跪前割之，血流指间。”[87]可见，将整块肉烤炙后切割下来给客人吃，也是羌人的待客习惯。不过，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的是先把肉切割成小块，然后再将肉块串在特制的叉子上烧烤。在高台骆驼城、酒泉西沟、嘉峪关新城、敦煌祁家湾和佛爷庙湾等地的魏晋墓葬中，常见有铜、铁制的双齿或三齿的餐叉实物或用餐叉烤肉串及进食的图案；在随葬陶灶上又有双齿或三齿叉的形象，都是这种烤肉习惯的反映。从这些墓葬结构和随葬品来看，其主人未必是品官之家，但都是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豪族地主。这说明，像貊炙一类的游牧民族饮食习惯，已被河西中上层人士广泛接受，并成为一时的风尚。
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玉门市清泉乡白土良（梁）村骟马城遗址采集到一块绘有图案的残破棺板，画面左半为狩猎图，右半有两辆牛车，车上各搭建有穹庐式帐篷。根据碳14年代检测结果及棺板画的风格推测，其年代为魏晋时期。[88]虽不能判定画面人物属于哪个民族，但这种有明显游牧特征的画面出现于河西走廊腹地汉族聚居区的墓葬中，反映出当地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融合。
此外，在河西各地的很多魏晋十六国时期墓葬中，还有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壁画或画像砖，其中既有表现从耕耘播种到打碾扬场等农耕生产全过程的画面，也有表现采桑、养蚕、织帛等纺织生产的图案，还有饲养家畜家禽，放牧马、牛、骆驼和骑马、射猎等畜牧经济的画面。就人物的发式、服饰和面部特征来看，从事上述农耕、织作和畜牧生产的，既有汉族，也有高鼻深目，披发或编发、髡发的少数民族。这些画面屡屡出现在同一墓葬中，正是当时河西各民族和谐共处的生动体现。敦煌文书和壁画中有很多反映敦煌婚俗的资料，其中铺设青庐就是少数民族穹庐与汉族“百子”观念相结合的产物，“女坐马鞍”则兼采游牧民族“尚乘鞍马”的习俗与汉族期盼祝愿平安之意，[89]充分反映了各民族间的文化交融。
（四）各民族间的相互影响
民族间的交流和影响不是单一的，而是双向的、相互的。随着交往的扩大和相互联系的加强，汉族与少数民族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某一民族对所在地区的影响力往往与其人口多少、力量强弱等因素密切相关。在一定区域人口数量越多、实力越强的民族，对其他民族（或部族）的影响也越大；反之，就会更多地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羌人与河西不同地区小月氏部落之间，就是如此。自汉武帝以来，保据南山（祁连山）的小月氏因“与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受到羌人很深的影响，以致“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但不同地区小月氏所受人族影响大小还是有差别的。汉代河西的小月氏主要分布在阳关西南、张掖郡南部卢水流域和湟中、令居三个地区。“其大种有七，胜兵合九千余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数百户在张掖，号曰义从胡。”[90]阳关西南地区小月氏人数不详，但从《水经注》所引《十三州志》关于“西平、张掖之间，大月氏之别，小月氏之国”的记载来看，在张掖以西的小月氏数量不会很多，故其所受羌族和汉族影响非常明显。如2010年在今民乐县东南16公里永固乡八卦营村发掘的汉墓群，就被认为是小月氏人的遗存。该墓群已清理的98座墓葬（其中73座墓有随葬品），有71座属西汉中期到东汉早期，其中大部分为西汉中晚期。墓葬结构主要是竖穴土坑墓，既有单椁单棺墓，也有一椁双棺墓，还有无椁单棺墓和无棺椁的土坑墓；随葬品既有汉代器物，又有类似辛店或四坝文化类型的素面橙黄色陶器，有些墓中还随葬有较多的马、牛、羊、猪等兽骨；从一些保存较完整的墓主人头骨来看，其上鼻骨高翘，带有明显的“高鼻深目”特征，有的墓葬中还有人殉现象。发掘者认为，多种文化因素错杂的现象反映了这些汉代墓葬不是单纯的汉人之墓，而与生活在当地的小月氏人有关。他们在归顺汉朝后，接受了汉人的文化礼制，又延续了大量土著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保留了浓厚的民族特征。尤其是“含有辛店文化因素与四坝文化因素的陶虎、陶罐共出于民乐八卦营西汉墓中的现象，可能与‘小月氏’或‘羌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91]
游牧于阳关西南地区的“小月氏种”狼何部，到汉宣帝时已完全羌化，以致汉人已不再将其视为小月氏，而称其为狼何羌（敦煌悬泉汉简作“琅何羌”），其首领也被称为“羌侯狼何”；还有一些“月氏余种”则被称为“葱茈羌、白马、黄牛羌”等。[92]至于张掖一带的小月氏，虽与属国都尉、护羌校尉等汉朝官员关系密切，汉化程度相对较高，但毕竟与汉族有别，加之语言习惯等与羌人一致，故仍被汉人称为“羌虏”，如保据河西的窦融所率张掖属国小月氏骑，就被称为“羌虏小月氏”。[93]相比之下，湟中、令居一带的小月氏势力强大，“大种有七，胜兵合九千余人”，故其独立性更强，羌族对其影响也很有限。尤其是居于汉塞以内的一支小月氏，有胜兵二三千骑，“皆勇健富强，每与羌战，常以少胜多”，因而继续保留了其部族名号，史籍中或称“属国湟中月氏诸胡”“湟中月氏胡”，或称“小月氏胡”“月氏胡”等。[94]这种称谓的不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受其他民族影响程度的大小。
魏晋时有很多被称为“杂胡”的部族，实际也是各民族相互影响的结果。当时的“杂胡”，大致可分为匈奴别部和从匈奴族中分解出来的部落两大类，此外还包括那些很早就融入匈奴并自称或被认为是匈奴人的西域胡。他们被称为杂胡，“一方面正因其杂而更表示其为历史上形成的共同体，另一方面又表示其正在分解与新的融合的过程中”。[95]其间，同一部落可能会与不同部族相混，故其分解和新的融合过程是非常复杂曲折的。如“铁弗刘虎，南单于之苗裔，左贤王去卑之孙，北部帅刘猛之从子，居于新兴虑虒之北。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因以为号”。[96]田余庆先生指出：“铁弗并不讳言胡父鲜卑母即屠各与拓跋混杂的种族来历，所以历来被史家称为杂胡。杂胡之称本没有严格界限，在各族迁徙运动十分活跃的年代，各族混杂现象极易产生，使成分有所变异，有时还形成不同的名号。”[97]魏晋时的众多“杂胡”正是如此。
“安史之乱”爆发后，河西地区长期处于吐蕃统治下。从广德二年（764年）吐蕃攻占凉州，到咸通二年（861年）张议潮控制凉州，吐蕃对河西的统治几近百年，河西地区也出现了明显的“吐蕃化”倾向，并成为唐末五代河西民族关系的主要特点之一。然而，该时期河西各民族间的影响依然是相互的而非单向的。杨铭先生曾以吐蕃统治时期推行军政合一的千户、万户制为例，说明这种制度实际上是受汉代至隋唐时期西北诸族如匈奴、突厥、吐谷浑等的影响而形成的。其中，万户制就源于吐谷浑，或者说是从吐谷浑传入吐蕃的。此外，“西北诸族，尤其是吐谷浑的‘小王制’，也影响到了吐蕃。在军事战阵法方面，吐蕃也受西北民族的影响，譬如秦汉匈奴的骑马编队法，就经过历代西北民族的传承而影响到了吐蕃。据《贤者喜宴》载，松赞干布时学习邻族建政经验、设官及民政，‘自东方汉地及木雅获得工艺与历算之书。自南方天竺翻译了诸种佛经。自西方之胡部、泥婆罗，打开了享用食物财宝的库藏。自北方霍尔、回纥取得了法律及事业之楷模’。其中，‘木雅’即指党项，‘胡部’即指粟特，‘霍尔’应指突厥、回纥等。可见邻族的军政、法律制度都曾传到吐蕃。佛教传入吐蕃也有西北各族的贡献”。这是就被统治民族对吐蕃的影响而言的。另一方面，“吐蕃文化也给西北各民族文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譬如现存于河西地区的7世纪至9世纪的藏文写本，其外部特征完全是吐蕃式的，但在写校者的总人数中，其他民族人士占五分之四甚至六分之五，吐蕃人只占五分之一乃至六分之一，其他民族人士包括汉人、吐谷浑人等。吐蕃统治结束之后，从南疆于阗一带到甘州，藏文还长期作为官方文字使用，这说明从语言文字的使用看，吐蕃的影响是长期存在的。除此以外，吐蕃的其他文化形式也长期保存在河西一带。吐蕃统治结束后，还有很多吐蕃人留居河陇一带”。[98]
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历史上的河西各民族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正是在长期的交流融合中，逐渐形成了河西的多元民族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