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汉唐时期河西的多元民族结构
河西在历史上就是多民族杂居共处之地。先秦以来，羌、氐、月氏、乌孙、匈奴、鲜卑、卢水胡、吐谷浑、吐蕃、回鹘、突厥、粟特、党项、蒙古等都曾在河西活动。各族在民族大迁徙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中融合发展，使河西民族结构逐渐多元化。除汉族外，历史上还有很多民族如月氏、乌孙、匈奴、鲜卑、吐蕃、回鹘、党项等，都曾一度是河西的统治民族，其中氐、鲜卑、卢水胡、吐蕃、回鹘等族还在河西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一）秦汉时期的月氏、乌孙、匈奴及氐、羌等族
月氏和乌孙都是河西地区土生土长的古老民族，他们曾共居于“敦煌、祁连间”。其中月氏的活动地区主要在今河西走廊中东部的张掖、武威一带，乌孙的游牧地则仅限于张掖以西、敦煌以东。[10]独具特色的沙井文化和骟马文化，就是月氏和乌孙在河西活动的遗存。约在战国末期至秦初，月氏已成为西北地区最强大的游牧民族，故有“东胡强而月氏盛”[11]之说。强大的月氏打败乌孙，并杀死其首领难兜靡，迫使乌孙退出河西，从而控制了整个河西走廊。但是，这样的局面为时不久。就在楚汉相争之时，匈奴在冒顿单于（前209—前174年）带领下迅速崛起，东破灭东胡，西击走月氏，进而成为河西的新主人。
史载，匈奴先祖淳维为夏后氏之苗裔，他们“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12]在最高首领单于之下，分别设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等二十四长。河西地区归右贤王管辖，其下又有浑邪王、休屠王、
得王、折兰王、庐侯王等。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等两次进兵河西，大败匈奴，浑邪王率众降汉，河西遂入汉朝版图。
据《汉书》卷28下《地理志》载，敦煌郡有“氐置水出南羌中”，张掖郡辖有氐池县。以“氐”名县、名水，足见当时张掖、敦煌郡一带已有为数不少的氐人活动。而武威郡又有鸾鸟县，如果对照《逸周书》卷7《王会》关于周成王时“氐羌以鸾鸟”来献的记载，则武威郡也有氐人。因《王会》成于战国时期，其所记族名、地名及物品名，应是当时人们有所耳闻的，由此判断：“可能从战国时起，今河西走廊就已经有氐人居住。”[13]然而，直到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文献中始有氐人迁徙河西的记载，[14]但其具体活动情况仍语焉不详。从三国时人鱼豢《魏略》在叙述汉代氐人分布区时，将福禄（酒泉郡禄福县，今酒泉市肃州区）与汧、陇并列[15]的情况来看，此次迁往河西的氐人应是相当可观的。以致前凉时期，氐羌之众已成为其军队的主力和政权的支柱了；[16]嘉峪关等地魏晋墓葬壁画中很多编发的氐人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河西氐人的大量存在。386年氐人吕光建立后凉政权，使氐族在河西的政治影响达到顶峰，但随着403年后凉政权的灭亡，河西氐人也逐渐汉化而不复存在了。
河西归汉前已有羌人活动。汉代河西的很多河流和地名就是以羌命名的，如张掖郡得县有羌谷水、泽羌谷，酒泉郡禄福县呼蚕水发源于南羌而流入羌谷，敦煌郡南籍端水和氐置水皆出于南羌等。虽然羌族并不像月氏、乌孙和匈奴那样，成为某一时期控制河西的主体民族，但其在河西的势力还是非常强大的。有研究认为，“敦煌”之名就来自羌语译音。[17]根据敦煌文书的记载，位于敦煌县东五十里的破羌亭，就是由汉宣帝时破羌将军辛武贤击破羌戎而筑的，[18]可见敦煌一带羌族势力之盛。东汉魏晋时期，河西羌人数量剧增，按其居住地可分为武威种羌、张掖种羌、酒泉种羌和敦煌种羌。他们在“汉化”的同时，其自身势力和影响也进一步扩大，不仅使周边的卢水胡和小月氏等游牧部落出现了“羌化”趋势，而且对河西汉族民众的生产生活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十六国时期，羌族姚兴后秦政权也将其势力伸入河西，据有西平的南凉秃发利鹿孤、以张掖为都的北凉沮渠蒙逊和远在敦煌的西凉李暠等河西割据势力，都纷纷遣使来降，足见羌人在河西势力之大。
（二）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河西鲜卑及卢水胡、吐谷浑
河西的人口流动，在秦及西汉时主要是月氏、乌孙、匈奴等举族迁出和汉族的大量移入；汉魏以来则不仅有氐、羌、鲜卑等族大量迁徙，还有很多来河西避难的内地人口。其中鲜卑是迁徙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民族之一。正如赵俪生先生所论：“在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八次较大的冲突融合中，鲜卑的融合是最充沛、并且多样的，值得当作民族关系史中的一个典型来观察。”[19]
鲜卑族最初活动于大兴安岭东麓北部，后逐渐南迁。汉桓帝时，檀石槐统一鲜卑各部，“尽据匈奴故地”，乃分其地为中、东、西三部。其中“从上谷以西至敦煌，西接乌孙为西部，二十余邑”。[20]可见汉末敦煌及河西走廊以北地区已有鲜卑部落活动。中平二年（184年），应劭反驳朝臣议欲招募鲜卑以镇压边章、韩遂之乱时曾指出，鲜卑“天性贪暴，不拘信义，故数犯障塞，且无宁岁……往者匈奴反叛，度辽将军马续、乌桓校尉王元发鲜卑五千余骑，又武威太守赵冲亦率鲜卑征讨叛羌。斩获丑虏，既不足言，而鲜卑越溢，多为不法”。[21]不论是朝臣议欲招募鲜卑以平叛，还是以往武威太守率鲜卑兵征讨叛羌，都说明河西地区的鲜卑势力是相当强大的。及至魏晋时期，由于大批鲜卑人向西北迁徙，改变了当地的民族构成和分布格局。曹魏正元三年（256年），有数万鲜卑南下雍、凉二州，与汉民杂处。因其主要居于金城黄河以西，故称“河西鲜卑”。在西晋统治者看来，这些内迁的游牧部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胡夷兽心，不与华同，鲜卑最甚……使鲜卑数万散居人间，此必为害之势也”。[22]故对内迁各部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进而引发了以鲜卑秃发氏为首，联合匈奴、羌等族长达30多年（270—304年）的反晋大起义，西晋称“凉州之乱”。虽然这次起义最终失败了，但却显示了以秃发氏为核心的河西鲜卑的强大实力和影响。[23]秃发鲜卑后来建立了南凉政权，一度成为河西的统治民族。
卢水胡是汉魏十六国时期活动于河西地区的重要部族。不仅在《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和《宋书》等“正史”中屡有记载，而且在居延汉简中也有反映。综合各种材料来看，卢水胡的族源既不是匈奴，也不是羌人、西戎或义渠，而是源自张掖郡南部山区的小月氏，因其世居卢水，故称卢水胡。由于其“依诸羌居止”，曾出现了“羌化”倾向；但因长期受汉文化的熏染，其汉化程度很深。如北凉的建立者沮渠蒙逊“博涉群史，颇晓天文，雄杰有英略，滑稽善权变，梁熙、吕光皆奇而惮之”。[24]时人称赞“沮渠蒙逊，胡夷之杰，内修政事，外理英贤，攻战之际，身均士卒；百姓怀之，乐为之用”。[25]十六国后期，北凉政权曾一度控制整个河西和西域的高昌、楼兰等地，并不是偶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卢水胡的兴衰，与汉魏十六国时期河西社会历史的演进息息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时期河西民族交流融合的发展轨迹。
吐谷浑（又称吐浑、退浑）是从辽东慕容鲜卑的一支发展而来的。在首领涉归死后的太康四至十年（283—289年）间，其庶长子吐谷浑因牧地之争而率部西迁阴山一带；4世纪初又先后迁到枹罕（今临夏）至西平（今西宁）间的河湟地区，与当地的氐、羌等族相互交融，逐渐形成了吐谷浑。因此，吐谷浑实际上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族属的人们逐渐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具体而言，就是“原慕容鲜卑的一支与羌、氐、汉、匈奴、西域胡、高车等一些氏族、部落，经过长期历史发展融合而成”的。[26]329年，叶延根据中原汉族帝王“以王父字为氏”“亦为国号”的传统，以祖父吐谷浑为姓氏、族名和国号。因其地在“张掖之南，陇西之西，在河之南”，其首领被大夏、刘宋等封为河南王，故又称“河南国”。[27]在阿柴（豺）统治时期（417—426年），“兼并氐、羌，地方数千里，号为强国”。阿豺死后，其弟慕璝（426—436年在位）即立，乃“招集秦、凉亡业之人，及羌戎杂夷众至五六百落，南通蜀、汉，北交凉州、赫连，部众转盛”。[28]隋初，吐谷浑“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其所部来降”，但可汗夸吕仍不时侵扰河西；开皇十一年（591年）夸吕子世伏继立后，“朝贡岁至”。[29]由于突厥、吐谷浑“分领羌胡之国”，阻隔丝路交通，为廓清丝路、“混一戎夏”，隋炀帝于大业五年（609年）经青海西巡张掖，大败吐谷浑，于其地设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徙天下轻罪者居之，大兴屯田，吐谷浑遂日渐衰落。
唐初，吐谷浑乘李渊忙于扫灭群雄和防御突厥，无暇西顾之机，频繁寇边。贞观九年（635年），唐太宗派兵征讨吐谷浑，其可汗伏允败亡；由于归附的吐谷浑首领慕容顺为“国人”所杀，唐朝乃立其子诺曷钵为可汗（635—688年），并将弘化公主嫁给诺曷钵为妻。吐谷浑于是奉唐正朔，遣子弟入侍，依附于唐朝。但随着吐蕃势力的北上，吐谷浑内部也分裂为两派：以丞相宣王为首的一派亲近吐蕃、反对唐朝，以诺曷钵为首的一派依附唐朝、反对吐蕃。高宗龙朔三年（663年），吐谷浑大臣素和贵逃奔吐蕃，吐蕃大军得以顺利进入吐谷浑境，诺曷钵无力抵御吐蕃，遂与弘化公主带领“数千帐弃国走依凉州”，吐谷浑政权至此灭亡。[30]唐朝为牵制吐蕃，封诺曷钵为青海王，欲助吐谷浑重返故地。但咸亨元年（670年）唐军惨败于大非川（今青海共和县西南），使吐谷浑依靠唐朝而复国的希望彻底破灭，唐朝遂将归附的吐谷浑部落安置在河西走廊凉、甘、肃、瓜、沙等州。武周圣历二年（699年），吐蕃发生内乱，大臣论钦陵兵败自杀，其子弓仁遂于是年四月“以所统吐谷浑七千帐来降”。七月，又有“吐谷浑部落一千四百帐内附”。[31]在如何安置这些吐谷浑部众的问题上，朝廷大臣意见不一。宰相唐休璟、张锡等主张将其内迁安置于秦、陇或靠近丰、灵一带，以防其背叛；左武卫铠曹参军郭元振则认为，这种处置办法并非长久之计。因为这些来降的吐谷浑部众，并非迫于压力，而是仰慕唐朝，并突破重围，“弃吐蕃而至者”。而“吐浑所降之处（凉、甘、肃、瓜、沙等州），皆是其旧居之地”，若将其分置于河西诸州，既可“顺其情”，又可“分其势而不扰于人”，实为一举多得之良策。[32]由此可见，在此以前的长时期内，河西诸州早已有大批吐谷浑人居住。由于长期与汉人杂处而逐渐汉化，其中有大批吐谷浑人已从事农耕，但也有一部分继续保持了以往善于骑射的习俗，他们就成为唐朝边兵的重要来源。如河西节度使设在瓜、沙二州的墨离（莫离）军和豆卢军，其所辖9300多军队都是由吐谷浑人组成的。[33]到唐玄宗开元年间，仍有吐谷浑部落摆脱吐蕃而附唐朝的记载：“先是，吐谷浑畏吐蕃之强，附之者数年，九月壬申，帅众诣沙州降，河西节度使张敬忠抚纳之。”[34]既已投附沙州，且由河西节度使张敬忠“抚纳之”，可知这部分吐谷浑人是被安置在河西本地的。安史之乱后，这些入居河西的吐谷浑人又相继受吐蕃和归义军政权的管辖，五代以后逐渐与当地汉族和其他各族融合了；留在原地的吐谷浑人，大部与吐蕃融合，另一部分则与其他民族相互融合而形成了新的民族。今天青海地区的土族，就是以吐谷浑为主要族源，在先后融合了藏、蒙古、汉、羌等族的基础上形成的。[35]
自曹魏以来，在河西走廊的敦煌、武威等地，就有大量来自西域的粟特商人。其中，武威自三国以至唐玄宗天宝末年，一直是入华粟特人的一个大本营，并成为很多粟特人的郡望所在。[36]敦煌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表明，早在4世纪初期，粟特人就已在丝绸之路沿线形成了其贸易网络，而姑臧则是其中转贸易的集散地和大本营。史书中屡有“其国商人多诣凉土贩货”的记载。[37]这些从事商贸活动的粟特人，在河西走廊的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地，形成了自己的聚落。在十六国北朝至隋唐时期，河西的粟特人势力已非常强大，并活跃于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各个领域，在五凉时期曾与诸凉政权发生冲突，以谋求河西的本地化统治。[38]及至唐初，移居武威的粟特安氏已历四世近百年，在凉州李轨政权“职典枢密者数十人”。因其“奕代豪望，凡厥士庶，靡不依附”。[39]李唐政权能迅速平定李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当地以安氏为首的粟特人势力的支持。不过，与汉族相比，这些粟特人毕竟数量有限，随着时间的推移，就逐渐融入了当地的管理体制，进而与汉族融合了。唐代天宝年间敦煌县所辖的从化乡，就是在粟特聚落的基础上形成的。乡以“从化”为名，正是粟特人汉化的反映。
（三）北朝隋唐时期河西的突厥、回鹘和吐蕃
突厥原属铁勒的一支，活动于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后南迁至高昌北山。5世纪中期柔然征服突厥后，将其众迁至阿尔泰山一带。552年，突厥在西魏支持下摆脱柔然控制，其首领阿史那土门自称伊利可汗，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在木杆可汗（553—572年）时，先后攻掠吐谷浑、消灭柔然，成为雄踞大漠南北和广大西域的强大政权，但突厥本身也分裂为东、西两部。其中西突厥势力主要在今哈密以西、天山以北地区，东突厥则主要在漠北地区，当时的北齐、北周争相结好东突厥以为援，北周还将千金公主嫁给突厥他钵可汗为妻。582年，突厥以为北周报仇为名南下攻隋，纵兵大掠，使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等地“六畜咸尽”。此后，隋朝采取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策略，迫使东突厥沙钵略可汗称臣。但东突厥在始毕可汗（609—619年）即位后再度强大起来，以致中原割据势力如马邑刘武周、河北窦建德、朔方梁师都、金城薛举、武威李轨和太原李渊等，都曾向突厥称臣。贞观四年（630年）唐军大败东突厥，颉利可汗被俘，于是突厥势微，河西州县“始得耕获”。唐高宗以后，突厥不时进攻河西，并与吐蕃连谋，“频岁奄至（凉州）城下，百姓苦之”。[40]为切实“断隔吐蕃、突厥”，唐朝于景云元年（710年）在凉州设置河西节度使，领兵七万三千人，负责河西防务。开元九年（721年），突厥毗伽可汗遣使进贡，唐于是恢复了与突厥的互市贸易，“国家买突厥羊马，突厥受国家缯帛，彼此丰给”，“由是国马益壮焉”。[41]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毗伽可汗死后，突厥内乱频仍，势力衰落。天宝四年（745年），突厥白眉可汗为回纥所杀，毗伽可汗妻骨咄禄婆匐可敦率众降唐，突厥汗国遂不复存在。
回鹘（纥）是今维吾尔族和裕固族的祖先。《魏书》作“袁纥”，《隋书》作“韦纥”，《旧唐书》作“回纥”，《新唐书》认为袁纥亦曰乌护、乌纥，隋时称韦纥。[42]唐德宗元和四年（809年），取“回旋轻捷如鹘”之意而改名回鹘。[43]其远祖是秦汉时活动于漠北至西域的丁零，南北朝时称敕勒（《隋书》作“铁勒”）、高车。隋唐之际，回纥游牧于突厥北之娑陵水（今蒙古国色楞格河）流域，形成了铁勒部落联盟。贞观二十年（646年），回纥首领吐迷度击灭薛延陀，入唐朝觐，并修建了通往长安的“参天可汗道”，被唐太宗封为怀化大将军、瀚海都督，从而揭开了唐与回纥等部友好往来的新篇章。武则天时，回纥与契苾、思结、浑部越过大漠，“徙甘、凉间”，而唐朝则“常取其壮骑佐赤水军”。[44]赤水军在凉州城内，有兵三万三千人，战马一万三千匹，占河西节度使所辖七万三千兵力的近一半，由敕勒族（亦称铁勒）回纥、契苾、思结、浑四部之人组成。其中，赤水军使由势力最强大的回纥部酋长担任，其下属诸将则分别由契苾、思结、浑三部酋长担任。[45]此后，唐朝北征突厥、平定安史之乱和反击吐蕃等，都得到回纥的积极配合和大力帮助，故唐朝“厚遇之，与中国婚姻，岁送马十万匹，酬以缣帛百余万匹”。[46]9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内乱不断，天灾连年，回鹘汗国日渐衰落。开成五年（840年）回鹘汗国灭亡，部众四散逃亡，其中“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47]当时河西为吐蕃所据，故所谓“投吐蕃”实际就是西迁河西。但吐蕃控制回鹘的时间很短，大中二年（848年）沙州人张议潮率众推翻吐蕃统治，被唐朝任命为归义军节度使，河西回鹘亦属张氏归义军所辖，但其各部仍保持相对独立性。约在乾符元年（874年），甘州回鹘开始割据一方，甚至阻隔了归义军政权与凉州间的联系；中和四年（884年）建立甘州回鹘政权，确立了在河西的霸权地位，直到五代时期，整个河西都是甘州回鹘的势力范围。[48]1028年，党项族人攻占甘州，甘州回鹘部众离散，其中经沙州南越当金山口至柴达木盆地西缘、祁连山区的一部分，与当地汉、吐蕃等族融合，形成了“黄头回纥”。元代又被称为“撒里畏兀儿”，因受蒙元西宁王管辖，遂与一些蒙古人融合。15世纪末，他们又迁到河西走廊中部，就是今天的裕固族。“今天裕固族中的杨姓，就是古代回纥汗族药逻葛氏的汉译姓。”[49]
吐蕃即今藏族的祖先，7世纪初兴起于青藏高原，贞观八年（634年）曾遣使入唐。随着势力的发展，吐蕃不断向北扩张。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吐蕃大败吐谷浑，控制了吐谷浑故地，进而将其势力伸入西域。此后，唐蕃关系日益恶化。咸亨元年（670年），吐蕃控制于阗、取龟兹拔换城，唐朝乃罢安西四镇，派右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统军十多万进攻吐蕃，试图从青海直捣逻些（今拉萨），“并护吐谷浑还国”，以解除吐蕃对河西、陇右的威胁，但被吐蕃大败于大非川（今青海省共和县西南），全军覆没。此后数十年间，唐蕃双方在河陇等地激烈争夺，结果“胜负略相当”，[50]以致“甘、凉、河、鄯，不胜其弊”。[51]广德二年（764年）吐蕃陷凉州后，又相继占领了甘、肃、瓜州。贞元二年（786年）沙州陷落，河西各地遂被吐蕃控制，进而出现了明显的吐蕃化倾向。大中二三年间（848—849年），沙州人张议潮率众起义，先后占领了瓜、沙、肃、甘等州，并遣使向唐献河陇十一州地图，唐朝遂在沙州设归义军，以张议潮为节度使。咸通二年（861年）张议潮夺取凉州后，吐蕃对河西近百年的统治始告结束。原居河西的吐蕃一部分南下河湟，建立了唃厮啰政权；另一部分则留居凉州，建立了六谷部政权。当时居住于河西的还有汉、吐谷浑（退浑）、回鹘、党项羌、嗢末、龙家等族。正如敦煌文书S2762《张淮深修功德记》所云：“河西创复，犹杂蕃、浑，言音不同，羌、龙、嗢末，雷威慴伏。”S5697《阎使君文书》也说：“河西诸州，蕃、浑、温（嗢）末、羌、龙驳杂，极难调服。”北宋建立后，随着党项族的崛起并不断侵入凉州等地，河西吐蕃与回鹘势力也联合起来，“起初以吐蕃六谷部为主，联合当地回鹘，继而以回鹘为主，联合吐蕃，共同抗击党项”。[52]西夏占领河西后，当地的民族成分更加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