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家庭农场生产经营者情况
本部分从农场主性别、年龄、户籍、受教育程度、从业经营、接受培训、自有劳动力和雇佣劳动力投入等方面,对家庭农场生产经营者的基本情况与构成进行统计分析。
(一)农场主性别
在2998个有效监测样本中,87.66%的家庭农场主为男性,只有12.34%的家庭农场主为女性(见表1-10)。其中,12个省(区、市)90%以上的家庭农场主性别为男性,分别为吉林(97.00%)、海南(95.06%)、上海(95.00%)、新疆(95.00%)、内蒙古(94.95%)、湖北(94.32%)、甘肃(93.88%)、湖南(92.96%)、黑龙江(92.89%)、江西(91.49%)、浙江(90.11%)、安徽(90.10%)。
表1-10 2016年家庭农场主性别情况
(二)农场主平均年龄
在2998个有效监测样本中,农场主的平均年龄为46.70岁。其中,40岁(含)以下的农场主占比22.01%,41—50岁的农场主占比45.70%,51—60岁的农场主占比26.72%,61岁以上的农场主占比5.57%(见图1-4)。50岁以上的农场主占比36.56%,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全国农业就业人口中50岁以上的占比为47.13%。显然,家庭农场主的平均年龄低于全国农业从业人员平均年龄。
图1-4 2016年家庭农场主年龄分布
各省(区、市)的农场主平均年龄存在一定差异,在全部家庭农场主中,北京农场主的平均年龄最大(51.03岁),云南、贵州、四川、陕西、宁夏、青海农场主的平均年龄偏小,分别为44.71岁、44.48岁、45.06岁、44.27岁、44.53岁和44.48岁;在粮食类家庭农场中,新疆农场主的平均年龄最大,为57.38岁,而广东农场主的平均年龄最小,为43岁(见图1-5和表1-11)。
图1-5 2016年各省(区、市)全部家庭农场的农场主平均年龄(单位:岁)
表1-11 2016年家庭农场主平均年龄
将家庭农场主、常年雇佣劳动力、家庭自有劳动力的年龄结构进行比较(见图1-6),可以发现:(1)整体看,家庭农场主的平均年龄高于自有劳动力平均年龄,40岁以下的农场主占比22.01%,而40岁以下的自有劳动力占比达31.89%;50岁以上的农场主占比32.29%,50岁以上的自有劳动力占比为26.99%。与自有劳动力相比,农场主的低龄段分布更少、高龄段分布更多,但大体相差不大。这较为容易理解,农场主一般是家庭男主人,其妻子作为另一个主要劳动力的年龄一般要小于男主人。(2)家庭农场主与常年雇佣劳动力相比,40岁以下的农场主占比高出常年雇佣劳动力占比6.26个百分点,41—50岁的农场主占比低出常年雇佣劳动力占比6.77个百分点;50岁以上的农场主占比与常年雇佣劳动力占比较为接近。显然,常年雇佣劳动力的年龄略高于农场主。
图1-6 2016年全部家庭农场的农场主、自有劳动力、常年雇佣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单位:%)
(三)农场主户籍情况
在2998个有效监测样本,农场主主要来自本乡、本村,其中,来自本村的农场主占比81.92%,来自本乡的农场主占比92.39%(见图1-7)。可见,家庭农场主主要为本地户籍农民。
图1-7 2016年全部家庭农场的农场主户籍地域分布(单位:%)
从表1-12可以看出,在全部家庭农场中,户籍为本乡的农场主占比较高,户籍为本乡的农场主占比在85%以上的省(区、市)有26个,其中,21个省(区、市)的这一占比在90%以上,北京、上海、辽宁的这一占比为100%。山东、江苏、广西、浙江的这一占比在85%以下,分别为84.71%、84.27%、82.98%、71.43%。
表1-12 2016年各省(区、市)全部家庭农场的农场主户籍地域分布
续表
(四)农场主受教育程度
在2998个有效监测样本中,农场主的受教育程度以初高中为主,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农场主占比43.5%,为高中的农场主占比30.39%,两者合计占比73.89%;受教育程度为中专和职高的农场主占比分别为8.11%和1.17%;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农场主占比为10.59%(见图1-8)。
图1-8 2016年家庭农场主受教育程度情况(单位:%)
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统计结果显示,43.45%的农业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显然,农场主的受教育程度远高于全国农业从业人员。全部家庭农场、种植类家庭农场、粮食类家庭农场中,农场主的各层次受教育程度的分布情况大体一致。
分省(区、市)看,农场主的受教育程度结构呈现出较强的地域差异性特征,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场主的受教育程度整体上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在浙江、天津、江苏,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农场主占比均在20%以上,分别为27.47%、27.5%、21.35%(见表1-13)。
表1-13 2016年各省(区、市)家庭农场主受教育程度情况
续表
(五)农场主从业经历
有效监测样本数据表明,农场主主要来自普通农民(见图1-9)。总体上看,73.58%的农场主来自于普通农民,即大部分农场主原来是普通农民。有过个体投资经历的农场主占比27.72%,有过合作社主要负责人经历的农场主占比26.72%,有过农机手经历的农场主占比15.64%,有过村干部(大学生村官)经历的农场主占比13.71%,有过进城务工返乡经历的农场主占比9.67%,有过企业管理层经历的农场主占比仅为5.20%。但不同类型家庭农场略有不同,例如,在机农结合类家庭农场中,有过农机手经历的农场主占比60%。
图1-9 2016年各类家庭农场中不同从业经历的农场主占比(单位:%)
(六)农场主接受培训情况
有效监测样本数据表明,接受培训的农场主占比较高(见图1-10)。总体上看,在各类家庭农场中,接受培训的农场主占比均在83%以上。全部家庭农场中,接受培训的农场主占比达84.86%;机农结合类家庭农场中,接受培训的农场主占比高达95%。
图1-10 2016年各类家庭农场中接受培训的农场主占比(单位:%)
有效监测样本数据表明,农场主接受的培训内容与家庭农场类型基本匹配(见图1-11)。在全部家庭农场中,农场主主要接受育种或者栽培技术、土肥培育技术、疫病防治技术和农产品加工技术,农场主占比分别为67.30%、54.48%、50.24%和43.99%,其他的依次为经营管理知识(农场主占比27.63%)、养殖技术(农场主占比32.39%)、农机驾驶操作技术(农场主占比32.67%)、“三品一标”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培训(农场主占比13.33%)、地膜覆盖技术(农场主占比28.14%)和其他(农场主占比0.67%)。
不同经营类型家庭农场的农场主接受培训的内容有所不同。在种植类家庭农场、机农结合类家庭农场和种养结合类家庭农场中,接受过育种或者培育技术培训的农场主占比均在60%以上,而在养殖类家庭农场中,这一占比仅为10.76%。在养殖类家庭农场中,接受过养殖技术培训的农场主占比高达89.24%,而在种植类家庭农场、机农结合类家庭农场中,这一占比不足20%。在机农结合类家庭农场中,接受过农机驾驶操作技术培训的农场主占比高达86.84%,而在其他类型家庭农场中,这一占比相对较低。
图1-11 2016年各类家庭农场中接受各类培训的农场主占比(单位:%)
(七)投放在农场上的家庭成员人数和雇佣劳动力
在2998个有效监测样本中,1125个家庭农场没有常年雇佣劳动力,占比37.61%。1873个家庭农场拥有常年雇佣劳动力,占比62.47%,其中,431个家庭农场拥有1个常年雇佣劳动力,占比14.41%;583个家庭农场拥有2个常年雇佣劳动力,占比19.49%;265个家庭农场拥有3个常年雇佣劳动力,占比8.86%(见图1-12)。由此,80.37%的家庭农场拥有的常年雇佣劳动力为1—3个。在拥有常年雇佣劳动力的家庭农场中,平均每个家庭农场拥有3.97个常年雇佣劳动力,单个家庭农场拥有常年雇佣劳动力的最大值为50个。常年雇佣劳动力的年平均工资为24617.53元(见表1-14)。
图1-12 2016年全部家庭农场中拥有不同数量常年雇佣劳动力的农场个数(单位:个)
表1-14 2016年全部家庭农场的常年雇工情况
续表
在2998个有效监测样本中,每个家庭农场投放在农场上的家庭成员人数为2.96个,占家庭总人口的比重为66.92%。这说明,家庭中的大部分成员都投入到农场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单个家庭农场投放在农场上的家庭成员人数的最大值为29个。全部家庭成员都投放在农场上的农场占比22.78%,70%的家庭成员投放在农场上的农场占比36.41%,60%的家庭成员投放在农场上的农场占比62.63%(见表1-15)。
表1-15 2016年全部家庭农场中投放在农场上的家庭成员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