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谶纬的思想渊源及其形成

我国上古时期的“天命”论思想是谶纬的思想渊源，而战国邹衍将阴阳和五行结合起来，发展了“天人感应”的天命观，并提出了“五德终始”说。邹衍的学说影响了西汉的董仲舒，在《贤良对策》和《春秋繁露》中，较系统地阐发了其“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的理论。西汉末年出现的纬书，其主要内容和思想都与董仲舒的理论密切相关。

谶纬的思想渊源，是我国古代传统的“天命”论的思想。早在商周时期，就出现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萌芽，如《诗经·商颂·长发》的“帝立子生商”诗句，即欲说明商王的祖先是天帝的儿子。西周时期出现了以五行和阴阳为核心的“自然天命”观，以此来解释宇宙自然和社会历史现象。到战国阴阳家邹衍，他以“阴阳五行”为核心，发展了“天人感应”的天命观，提出了“五德终始”说。《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所谓“深观阴阳消息”，指邹衍的谈天之学，即用“五行”学说来预言王朝的兴替。而“其语闳大不经”，根据《史记》本传的记载，可包括“五德转移”、“符应若兹”和“大九州”说等。邹衍的著述都已不传，《汉书·艺文志》录有《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邹衍的学说有些被保留在古籍文献中，如《吕氏春秋·应同》篇被认为是邹衍“五德终始”说的遗篇。《吕氏春秋·应同》篇曰：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

这一记载说明，王朝的更替都是天意的体现，所以每一个王朝兴起，天神都要降临瑞祥。而王朝的更替是按照土、木、金、火、水的顺序循环，周而复始，故称“五德终始”说。虽然这样的理论极为荒谬，但却是我国古代第一个较完整，也是影响最大的历史发展理论。邹衍的学说为新兴地主阶级建立政权提供了理论依据，因而被秦、汉的当权者所吸取接受，以此证明其取代前朝的合法性。如秦始皇认为，秦代周是水气主运，《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秦始皇的改朝换代就是“五德终始”说的具体体现，因而《汉书·郊祀志》载：“自齐威、宣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因此，邹衍的学说在谶纬的形成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战国邹衍的学说对后来谶纬形成的影响，这一点后人亦有论及。如《朱子语类·中庸》曰：问：“‘索隐’，《集注》云：‘深求隐僻之理。’如汉儒灾异之类，是否？”曰：“汉儒灾异犹自有说得是处。如战国邹衍推五德之事，后汉谶纬之书，便是隐僻。”朱彝尊《经义考·毖纬》曰：“按《河图括地象》其言虽夸，然大抵本邹衍‘大九州’之说。”现代研究者如刘师培和陈槃对谶纬的研究，都认为谶纬的兴起同战国邹衍的学说密切相关。刘师培《西汉今文学多采邹衍说考》认为：“然图谶之词，神仙之术，大抵均出于衍书。《史记·三代世表》引《黄帝终始传》，有‘汉兴，百有余年’诸语，书虽伪托，然‘终始’之说既本于衍，则衍书必兼论图谶矣。”而陈槃《论早期谶纬及其与邹衍书说之关系》一文则较全面地考证了《河图》《洛书》等纬书与邹衍“五德终始”说之关系，其结论是：“《河图》暨诸谶纬内容与邹书相应，由‘五德之运’一辞及‘符应’之说证之，已甚明矣，而‘大九州’之说尤显。”这些研究都说明了邹衍的学说与谶纬的关系，到西汉时邹衍的学说被董仲舒又改造和发展为“天人感应”的天命论，从而成为两汉谶纬直接的思想资源。

在谶纬形成过程中，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理论是谶纬发展的推动力，而董仲舒理论的出现又同汉武帝的治国之政密切相关。西汉中期的社会政治状况，使得汉初“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已经不能适应当时政治统治的需要。因此，确立一个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和强化皇权政治的思想理论，成为当务之急。当时的大儒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提出：“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力举儒家思想为大一统的思想武器。在此基础上，董仲舒吸取邹衍的“符应”说和“灾异”论等，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天人感应”理论，这些理论集中地反映在《春秋繁露》一书中。

《春秋繁露》中关于天人关系的理论，董仲舒首先强调，天是最高的神，天神有着人的意志，它掌握着宇宙万物的自然生成，也决定着人的命运祸福。《春秋繁露·郊义》曰：“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因而天是帝王最尊崇的，每年正月都必须在都城郊外举行郊礼。其次，董仲舒认为，天是人的本源，人是天的产物，《春秋繁露·为人者天》曰：“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因而天与人是同类，“以类合之，天人一也”。这种“天人合一”，不仅是人的身体结构与天相类，如《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云：“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是故人之身，首妢而员，象天容也；发，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风气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在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而且，人的道德、情感与天理、天志和春秋夏冬相类。《春秋繁露·为人者天》曰：“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人的形体和情感都与天相同、相类。所以，最后董仲舒提出天人“同类相动”说。《春秋繁露·同类相动》云：“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如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所谓“同类相动”，意指宇宙间同类事物可以相互感应，这就是“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因此，帝王将兴，天降祥瑞；帝王将亡，天降灾异，这样就把帝王的兴亡与自然现象直接联系起来。董仲舒的这些天人关系的理论，是其天命论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使天命论中的符瑞、灾异等，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同时，它又为“天人感应”说、“君权神授”论奠定了基础。董仲舒的这些理论实质是把儒家思想神圣化和神学化，从而使之成为维护中央集权制的思想武器，以维持长久统治和社会稳定。后来纬书中所描写的瑞应、灾异等，都是从董仲舒的这些理论中引发出来的。

汉武帝接受和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和理论，开始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汉书·董仲舒传》载：“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从此，儒家思想由先秦时一个思想学术流派，发展成为封建社会正统的思想意识形态。于是，儒家的著作被奉为“经典”，孔子被尊为“圣人”。西汉建元五年（前136）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专业从事经学的传授。五经博士的设置，使得通晓儒家经典成为做官食禄的主要条件。《汉书·儒林传》载：“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禄利之路”使经学由此而大为兴盛。到东汉光武帝时期，确定有十四家博士。《后汉书·儒林列传》载：“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这十四家都属于今文经学，其官学地位一直保持到东汉末年。而今文经学就是经过董仲舒改造，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化的经学。《汉书·五行志》载：“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董仲舒首创以阴阳灾异来解说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其春秋公羊学是当时儒家思想的代表。由《春秋》始进而《书》《易》《诗》《礼》，儒家的“五经”先后被注释、解说，到西汉末纬书的大量出现，标志着谶纬之说、谶纬之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理论学说正式形成，而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由上可见，谶纬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有着久远的思想渊源，以及汉代的社会基础。虽然其中某些历史人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它毕竟是历史发展的一种产物，是汉代儒家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它的出现、形成和发展有其历史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