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叙3 　理解丹麦语

要理解古挪威语对英语的巨大影响，我们必须离开原有的重点，放弃对古英语的探究，进入中古英语时代。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文字学家和文学史家都认为，古英语和中古英语之间存在巨大的断裂，所以到中世纪时，中古英语不得不“重起炉灶”。对此，一个明显的反论——我们将在第五章再次论及——便是斯堪的纳维亚语的影响，它显示，在英语的早期历史上，语言始终是延续的。即便在英格兰南部，虽然斯堪的纳维亚语影响最为薄弱，但这样的延续也依旧有迹可循。在那些最早的中古英语文本中，古挪威语单词就已时有出现，而且出现频率稳步上升，在14世纪尤其突出。（乔叟便是在那个世纪晚期的伦敦地区从事创作的，他所用的斯堪的纳维亚词汇已超过60个。）事实上，通过斯堪的纳维亚这个主题，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挪威语的广泛使用与传播，虽开始于英格兰北部，却最终覆盖了整个国家。这一结论迫使我们考虑整个中古英语时期，直至15世纪之初为止，其时间跨度约250年。

尽管如此，最早的书面证据却出现于1175年左右，而当我们观察这些书证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一方面，盎格鲁-撒克逊人与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日常交往，存在一个最后时机（约1050年），另一方面，那次最后交往的结果，后来才大量出现于语言之中，二者之间确实存在一个显著的裂痕，且长达125年之久。何以需要如此漫长的时间呢？不同的语言在陡然之间彼此接触时，一定的延迟乃自然之事（犹如法语借词进入中古英语，见第120页）。但就眼下的话题而言，这次延缓可能更为漫长，因为在当时，正成为标准文学语言的是西撒克逊语，而不是麦西亚语或诺森伯兰语。阿尔弗烈德统治以后，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在政治上处于优势的是韦塞克斯，以温彻斯特为中心，而且大量的古英语文学经典也都是用西撒克逊方言创作的（见第55页）。尽管有几个文本写于丹麦法地区，但要在这个区域之外产生文化上的影响，却并不存在多大的可能性；而那些古挪威词汇，由于与入侵联系在一起，所以也不可能吸引南部的作家和抄写员。首先，必须有众多的词汇，而且大量的用法必须土语化，然后，作家们才可能无意识地利用，抄写员也才会不假思索地选用。一个世纪多一点的延缓，不大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

但是，这依旧没能回答另外三个问题：为什么会有如此大量的古挪威语借词？这种借用为什么如此密切，竟最终影响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既然丹麦人的定居区域原本就非常有限，古挪威语的语言特征又为什么会遍布全国？回答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时发生的文化同化，其本质至今仍然争论不断，令人深思。

很多争论所关乎的问题都是理解。当丹麦人最初到达时，盎格鲁-撒克逊人能够明白他们在说什么吗？他们需要译员吗？有学者指出，当时的很多词汇都具有“互解性”（mutual intelligibility），因为尚在欧洲大陆时，盎格鲁-撒克逊人与丹麦人很可能是邻居，语言近似，都属日耳曼北部方言（第21页），当建立丹麦法地区时（900年左右），距离开大陆仅500年时间，而从语言史的角度，500年根本就只是一个瞬间。假如真是这样，那么当人们开始你来我往的时候，势必产生大量的语言互动，这种互动必然影响日常言语，并在其中有所反映。但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这种影响的基本走向，应该是从斯堪的纳维亚语到英语。丹麦人毕竟是占领者，而占领者通常都没有那样的慈悲心肠，能以友善的目光看待被占领者的语言。另一方面，居住在丹麦法地区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一定面临相当的压力，被迫掌握入侵者的词汇。大量的日常用语势必迅速走红，而能出现于官方文件中的却不大可能很多。假如有个丹麦法地区的乔叟将它们用于文学创作，情况或许就大不相同了。

这样的情况会发生吗？一切都取决于那500年的语言变化究竟怎样。那么，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语言到底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不妨比较一下1500到2000年这段时间，这恰好是美国英语与英国英语分道扬镳的时段。但这两种变体，今天又有多大的区别呢？如果考察一下英美两套标准，我们的回答只能是“不太大”。受过教育的英美人，整体上都能相互理解。然而，这两套标准却并不存在比较的相似点，因为在那个时代，这样的变体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在第10世纪的英语里）还处在最初的发展阶段。我们需要比较的是非标准的变体——即地区言语中的日常用语形式，比如在英美两国的农村或郊区，那些劳动者都是如何交谈的？而恰好是在这里，我们发现有很多的方言实例，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不具备“互通性”（见第21页），虽然两国之间长期以来都有文化和媒介的联系。有些电影和纪录片，为了说明方言问题，甚至不得不诉诸字幕的帮助，以求跨过大洋彼岸之后，里面的对白还能为人理解。由此也可想而知，在北海的屏障远远胜过今天的大西洋，而通信联系又如此落后的年月，彼此的“互通性”该是多么有限。对于相互之间的交谈，至多也许只能把握大意，而且也只有在谈及家长里短、话语不是太长、语句并不复杂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把握大意。

在丹麦法地区，假如丹麦语和古英语不能相互沟通，势必出现另一种情况，亦即“双语现象”（bilingualism）。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象出，面对那些新的定居者，盎格鲁-撒克逊人起初是无法听懂对方的语言的，除非通过别人的翻译，反之亦然。但是，犹如在第一种情况下一样，他们也面临巨大压力，被迫学习丹麦语。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要将这种压力变为现实，往往需要三代人的时间。在第一代，成年人通过实践慢慢学到了这门外来语的点点滴滴——年轻人会学得很好，日常交流至少不成问题；而年长者所知道的，也许只是一些单词和短语，都是有关一般物品与活动的，比如聚会等。对这一代的儿女们来说，由于是身处双语环境而成长起来的，也由于（如同全世界的所有儿童一样）学习两种语言乃是自然之事，所以情况也就完全不同了。但一般地说，两种语言的地位并不对等，在处于侵略与被侵略状况时，更是如此。新来的语言受到尊敬，而原有的语言则成为必须付出的代价——当今世界，各殖民地的本土语言莫不如此（见121页）——因为新的语言能提供更多的机会从事经济和政治活动。因此，当第二代成长起来之后，他们宁愿使用新的语言，而父辈的母语则因此走向衰败。当这一代有了自己的子女后，先祖的语言就完全丢弃了：第三代儿女们从父母那里听到的，也全是那新来的语言。于是我们发现，一种全新的景象出现了——一切在今天都已见怪不怪，世界上的很多语言因此而濒危——祖孙之间竟然无法相互理解。

假如丹麦人的势力延续得长久一些，那么在丹麦法时代，以及在克努特时代，这一切都是可能发生的。但那两个时期却都不够长。即便当时的生命周期短于现在，50年的丹麦法统治也不足以使两代人的语言发生改变；而26年的克努特统治则不足以维持一代。而且我们已经知道，在丹麦法时期，第一代的统治尚未结束，西撒克逊人就已开始夺回被占领的土地了（第70页）。随着政治势力的天平发生变化，学习丹麦语的理由也会相应减少。这种情况下，究竟哪种语言能最终胜出，只能由相关人数的多少来反映。由于盎格鲁-撒克逊人远远多于丹麦人，而英吉利人的政治势力又处于上升态势，所以丹麦人的第二代子女一定会发现，保留英语技能将更加有用。但是由于自身的民族认同感，所以他们的英语中一定有大量的古挪威语表达方式，其中的相当部分被最终同化，成了人们的共用词语 。作为失去特权的日常词汇，它们不大可能出现于文人的笔端，除非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后，因它们所引发的那场冲突已成为遥远的过去，而且自身的文化关联也已消失殆尽。在克努特统治时期，这种方向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转变，但因时间过短，不足以扭转业已形成的潜在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清楚的问题是，古挪威语突破丹麦法地区走向全国，到底需要多少时间？1066年以后，障碍来自韦塞克斯方言，因为它是当时的标准语，但这个障碍已经越来越小。其文学的辉煌已经成为过去；到中世纪晚期，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将产生一种方言，那种方言将成为全民的标准语言（第243页）。政治权力的中心将从温彻斯特转向伦敦，而伦敦与北部地区的交通系统也将得到改善和发展。当然语言也有自身的惰性，需要斯堪的纳维亚语加以克服。从语言学的角度，南方可能远比北方更加保守，对双语地区那种常见不鲜的革新，也更加难于习惯，所以对那些所谓的“外来词”，无疑会有某种反感情绪，犹如在今天一样。

因此，我们的问题不过是一种猜测性的问题。诺曼征服之后，要使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在英格兰消失，使其借词和语法结构脱去舶来品的外衣，使它们成为英语文学作品的共核，这一切到底需要多长时间？通过直接的文化传承而获得的那些语言知识，在克努特时代的玄孙一代都已过世以后，也将很快消失。这种情况下，还有延续一个世纪的强烈的文化联络，那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在我们看来，到12世纪晚期，斯堪的纳维亚语就已经消失了，而从那以后出现于各种文本中的古挪威语单词，无论在源头和内容上，都完全属另一回事，与斯堪的纳维亚语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一个诱人的结论，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恰好就在这个时期，类似的词汇开始流行，见于大量英语文本，覆盖全国各地。

1　见Serjeantson（1935：Appendix A）。

2　拉丁词是belt，bin，cook，cup，pan，pit，post，pot，sack，sock，stop，wall。

3　这段文字出自Garmondsway（1953：54）。

4　见Partridge（1984：792）。

5　见Lindkvist（1978）。

6　关于羊毛之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重要性，见Biddle（1985：80）。

7　关于维京人对英语的影响，见Geipel（1971），关于古英语中的借词，见Serjeanton（1935），Kastovsky（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