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公子”刘承幹

中国有悠久的藏书史，而历来公私藏书楼的建造更令人瞩目。作为藏书楼的最后标志是浙西湖州南浔镇的嘉业堂。嘉业堂的主人是湖州富商刘氏家族，而具体建造者则是被鲁迅称为“傻公子”的刘承幹。鲁迅称之为“傻”，不是指其有某种生理缺陷，而是赞誉他实心实意任事，“傻”得可爱。因为建藏书楼这种耗财、费力、劳神而不能有立竿见影之效的傻事，绝非一般急功近利的“聪明人”肯于做的，而只有冒“傻气”的刘承幹才甘于为此的。所以鲁迅在《致杨霁云》中说：“有些书，则非傻公子如此公者，是不会刻的，所以他还不是毫无益处的人物。”鲁迅对刘承幹“傻公子”的美誉，应说是一种对人物的确评。刘承幹得此佳誉，也算是对他一生所付出的一种最好、最恰当的回报。不过，有人对刘承幹一生致力于藏书事业曾做过如下的分析说：

 

刘承幹由于封建保守思想的根深蒂固，加之当时社会上一股尊孔复古逆流的推动，不惜巨金，于民国九年（1920）起，在其故居小莲庄之旁，费时十三年（笔者按：此说误，建楼过程应是四年），建造了浙西首屈一指的嘉业藏书楼。（《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6年第1期）

 

这一评论似欠公允，如说刘承幹眷恋逊清，是封建保守思想的根深蒂固所致，倒还可以。而用以分析其建藏书楼一事则未免失之于左，失之于缺乏具体分析。至于说建藏书楼是由于尊孔复古逆流的推动，又未免牵强于社会大环境。缺乏本证和旁证，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诛心之论，“傻公子”地下有知，也要后悔当初为什么冒这股“傻气”。我则认为，刘承幹之所以建这座藏书楼，与他对传统文化的情有独钟、家庭的文化期望和本人对书的爱好性格有关。这里不能不敬佩鲁迅在他的名文《病后杂谈》中对刘承幹的评论。他一方面批评刘承幹的遗老思想和行为，同时又肯定刘承幹在刻书，尤其是刻禁书上的贡献，说：“对于这种刻书家，我是很感激的，因为他传授给我许多知识。”这一评论应说是比较客观公平的。

 

一、家世

 

刘承幹（1882—1963），字贞一，号翰怡、求恕居士，晚年自称嘉业老人。原籍浙江上虞，清康熙间举家迁居湖州南浔镇。祖父刘镛，少时家境贫寒，曾在绵绸店和丝行当学徒和伙计。经过几年的历练，刘镛逐渐成为独立经营的丝行主人。又适逢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湖丝出口剧增，不数年家业大兴。同治初，已在当地称巨富。并以其雄厚资金兼营盐务、房地产业及金融业，都使得刘氏家资大幅度增长。光绪时，已是积资百万以上的南浔首富。但是，刘镛因为少年失学，吃过一些没文化的苦，所以对文化的期望较高。他希望改换自家门庭，能由商而学而仕。于是努力培养四个儿子，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果然不负所望，长次二子早年都成为闻名于时的著名文人学者。长子刘安澜是一位孜孜向学的读书人。但是科场蹭蹬，遂致力于清代诗词，辑《国朝诗萃》。未成夭折，不及而立之年。这项工作后来便落到嗣子刘承幹身上。次子刘安江，又名锦藻，而以锦藻名行世，字征如。他的学业和仕途都很顺利。光绪十四年中举，踏上了可以跨进仕途的正途。二十年（1894）成进士，二十七年因捐资助赈授候补四品京堂。同年，因进呈所撰《续皇朝文献通考》，完成有清一代的文献汇集工作，得赏内阁学士衔。应该是学、仕两途都实现了其父的夙愿。他所撰的《续皇朝文献通考》（商务十通本改作《续清朝文献通考》）是一部汇集清乾隆五十一年至宣统三年共一百二十六年间，可供了解和研究清后期各种典章制度资料的重要参考用书。是一部继《清朝文献通考》之后与前九通合称十通的政书。

刘锦藻的长子就是傻公子刘承幹，因为长房无嗣，刘承幹被过继给伯父。所以当其祖父逝世后，他所得独多，成为江浙驰名的巨富。他仅有秀才功名。靠捐资助赈获取官衔，最高到四品京堂，被人尊称为“京卿”。实际上，他与清朝的政治关系并不深，仅仅在清室覆亡前几年得到过几个虚衔而已。但在辛亥以后，他却俨然以遗老自居，与逊清遗老们在上海组织“淞社”，定期集会。曾经以巨资供应蛰居故宫的溥仪，为光绪陵墓捐资植树，响应张勋复辟，沿用宣统干支纪年，参加溥仪婚礼并捐资报效，上表祝贺溥仪就任伪满皇帝，为溥仪祝寿，并祝愿其“二十年后必能恢张宏业”。民国时刻书对溥仪名字仍将“儀”字缺末笔作“”，以示避讳等行事，充分证明其顽固保守的政治态度。但是他在聚书、建楼、刻书、赠书等方面的作为对中华文化的继承和传播确有一定的贡献，固不得因其过而没其功。

二、聚书

 

“傻公子”刘承幹虽承受一些先人所遗的藏书，但他之成为近代大藏书家，还是靠他历年经营采购而形成的。刘承幹在其所撰的《嘉业藏书楼记》一文中曾自述其聚书缘由说：

 

宣统庚戌，开南洋劝业会于金陵。瑰货骈集，人争趋之。余独徒步状元坊各书肆，遍览群书，兼两载归。越日书贾携书来售者踵至，自是即有志聚书。

 

庚戌是宣统二年（1910），刘承幹就从他三十岁这一年，开始专门致力于搜求图籍。历时二十年，几乎把著名藏书家散出的书都广加汇聚。他于上文中还很得意地说：

 

甬东卢氏之抱经楼、独山莫氏之影山草堂、仁和朱氏之结一庐、丰顺丁氏之持静斋、太仓缪氏之东仓书库，皆积累世之甄录，为精英所钟聚；以事变之日亟，人方驰骛于所谓新说者，而土苴旧学，虑仓卒不可保，为余之好之也，遂举而委贾焉。而江阴缪艺风参议、诸暨孙问清太史，亦各以宋元精椠取值畀余。论者喜书之得所归，余亦幸适会其时。如众派之分流而总汇于兹楼，以偿夙愿。

 

这只是举其荦荦大者，实际涉及的藏书家尚不止于此。据嘉业堂研究专家李性忠统计，“嘉业堂宋椠元刻有藏印可考者三十九家，稿抄本来自一百一十余家公私藏书，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可见其搜求之广。1911年，刘承幹举家迁居上海。地处繁华，远胜南浔之偏居一隅。又经辛亥变动，图籍颇多流散，书商旧家纷来求购，使刘承幹得到购置精品的良机，藏书日增。其全盛时藏书达一万三千部，十八万余册，五十七万余卷。所藏善本珍籍多来自著名藏书家，颇为学人所艳羡。如宋刊本前四史被称为镇库之宝。又如宋版《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是“世间只此一本”的海内孤本。并有名校勘家黄丕烈的四次手记，更增高其价值。其全部宋元等刻本简目见李性忠的《嘉业藏书楼》（西安地图出版社出版）。其所藏明刊本多为孤本及罕见本。所收明人别集六百余种。有《四库全书》未收者，有入存目者，还有一些被列为清禁书者。这些别集和明代的其他著述，都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对明史有所补正处颇多。

刘承幹不惜巨资聚书，对收藏珍本善刻亦还是非常慎重，经常求教于沈曾植、缪荃孙、叶昌炽等鉴定专家。有些未曾梓行的稿本及他人收藏的抄校本也都在收藏之列，有些难以用金钱购到的要籍则斥金雇人抄写。这部分收藏约有两千种。曾任职于嘉业堂的周子美所编《嘉业堂钞校本目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可资参考，虽数量不多但却是精华所在。地方志也是嘉业堂藏书中很有特色的部分。据1951年其藏品交给浙江图书馆时，方志为一千一百二十三种。加上李性忠氏统计流失之方志二百九十三种，共有一千四百一十六种。朱士嘉在《中国地方志综录》曾指出：“嘉业堂的方志收藏在海内外公私收藏中居十一位，而在私藏者中仅略逊于天春园。”这些志书除宋抄《云间志》和元抄《齐乘》无疑是善本外，据有人研究有二十九部是“人间孤本”，有五十九部是“仅另有一个机构或个人收藏”（苏精：《近代藏书三十家》，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其收藏价值之高，于此可见。

“傻公子”刘承幹开始聚书时是在上海，但因聚书日增，上海藏书处已难容纳和发展，于是他决心在家乡兴建中国藏书楼史上最后一座极具规模的藏书楼。

三、建楼

 

“傻公子”刘承幹从宣统末年立志聚书以来，进展速度很快。历时十年，已然与蒋氏传书堂、张氏适园并成为沪上三大藏书家。藏书日增，藏书处所日仄。1920年，刘承幹终于决定在家乡南浔镇西南鹧鸪溪畔，毗邻其家庙和小莲庄，购地二十亩建藏书楼。1924年藏书楼的建成，更引发书贾们的求售欲望，纷纷投奔，大大地促进刘承幹的聚书活动，形成嘉业藏书楼的全盛时期。嘉业藏书楼的周边环境十分优美。刘承幹在其所撰的《嘉业藏书楼记》中曾有生动的描述：

 

园之四周，环以溪水，平临块莽，直视无碍。门之左，即吾家之小莲庄，而宗祠家塾悉在焉。比邻适园，石铭观察之别业也。春花秋月，梅雪荷风。景物所需，取供悉办。灵瞩莹发，朝暮尤胜。人家历历，半住料阳。林影幢幢，如耸危塔。庭石孤啸，掳声一鸣。负手微吟，诗境亦古。千桑万海之中，局地蹐天之境。比年以来，此为最适。

 

文中所言石铭观察者，指适园主人张钧衡。有些书刊对嘉业堂环境的描述都不如刘承幹所述的简括得要。从他的记述看，这是一座园林式的藏书楼。全楼面积近两千平方米，略呈长方形。有前后两进的一层建筑。正面各七间共二十八间，两厢各六间共二十四间，全楼总共五十二间。全楼呈回廊式厅堂建筑，中间有两亩左右面积的方形天井。一便于读者信步，二便于定期曝书。楼上辟有求恕斋、希古阁、黎光阁，楼下有诗萃室和宋史斋。分门别类，储存图籍。藏书楼正门门楣有1922年刘廷琛所书“嘉业藏书楼”，后进正厅悬有1914年以溥仪名义，由状元陆润庠所书“钦若嘉业”的九龙金匾。

“钦若嘉业”这块无署名匾是1914年溥仪因刘承幹为光绪陵墓植树而赏赐的。但当时溥仪已是下台皇帝，难以署御笔、御宝之类的名义，而刘承幹的遗老思想顽固，仍奉为至宝。十年以后，楼成方悬于新楼正厅。因此在许多书刊上述及嘉业藏书楼命名时，都引此匾为据。只有深悉嘉业藏书楼掌故的李性忠氏认为：

 

在南浔嘉业藏书楼落成之前，刘承幹的藏书、刻书活动与嘉业堂之名，早已在学术文化界卓有声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刘承幹在上海的藏书之所就叫嘉业堂。

 

其实，在建楼前，嘉业堂之名久已应用。如1913年开雕《嘉业堂丛书》，1917年开始编纂《嘉业堂藏书志》，是嘉业堂之名早在上海就已启用，甚至赐匾之前即已使用嘉业之名。因此可以认为“钦若嘉业”是借嘉业已有之名，从书经中“钦若昊天”套用过来，对刘承幹的嘉业堂藏书之功表示敬佩。而刘承幹则视为“天恩”，所以在藏书楼建成后把存了十来年的这块匾从上海搬来悬挂，以示所得恩宠。刘承幹自己也承认是：“兹楼之成，即以额榜，所以记天恩也。”正以证明楼名非得自赐匾，而是借赐匾为己增光耳！

嘉业堂的建筑十分考究。各室都高大敞亮，藏书多置后半室而前半采光好的地方则供读书之用。廊厅的陈设，文化氛围极强，置身其中颇有肃穆恬静的感觉。楼下为青砖铺地，砖下垫以专制瓦钵，瓦钵下再铺以细沙，离地零点三米，使下有流通空隙以防潮。楼外有连通外河的湖水为防火水源。另以重金购置消防器械以预防火灾。在楼东侧以围墙相隔建平房四进，约七百余平方米，供编校人员及刻工起居，并贮存版片，以防止干扰藏书楼主体，避免一些意外事故。楼外正门南面一片开阔园林。湖光水色，玲珑剔透，花木丛杂，湖石垒叠。湖中及周边，各具形态。湖中石岛有明瑟亭，亭背一石，约高二米。石腹小孔，吹之作虎啸声。有阮元所题“啸石”二字，益增情趣。湖边另有漳红、沅碧二亭，与明瑟各据形势。点缀其间，不啻为倦读者与游客增一休憩之所。

 

四、刻书

 

“傻公子”刘承幹在全力聚书的同时，还继承历代藏书家，特别是明清时期的藏书家那样，积极从事刻书事业。他刻书的目的很明确，为的是抢救和保存遗产，传布和普及文化。同时也还想以此解决遗老中一部分学者的生计。他视刻书比藏书更重要，因而采取一种非常审慎的态度，尽力讲求质量。他邀集一大批学者型的遗老为其选书和审校应刻各书。他在《嘉业老人八十自述》中不无自豪地夸称：

 

缪筱珊参议荃孙、叶菊裳侍讲昌炽、王玫伯观察舟瑶、陈诒重侍郎毅、孙益庵广文德谦、杨文敬公钟羲、况夔笙太守周颐、董绶经推丞康，均曾主余家。

 

这些人士都是遗老中对版本、目录、校勘、考证诸学学有专长，极负时名的学者。对刘承幹刻书的质量有着重要的保证作用。

刘承幹的刻书事业，从1913年刊刻《嘉业堂丛书》所含叶天寥、查东山、查他山、顾亭林、厉鹗、李兆洛、张金吾等人年谱始，至1930年刻《严州金石录》及《云溪友议》等止。他先后历时十七年，刻印了《嘉业堂丛书》五十七种、《吴兴丛书》六十五种、《求恕斋丛书》三十三种、《留余草堂丛书》十种、《嘉业堂金石丛书》五种。另有单考刻本十四种。经李性忠氏详细核实，共有一百八十四种。所刻各书内容都颇有史料价值。升允为《求恕斋丛书》作序时，曾概括地陈述了四种丛书的主要内容说：

 

有曰《嘉业堂丛书》者，则聚萧齐以后罕传之撰述以津逮后学也；有曰《吴兴丛书》者，则搜其乡先辈之书以存乡邦文献也；有曰《留余草堂丛书》者，则择先儒性理格言诸编，以扶翼世教也；而《求恕斋丛书》则撮录近时人著述经学、国故、稗史、年谱、地理、文艺之属之有俾世用者。

 

刘承幹刻书有四大特色：一是重刻本、孤本和稿本、抄本。因为这是海内外独一无二的珍品，甚至有些已至零帙残简的地步，濒临毁灭消亡的边缘，可因刊刻而获新生,从而使有家藏稿本与善刻者无不希望能得到刘承幹之刊刻而主动提供底本。二是重被清朝列为禁书的明清之际人士著述。诸如清初亦儒亦僧的岭南学者屈大均的《翁山文外》和《安龙逸史》，南明弘光亡后隐居不出的李清所著《三垣笔记》，以及乾隆中期因文字狱被斩决的蔡显所著《闲渔闲闲录》等有极高史料价值的禁书，均收刻于《嘉业堂丛书》中。刘承幹一生以清遗民自居，思想上理应忠清，但他却大量刻印与清为敌的明遗民著作，并在所撰序跋中也对明末遗老寄予同情。这种不易理解的矛盾心理只能解释为刘承幹在易代之际并不在意于哪家姓氏、哪朝哪代，而是坚持守旧，不愿变革。所以既愿做清遗民，亦支持明遗民。因此，鲁迅先生极为透彻地批评他是“为遗民而遗民”。三是重保存乡邦文献。浙江素有保存乡邦文献的传统。历来多有刊刻地方丛书的风气。如《台州丛书》、《金华丛书》、《武林掌故丛编》等。刘承幹在这种风气影响之下，又具备刻书的经济条件，于是从1913年刊刻《吴兴备志》起，在《吴兴丛书》总名义下，直到1929年，历经十六年，共刻了有关吴兴的人物、著述、地理各方面的著述达六十五种。有些书源的搜求还是相当艰难的。四是重工艺质量。他不仅注重内容质量也极为重视工艺精美。不但选用红梨木为版料，而且选请全国第一流写手和刻工。以致在刘承幹晚年总结一生事业的陈述中也说“一书之成，费或逾万”，也可见这位“傻公子”在刻书事业上的巨额付出了！

“傻公子”刘承幹刻书并不为牟利，往往用于馈赠友好知己，如对叶昌炽是每书必赠。对未曾谋面但知道对方爱书也多相赠，如藏书家伦明与其虽不相识，也收到赠书“盈数百册”。刘承幹因知胡适研究章学诚并为章撰年谱，于是以所刻《章氏遗书》相赠。胡氏自恨于撰谱前未获此书，并复函商榷学问。后来胡氏还对刘氏所刻《天寥道人自撰年谱》写书评，给予积极评价。其他还有许多人收到过刘承幹的赠书。这种赠书行为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刘氏家道渐衰，才转为售书。

“傻公子”刘承幹在聚书、刻书两大事业中，耗费了巨额家资。据当年藏书楼工作人员回忆，刘承幹曾面告他总投资额数说：建楼十二万、购书三十多万、刻书二十多万、请人编校抄和鉴定等费十多万，总计达八十余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大的数额，几乎是一位百万富豪的财产额。如果没有痴迷于保存文化、流传文化的“傻劲”，能有谁肯如此不顾一切地坐耗家资呢？如果没有刘承幹这样一位“傻公子”干这么多“傻事”，中国历史悠久的藏书楼事业又怎能画上一个如此光彩的句号呢？刘承幹在中国藏书刻书事业上的功绩是不容泯灭的！

五、结局

 

20世纪30年代以后，嘉业堂由于前此用费过大，家道渐形中落，生活日绌，赠书已难继续而有售书之举。淞沪战起，南浔也受到战火殃及。藏书在搬迁过程中大量散出。部分精品如宋四史、抄本《明实录》、残本《永乐大典》等被迫易主。沪寓也开始向熟人售书。1934年鲁迅曾据嘉业堂刊印书目到沪寓两次登门买书，可能没有通报姓名而遭到拒绝。不过最后鲁迅还是通过熟人买到二十一种，其中一次就买了十八种。可见尚非公开出售。新中国成立后有人曾以此事问及刘承幹的嫡长子刘忻万时，答称：“迅翁太认真，以其大名，只要一封短简，先父必送无疑，亲自登门求购，反而遭白眼，这也是一种‘阎王好见，小鬼难当’，无可奈何之事也。”（《学林漫录》第八集）也许鲁迅只是喜爱嘉业堂刻印的书，而与刘承幹的思想有较大的差异，不愿给这份人情，而宁可是一种买卖关系。不过，这只是我的一种臆测而已。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浔自难幸免。嘉业藏书楼连连战祸，图籍流散，厄运难免。虽遭一定的艰难历程，但因意外的客观机遇，而得到某些保全条件。刘承幹在晚年所撰的《八十自述》中曾回忆说：

 

丙子（1936）夏五月，余作大连之行，寓王君九学部家，遇日本人松奇鹤雄（字柔甫），为王壬秋太史门生，诗文兼擅，彼此曾往还酬酢。其明年丁丑（1937），战衅突起。彼邦派遣军司令松井，为松奇之戚。松奇函松井，谓有湖州友人刘某藏书楼，需加保护。松井以此达杭嘉湖司令牧次郎，能如其言，绝不损碍，且入楼见御赐匾额及先人遗像，均行礼致敬。

 

同时日军还相应贴出有保护性质的布告。就因有了这些空档，藏书楼人员才能借机从楼中秘密把藏书陆续抢运出来，从1937年至1942年间共运沪藏书有四千零二十八部六万两千零八十一册。抗战期间，刘承幹以不善经营、家道日艰为由，遂萌大批售书之念。是时美、日、伪满、汉奸政府以及书商等，纷来争购。爱国人士郑振铎、张元济诸君子，亦力劝设法保存于国内。刘承幹深明大义，终于由郑振铎氏为其周章。历时一年，大多数精品分别落户于国内各图书馆。现各类图书馆均有收藏，避免了如皕宋楼藏书之为日人捆载而去之厄运。零星单种也有由私人购藏者。

新中国成立后，嘉业堂余存藏书经接管整理后尚有一万两千四百二十一部十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八册，较之全盛时之十八万册散失三分之一强，书版尚存一百八十四部三千五百五十五片。刘承幹则早于新中国成立之初——1951年11月19日即致函浙江图书馆，表示“愿将书楼与四周空地并藏书书版连同各项设备等悉以捐献贵馆永久保存为发展新中国社会文化事业之需要”，足以见刘承幹化私为公之深意。浙江图书馆于接受捐赠后，即成立嘉业堂管理组，精心管理。其间仅因刘承幹请求发还供个人参读之重复本和自印各书、石印铅印说部、碑帖字画等，未获准行。往复磋商，一时难得共识。历经波折，一直迁延到1963年刘承幹以八十二岁高年逝世于沪寓，捐赠手续憾未完成。直至1981年，始由其家人完成捐献手续。揆诸刘承幹所请，尚非过分。而当时其日常生计确已显见支绌，少允其请，亦不为过。可惜或因过“左”思想行为所影响，以致未能处理妥善，致使亡者负憾而去。

我曾于1997年、2001年两度造访嘉业藏书楼，颇多改善。目睹今日之嘉业堂，已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正式成为浙江图书馆分馆。入旧藏十一万余册，将传之久远。书楼园林，亦经政府拨付专款，重加修葺，成世人观览之一大景观。“得者宝之”为私藏最佳归宿。于此信然！游人过此，莫不盛道“傻公子”之良善用心。而恍惚间似见“傻公子”捻须微笑于山水亭石之间。是“傻公子”当不以其“傻”之为“傻”，而终得世人之鉴察焉！

 

【附注】本文主要参考李性忠著《嘉业藏书楼》、任继愈主编《中国藏书楼》、傅璇琮主编《中国藏书通史》等书以及一些有关论文而编写，引用时不再一一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