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智者不为”的智者
——记陈垣师
我在入大学前就读过陈垣师的《史讳举例》等专著，用过《二十史朔闰表》。虽然对著者倾心向往，但一直没有瞻仰其风采的机会。真没有想到，当我升入大学二年级时，竟然有幸面受当时学术界号称“二陈”（另一位是陈寅恪先生）之一的陈垣老师的教诲。那时，陈垣老师已年逾花甲，但依然精神矍铄。
陈师学问的广博深厚，久为学术界所公认。但他不仅是位大学问家，还是一位大教育家。他以全国著名学府北京辅仁大学和师范大学校长之尊，仍然像普通教授一样，担任几门课程的教授，达到现在一般教师满工作量的标准。他教学极其认真，一丝不苟，而且深谙教学方法。他教授时不像有些知名学者那样，天马行空，不着边际，也不炫奇逞博，使学生感到高不可攀；而是踏踏实实，循循善诱，使学生由浅及深，自然地走进学术之门。当时，一些有名教授不大喜欢批改作业，陈师则是认真仔细地批改。他曾在我的一篇作业上批改过几个错别字，其中有一个“本”字，我不经意地在一竖下面随手往上一勾，陈师就在这个字旁打了个叉，并加眉批说：“本无勾。”时经半个世纪，我每写“本”字时，还格外注意，犹如陈师仍在耳提面命。他布置作业只发一张红格作文纸，多写不收。我曾耍过小聪明，在一行格内写成双行小楷，结果被发回重写。并告诫我：只有能写小文，才能放开写大文章。陈师还和学生一起写作业，然后把自己的和学生的作业并贴在课堂墙上做比较性示范，使学生们不仅仅叹服陈师功底之深厚，也从中学到如何写考据文章的法门。
大学者往往不屑做为他人服务的学问，包括像编工具书这样的重要工作，甚至有些号称学者的人也以编工具书为小道。不仅不屑为，还歧视甘为人梯的学者。陈师则不为俗见所扰，还深刻地指出“兹事甚细，智者不为，不为终不能得其用”的道理，足以振聋发聩。以他这样一位智者，甘愿去为“智者不为”之事，实在难得。他更身体力行地亲手编制过《中西回史日历》和《二十史朔闰表》等嘉惠几代学者的大型工具书。这种精神也影响了他的学生。就以我为例，我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学识，视陈师的学术造诣诚若小溪之望大海。唯独于工具书一道，我一直奉行师教不辍。我曾历时二十余年，中经艰难的年代，重写被毁手稿达数十万字，终于撰成《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呈献于学术界。虽不能达到陈师水平的高度，但自以为唯此一点，尚可称无负师教。
陈师待人诚信可敬。对学生要求严格，但并不疾言厉色。我在大学四年过程中，只有一次惹他老人家生气。那是一次迎新会，我因是班长而主办会务。有一位同学名徐福申，是徐树铮的孙子，模仿能力很强。当时为我们授课的有许多位知名学者，他们在课堂上都各有方言口头语和某些习惯动作。徐福申和我就夸大模仿这些，编成一段相声演出。其中也包括陈师漫步讲台，以手抓须的习惯动作，结果引起哄堂大笑。我和徐福申为此得意非凡。不料第二天，我俩被传唤到办公室，受到了陈师严厉的批评，大意是以嘲弄别人取乐是不道德的，何况是老师，不懂得尊师是做不好学问的。我们知错认错，又分别向有关老师道歉，才算过了关。陈师虽然严厉，但从不抱成见。对我们这类不安分的学生也不视为朽木不可雕，照旧教诲不倦。事隔五十多年，每当想起这件事，我总对那些浇灌自己成长的恩师们所做的恶作剧是残酷的而感到深深内疚。
在临毕业那年，为了纪念大学这段我一生中最值得留恋和怀念的历程，我利用一次送作业的机会，送去一把洒金笺扇面，请求陈师赐字以作纪念。就在毕业论文口试那天，陈师告诉我到他的兴化寺街寓所去谈谈。我遵嘱到后，陈师指点了一些读书、治学的方法。临别时，从案头拿起经我请求而写好的扇面给我作毕业纪念。我当时对这位年近古稀，声名卓著的老师如此用情非常感动。回家以后，展读内容，发现这是陈师自己所写的一段小考证。全文是：
曾南丰《徐孺子祠堂记》引《图记》言：晋永安中于孺子墓碑旁立思贤亭。至拓跋魏时，谓之聘君亭。孺子墓在江南，与拓跋氏何涉？南丰盖以此语出《水经注》，元文“至今”，故改为至拓跋魏时。然《水经注》文本引自雷次宗《豫章记》。所谓“今”者，指宋元嘉间也。南丰文有语病，不能为之讳。
全文虽然只有一百零六字，但却使我感到陈师用心之深，从中领会到读书、治学的门径。陈师在授课时曾多次指出读书要能疑、致思、得理。这次临别赠言又是一次言教。曾巩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有深通目录学之称，无疑是个大名家。但名家也有错的时候。陈师并不盲目迷信名人而为之讳。其读书、治学之绵密谨严，于此可见。
几十年的岁月飞快地流逝。陈师为“智者不为”的智者形象在我的心上却更为清晰、高大。我多么企盼有更多像陈师那样的大学者甘于做为“智者不为”的智者，尽心竭力地去做些“兹事甚细”的研究撰著工作，让我们的学术研究摆脱每次都从零起步的艰辛，让莘莘学子在进入学术之门时“能得其用”。
〔附〕
重读《陈垣史源学杂文》
史源学是我就读辅仁大学时亲从陈垣老师受业的一门课程。这门课程的名目是“史源学实习”。学习方法是重在实践。陈垣老师为讲授这门课程所写的导言中曾明确地说：
择近代史家名著一二种，逐一追寻其史源，检照其合否，以练习读一切史书之识力及方法。又可警惕自己论撰时不敢轻心相掉也。
教科书本年拟用赵翼《廿二史札记》。
参考书即用《廿二史札记》所引之书。（《陈垣史源学杂文》卷首所附手迹）
陈垣老师似乎每年都重写导言，并有所修改。陈智超教授为《陈垣史源学杂文》一书所写的前言中所用为另一段，立意无二，文字则比较整齐。他写道：
择近代史学名著一二种，一一追寻其史源，考证其讹误，以练习读史之能力，警惕著论之轻心。
史源是研究历史者必须随时注意发掘和开拓的重要方面。中国的史学传统是重视史源的。清代乾嘉史家在利用官书、正史之外，还用六经、诗文集、金石碑版和谱牒等著作作为新史源。近代的史学家梁启超也很注重新史源的探求与开发，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正续编中专门论述了扩大史源的问题。但是，直到陈垣老师才明确标举出“史源学”这一学科专称。陈垣老师把史源学、目录学、年代学、校勘学和避讳学等五种专学构筑成“陈学”治史方法的基础，并以之教授学生，使学生能得到研究历史的金针。这正是陈垣老师与寅恪老的区分点。近年来，有些人尝对难分轩轾的“二陈”进行评说，但他们不从“二陈”的学术造诣和异同来进行研究评论，似多以陈垣老师靠近政治为逊寅恪老一筹，实为不公之论。陈垣老师历经国运艰难，最后看到自己所向往之情景，毅然有所选择。正如其治学之严谨态度，士各有志，何得以此而论其短长。我虽受业于陈垣老师，但也读过多种寅恪老的著作。后学不敢妄议前辈，只是觉得二老各有优长。如果冒昧地譬喻，读寅恪老的著作时有“鸳鸯绣了从教看”，让人有一种仰之弥高的感觉。而读陈垣老师的书和听讲以及读范文都有“不吝金针度与人”的感受，使人能以把握。这在选读“史源学实习”一课程时，尤感深切。陈垣老师特别注重以史源学来教育学生，他选择三部史学名著作为按年轮换的教材。我选读那年用的是全谢山的《鲒埼亭集》。隔周必有作业，布置作业只发一张五百字的红格作文纸，多写不收。我曾耍过小聪明，在一格内写成双行，结果被发回重作，并告诫我：只有能写小文章，才能放开写大文章。陈垣老师还经常为此课与学生同样写作业。然后把自己的和学生的作业并贴在课堂墙上作比较性示范，供学生揣摩。使学生不仅叹服陈垣老师功底的深厚，也从中学到如何写考据文章的法门。其中有一篇题为《书全谢山〈与杭堇浦论金史第四帖子〉后》，我不仅从中得到治学方法的教诲，还理解如何“借题发挥”以表述全氏爱国思想的微言大义。陈垣老师在这篇短札中以考刘豫与济南的关系，引申来笔伐卖国求荣者。后来此文在《益世报》（1948年5月10日《人文周刊》）发表时，陈垣老师特在文后附注说：“北平沦陷时校课。”足以见陈垣老师用心之深。这是我初次接受史源学的收获。不久，在毕业论文口试那天，陈垣老师交给我应我之请而写的一个扇面。展读内容，发现这是陈垣老师为史源学课程所写的一段小考证。这段小考证未被《陈垣史源学杂文》一书所收录，特录其全文如次：
曾南丰《徐孺子祠堂记》引《图记》言：晋永安中于孺子墓碑旁立思贤亭。至拓拔魏时，谓之聘君亭。孺子墓在江南，与拓拔氏何涉？南丰盖以此语出《水经注》，元文“至今”，故改为至拓跋魏时。然《水经注》文本引自雷次宗《豫章记》。所谓“今”者，指宋元嘉间也。南丰文有语病，不能为之讳。
曾南丰即曾巩，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深通目录学之称，无疑是个大名家。但名家也有错的时候。陈垣老师从拓拔魏的辖境与孺子墓在江西的矛盾中，始而疑曾文有误，进而思其致误之由，终而得其正确之理。这段小札正是陈垣老师史源学方法的运用，也是对我临别时所赠的一支金针。
80年代初，《陈垣史源学杂文》由第一流出版社——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我很快得到该书，犹如重见故物，一气通读了所收的三十篇文章。虽然陈垣老师已在动乱年代仙逝，但读到这些当年“史源学实习”课程的范文时，陈垣老师授课的音容笑貌，宛然犹存。颇有耳提面命的感受。油然而生一种思慕之情。
90年代初期，我准备“古籍整理”一课，其中有《论考证》一篇，于是又重读《陈垣史源学杂文》，得到超出以往的教益。陈垣老师之创立史源学是对乾嘉以来治史经验的概括与发展。陈垣老师曾自谦其学问本源是“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考证是清学的重要支柱，某些学者往往故作高深之论，使后学望而生畏。所以，陈垣老师把考证的具体做法落实到建立史源学以教育学生。这也是陈垣老师“不吝金针度与人”的品格精神。
陈垣老师为“史源学实习”课程选择了三种教材，即《日知录》、《鲒埼亭集》和《廿二史札记》。《日知录》是明清之际的大学者顾炎武一生精力之所萃。为后学所交口称赞。考求其史源缝隙较难。《鲒埼亭集》大多是清初学者全祖望对易代之际人物与世事的评论，与沦陷背景吻合。在考求史源之余，时可得弦外之音，即陈垣老师所谓的可以“正人心，端士习”。我选习时所用就是这一种教材。《廿二史札记》是乾嘉时史学家赵翼所删定的一部名作，后来学者多加诵读，可备考求的疏陋处也较多。《陈垣史源学杂文》所收集的内容就以对此三书作考证的范文为主。其中有关《札记》的十二篇，有关《鲒埼》的九篇，有关《日知录》的一篇。其他有关《十七史商榷》、《通鉴外记》、《述学》等书的八篇，共收文三十篇。
在重读过程中，感到书虽小，但每读一次就有一次收获。这次重读让我更深地认识到读常见书的意义。课程所选的三种书，凡治史者无不有所涉足，但只是一读而过。而陈垣老师却把它们读出滋味来，做了许多精细的考证工作。读过后就对书与人做出个人独有的评论。他在《家书》中对三书做过比较性的评论：
错误以《札记》为最多，《鲒埼》次之，《日知》较少。学者以找到其错处为有意思，然于找错处之外能得其精神，则莫若《鲒埼》也。
《陈垣史源学杂文》所收《廿二史札记》十二篇文中多为对其书的史法、史事之考证与正误。如《补表条所本》条不仅考出《札记》卷一补表条之说所本为朱彝尊撰万斯同《历代史表》序，还考出各表的出处，并进而订正所据《史通》所记的误处。又如《列传名目沿革条正误》根据“各史朝代之先后，与成书之先后不同”的一般常识，表列各史类传名目，以纠正《札记》论列传名目沿革不按成书先后，而按朝代先后之误。这正是史源学追本溯源、正讹纠谬的基本方法。陈垣老师对文献记载，要求很严，但对前贤评说则居心宽厚。如《七国反条考证》条既指出《札记》所记七国之误，复赞誉《札记》删定者说：“赵先生以《史》、《汉》《吴王濞传》对读，发见《汉书》阙‘济北’二字，可谓得间。”并对《札记》误菑川为临菑是“笔偶误耳”。直谅多闻，公是公非。这是非常值得学习的学术品德。陈垣老师对文献的梳理条正，功底确乎深不可及。如对《札记》卷七，《晋书》条末引《新唐志》晋史凡十种，几无一种无问题。陈垣老师写订误一文，为之疏举条列，依次说明。然后又归纳其误为人名误者五，书名误者四，撰注误者二，次第误者二，更指明其致误之由。终而提出新旧唐志皆不如《隋志》之善。此文以示后学运用演绎与归纳二法。又对《札记》卷九南北八史至宋始行条所举校勘人名皆误进行了极为细致的条分类析，使校勘诸人皆得其位。
《陈垣史源学杂文》所收另一组为《鲒埼亭集》文九篇。其论治史之法固与攻《札记》类同。而往往揭示谢山文字之思想寓意。如《书全谢山〈先侍郎府君生辰记〉后》一文中，记谢山论顺治庚寅置闰之误，兼论其深切著明之含义说：
谢山之文，撰于乾隆八年癸亥，去崇祯之亡国正百年，而未尝一闰十一月。谢山以此为置闰之失，历学之疏，安得精于甲子者考而正之云云。是岂独乾隆以前，终有清之世，亦未尝闰十一月，此时宪历之法也。然明清所用历法不同，谢山岂不知，而复有云者，慨故国之久亡，特借闰以寄其意耳。
唯陈垣老师能得谢山之深意。又于《书全谢山论汉豫章太守贾萌事后》一文，开宗明义地引导学生认识“谢山喜提倡节义”的真谛。为读《鲒埼亭集》得一锁钥。呜呼！师恩难忘。读书至此，得不怃然！恭撰小文，以告吾师。再历花甲，歆其来格！
2006年6月中浣写于南开大学邃谷
从“陈垣同志遗书”说起
最近，我历经数十年撰成的《书目答问汇补》一书，即将定稿交付出版。为了附入曾经眼的四十余种版本图版，从各藏所拍了各版本首页书影。其中北图所藏清石印本《书目答问》的藏章，令我惊讶。这份书影上有两颗藏章：一为“北京图书馆藏”短长方形篆文藏章，钤于首页右下角，属藏章常规，无须讨论；另一为长方形条章，以繁体楷书刻“陈垣同志遗书”六字，不禁为之“傻眼”。历年在古籍藏书上曾见藏章多多，而从未见此等内容。此章既刻工拙劣，又内容不通。援庵师哲嗣乐素、文孙智超，均为饱学之士，在学界颇著盛名，自不会出此文字。而北图为公藏魁首，于藏章应有内涵与制作，多有卓识。何能制此藏章？
藏章为藏书文化重要组成内容，学人与藏家俱颇注重。若干典籍满纸斑斓，词意深远，刻工精美。循读所钤各章，既可得各种艺术雅趣，复能考典籍流传途径及藏者生平志趣，为研究藏书文化重要依据。此“陈垣同志遗书”一章，何不合藏章常规乃尔，心存困惑，乃电询智超。承告：1971年夏，援庵师逝世后，所藏大部分移赠师范大学图书馆。当时炙手可热之“文化大革命”权要，命转交北京图书馆。北图接受后，刻此一章，作为捐赠标志。其珍善本入特藏，而一般古籍则插入各类，并无专室、专柜、专架之设，难免有流散之虞。学者藏书，本可借知其学术体系与趋向所在。我少时就读辅仁大学，偶在兴化寺街陈寓，见援庵师藏书室，书架设置，井井有条，各有所类，用时能立取。今拆而散置，几于打乱学术体系。受藏者于此，不可不慎。
此“陈垣同志遗书”六字藏章可议处在“同志遗书”四字。遗字可作遗留解，但“遗书”决不可以作“留下来的书”解。当然在古籍中亦把“遗”读作wèi，可作赠予讲，如“遗之千金”，则“遗书”似可作“陈垣同志赠书”讲。不过，这是不是太掉文绕弯，也非一般语词习惯。至于制此藏章之人，是否知此一读，不敢妄猜。且“遗书”二字，久有定义：一为人死后留下的书面文字。或述隐秘，或有嘱托，皆名“遗书”。“陈垣同志遗书”当非此义。二为学者身后存有手稿，其弟子或亲属，甚至后来人，为亡者整理梓行存稿（亦有选若干已刊著述者）成书后，多题“某某遗书”。如《朱子遗书》（朱熹）、《黄梨洲遗书》（黄宗羲）、《船山遗书》（王夫之）、《沈寄簃先生遗书》（沈家本）、《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王国维）等。石印本《书目答问》无疑为陈垣师之捐书，而非其遗书。因此“遗书”二字当为误用，我尚有担忧者。若受赠单位果有知“遗书”别有赠书一意，用于援庵师，系在身后，尚无大碍；若另有老年学者于生前捐书，而加盖“某某同志遗书”，岂不尴尬。捐书者必后悔不已，盖因捐书竟丢掉性命。至于用“同志”二字，于我所见数百藏章中，确为特例。然在20世纪70年代初，正当浩劫高潮，以阶级斗争为纲，敌、我、友阶级界限分明，称呼亦各异。对敌直呼其名，甚至加上反革命、反党、反动诸头衔。对友则以战友或师傅相称。只有自己人和部分同路人，能拥有“同志”之荣衔。援庵师身具党籍，又为当代史学宗师，得此荣称，理所当然，而家人亦得庇佑，更为藏书文化之藏章研究得一特例。
近数十年，学者藏书，因无专门藏书楼（室），而居处又多欠宽敞，致时有异代散失之势。我于旧书摊或网上售书，常能见学者藏书之流散，即友朋赠书亦一并被后人清除。所以，我曾建言化私为公，捐赠图书馆，以求长期保存。我已身体力行，将大部分藏书捐赠故乡图书馆，期盼受赠方能善待捐赠。但前有巴金老捐书外流，近见援庵师捐书之加盖怪章，不禁感慨系之！深望此类情事日见其少，以致绝迹。则捐赠者得放心，而典籍当庆得栖息。不亦双赢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