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已见书斋”主人余嘉锡老师
一个人一生中会遇到许多老师。他们以毕生的精力教学生知识与做人之道，为自己的学生奠定一生事业的基础，给予深远的影响。过去把老师排在“天地君亲师”之列，说明在给自己生命的父母之外，就是给我们以事业通衢的老师，所以学生有自称“受业”的说法。有的老师甚至成为自己一生事业的依傍，使你终生难忘。余嘉锡先生便是我的一位受业师。我曾从季豫师攻读目录学，并以之传授学生。时隔六十余年，他的音容笑貌一直深存于心中，而追忆往事，犹历历在目。
20世纪40年代初，我刚刚步入大学殿堂时，较早接触到的一位著名学者，就是近代著名目录学家余嘉锡先生。余先生字季豫，是湖南常德人。生于清光绪十年正月（1884年２月９日）。幼承家学，博通经史。光绪二十七年，他以十八岁的少年而中乡试，成举人。曾任清吏部文选司主事。遭父丧即离开仕途，从事教育活动。1928年离开家乡，入居北京，在辅仁大学等校任教授。虽生活多有曲折，但终以文章学术自显。1942年，季豫师以辅仁大学国文系主任出任文学院院长，而我就在这一年考入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在历史学系，由于同舍高年级学友的介绍，而对季豫师产生仰慕。当时允许跨系跨院选课，所以就跨系选修了季豫师为中文系开设的“目录学”课程。季豫师除开设“目录学”外，还开设过“古籍校读法”、“《世说新语》研究”、“古今著述体例”等课程。我除选修“目录学”外，还有幸旁听过“《世说新语》研究”。其课旁征博引，颇开思路。
季豫师持身谨严，衣着简朴，不苟言笑，授课时操湖南乡音。《目录学》课程，虽指定《目录学发微》和范希曾补正的《书目答问补正》为课本，但他授课时却手不持片纸，依《补正》编次，逐书侃侃而谈，如数家珍，使人若饮醇醪，陶醉于这门形似枯燥而内涵丰富的学术领域之中。季豫师诲人不倦，亲自批改作业，虽一字之误也都给以改正。至今我所保留的课堂笔记中还留有季豫师的亲笔批语。如我在听课时误将孙子十家注记为清人，季豫师即在清人旁画一墨叉，并在眉端写“十家注皆宋以前人”的批语。季豫师还向学生直率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我在整理课堂笔记中有时也羼入自己的意见，如在“目录学用书”一题下，擅增一语说：“近人姚明达有《中国目录学年表》、《中国目录学史》，但仅系言目录学发展经过，非言目录学本身之书也。”这是我批评姚著的委婉之辞，借以自炫读书之勤。季豫师审阅我的笔记至此，则对学术批评义正词严，毫不留情。他将此语上下用墨笔勾去，并在眉端加批说：“姚某之书大抵剽窃余之《目录学发微》，改头换面。余以其不足齿数，故未尝一言及之。该生自以意窜入此数句，余所不敢与闻也。”充分体现季豫师的耿介性格。凡遇有问学，季豫师虽无长篇大论，但一点一拨，即可祛除迷雾。我读《目录学发微》，系季豫师所著。对目录学的意义、功能、源流、体例、沿革等都能条分类析，精辟论述，文字也条鬯可读，毫无窒碍。但读《书目答问补正》，则久久不得其门。但又怵于季豫师的威严，问学不敢贸然登门，就到平日较多接近的柴德赓先生家求教。柴先生告诉我要注意书中一些小注。并说季豫师不喜欢闲谈，但不拒绝学生质疑，鼓励我到余府登门问学。当年季豫师住在兴化寺街，离我的宿舍很近，但还是酝酿了两三天，才鼓足勇气去叩余府的门。季豫师衣冠整洁地端坐在书桌前，让我坐在旁边的凳子上，问了问读书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季豫师命我从书架上取下《三国志》找到《董遇传》之“读书百遍而义自见”的语句，谆谆教导我，读书要多读几遍，自然能悟出道理来。季豫师嘱我再通读一遍，多注意字里行间，并以姓名、著作为序，反复编三种索引，即可掌握其七八。就在这年的暑假，我遵师教试作，果如季豫师所言，大有收获。开学后，我送呈三种索引，季豫师微露笑意，给以肯定，激励我立志攻读目录之学，我恪遵师教，广泛涉猎有关目录之书，目录学终成为我终生学术事业的一部分。
季豫师对学生要求甚严，从不取悦学生，令人有不威自严的感受。我当时是靠奖学金读书，所以很注重个人考试成绩。大二那年，我各门课都是Ａ，唯独目录学得了个Ｂ。我思量再三，终于走向中文系办公室，正好季豫师在处理公务。我惴惴不安地、极其委婉地以求教方式求老师指出不足。季豫师一眼看穿我的“别有用心”，略有愠色地指着成绩单说：“我读了一辈子书，也只有半个Ｂ，你得了一个Ｂ，还不知足！”我无言以对，只能惶恐地退出。后来高年级学友告知季豫师的最高分是D。我深悔自己的孟浪，但季豫师对学生还是深注感情的。1946年6月，我即将毕业离校，季豫师曾应我的请求，在暑热天气，为我书写一副隶书的大堂联，笔力遒劲，字体完美，成为我收藏的珍品。可惜在“文化大革命”浩劫中，与所有书画同付一炬，使我抱憾终生。季豫师不仅是严师，在家中也是严父。据说季豫师在家从无衣衫不整的时候。余逊先生是他的长子，当年已四十多岁，学问很渊博，已是我们系的秦汉史讲师，但在季豫师面前总是侍立在侧。有客人时，也是经季豫师命坐才坐。每天还为余逊先生规定窗课。
季豫师并不像一些学者那样以杂乱自喜，而是字必恭楷，行必矩步。藏书井然有序，随用随还原处，这对学生也是一种身教。他博学而不猎奇。曾自题书房名“读已见书斋”，语虽平淡而意义深远。这是针对当时有些人的矜奇夸秘，以获读人所未见的孤本残篇为荣的时弊而发。人所未见书本身有一定的珍贵价值，但若只以标榜和垄断奇书为独得之秘，而弃常用书于不读，那就如陈垣老师所批评那样：“舍本逐末，无根之学。”所以季豫师用“读已见书”来表示对时弊的不屑。但是“读已见书”谈何容易。中国的已见书数量大、门类广。敢以“读已见书”名书斋，亦可以想见季豫师的自信。而从其著作中又可看到他是如何从已见书中博观约取的。要想做到“读已见书”，纵然皓首穷经，也颇有难度。但它确是启示后学一种读书门径。我反思自己，几十年的学术生涯，正是遵师教在这条学术道路上努力奋进。只是自愧没有完全做好。
季豫师著作宏富。著有《目录学发微》、《四库提要辨证》、《〈世说新语〉研究》及《余嘉锡论学杂著》诸作。而以《四库提要辨证》一书最为学术界所推重，被人尊为近现代古典目录学大师。《四库提要》由清代目录学家纪昀总纂，是中国古典目录学名著。季豫师非常推崇此书的学术价值。他不仅自承“余之略知学问门径，实受提要之赐”。并认为《四库提要》是“自《别录》以来，才有此书”。但他对《提要》的不足之处，也持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他萃一生之精力，完成《四库提要辨证》二十四卷四百九十篇，并以这部“掎摭利病而为书”的著作，承担了纪氏诤友的重任。这部书对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学、哲学及版本目录学等，都极有参考价值。季豫师即以其精深的学术造诣于1947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0年起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专门委员。抗战初起，季豫师深惧《四库提要辨证》手稿散佚，“乃取史子两部写定之稿二百二十余篇，排印数百册，以当录副”。从1937年到1952年，季豫师又增写二百六十余篇，并依提要原目次重加编定，题名《四库提要辨证》，195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80年，中华书局又改正错字，标点重排，装成四册出版，流传行世。其他有关著作也先后问世。如1950年重印《古籍校读法》（未完稿），改名为《古书通例》。1983年出版了由周祖谟教授整理的《世说新语笺疏》等。
1956年2月11日，即乙未年除夕，季豫师以久病辞世，享年七十二岁。呜呼！哲人其萎，天夺我师！如果允许学生向老师进私谥的话，我愿尊为我奠定学术基础的余嘉锡老师为“读已见书斋”主人，而把“读已见书”作为我终身的治学指南，时时鞭策自己，不断地力行。并将以继续发展古典目录学为己任，庶无负于季豫师对我的身教与言教！
1996年6月存稿，2006年8月修订增补于南开大学邃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