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媚“狐狸精”

在中华传统民俗信仰中，狐狸是既神秘又遭禁忌的灵物。狐狸生性多疑、狡猾魅惑的特征，常被人们用来比喻行为不端的人，如狐假虎威、狐朋狗友、狐群狗党等。然而，狡猾有什么不好，狡猾是一种聪明，一种机智。老奸才能巨猾，没有阅历，不是资深，怕是狡猾不成。

在寻找他的情侣，马上想到自己远行的丈夫此时还没有越冬的寒衣，不免忧其冷暖。思妇在这里自比狐女，吟唱的是儿女之情。狐狸作为女性的喻体，由来已久。“狐”字的字源意义亦可佐证。“狐”在甲骨文中有两种形体（：一是象形，似一只类犬、嘴尖尾巴修长、皮毛柔润亮丽的小动物。二是形声，右为狐形，左为亡声。小篆“狐”字写作“”，为从“瓠”的假借字。狐以瓠构意，因其尾形似瓜蔓拖着一个瓠瓜。《说文·瓜部》：“瓜，蓏也。象形。”倒底像个什么形，许慎没有说。实际上，它同金文“也”字（）的构形意思接近，瓜果子实，其形如卵，凝结着生殖意味，在中国人的性意识中，往往与性爱、婚媾、生子总有瓜葛：如明人叶绍袁夫人沈宜修母女唱和时，同韵以写侍女随春的“春情”。沈

狐狸的聪慧机智、轻盈敏捷、容貌娇美，使它一度运交华盖。你瞧它那柔媚、乖巧的情态，那撩人心魂的眼神，总给人一种挡不住的诱惑，酷似风情万种的女人。《诗经·卫风·有狐》：“有狐绥绥，在彼淇梁。心之忧矣，之子无裳。”宋儒朱熹说：“狐者，妖媚之兽。绥绥，独行求匹之貌……国乱民散，丧其妃耦，有寡妇见鳏夫而欲嫁之，故托言有狐独行，而忧其无裳。”朱熹以为这里是借狐喻思春的寡妇。按《诗经·齐风·南山》：“南山崔崔，雄狐绥绥。”绥绥，乃状并行相随的样子。朱熹对前两句的解读大致不错，但说这首思妇的诗，主人公是寡妇则不妥。旧时死了丈夫的女人才叫寡妇。窃以为主人公当为征夫的妻子。她在这天寒地冻的时候，看见形只影单的雄狐在淇水的河堤上东张西望，像是宜修《浣溪沙》词二首小序云：“侍女随春，破瓜时善作娇憨之态，诸女咏之，余亦戏作。”其中“破瓜时”即指“首次交合时”。又如“瓜”加偏旁“弓”字为“弧”，“弓”因像小男孩的鸡鸡，故“弧”常指代男性。在唐代恭贺人家生了儿子，爱用“悬弧”、“弄璋”之类的词语以求古雅。这也是古代的一种习俗，某人家生了男孩，就在门的左上方悬挂一张弓；若是生的是女孩，就在门的右边挂帨（帕）巾。“瓜”字还因在古文中是重叠的两个“八”字，又喻二八姝丽。十六岁的少女，在封建社会正是“女大当嫁”的婚龄。唐代，一般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六岁即可婚配。其时，朝廷为增殖人口，发展经济，男子未冠而婚，女子未笄而嫁的现象较为普遍。武则天入宫时才十四岁，即是典型的例子。晋《乐府》：“碧玉破瓜时，郎为情颠倒。”诗中“碧玉”本是宋汝南王宠妾之名，“碧玉小家女”，小家碧玉遂与大家闺秀泛指待嫁的闺女。而“破瓜”在旧时民间常用作男女情爱生活的隐语。如明代冯梦龙辑录的《山歌·送瓜子》:“瓜子尖尖壳里藏，姐儿剥白送情郎。姐道郎呀，瓜仁上个滋味便是介，小阿奴舌尖上香甜仔细尝。”这种送已嗑破的瓜子，即是靓女对情郎挑逗时惯用的方式。上面两句诗是说，二八闺女进了洞房，经过一夜的折腾，就不是处女了。犬旁一个瓜字的“狐”作为瑞兽，多喻女性。狐狸进入人类的爱情与婚姻生活，是伴随着狐幻化成人，被视为美女的化身时才有的。她初次出现大致在魏晋时期。《搜神记》中记述“王灵孝”的故事，就出现了狐化作妇人迷惑男人的情节：“狐者，先古之淫妇也。其名曰‘阿紫’，化而为狐，故其怪多自称‘阿紫’。”隋唐以后，狐媚的故事越传越邪乎，古典小说《封神演义》中迷惑纣王的妲己就是被狐狸精吸去了魂魄，狐狸精再用她的躯壳变成绝色美女。其后，狐作为女人的化身出现在志怪小说、言情戏剧中，多为非美即善的正面形象，传达的也是正能量。它告诉我们，儿女之情不可压抑，应顺其自然。如果男大不娶，女大不嫁，甚至为人父母者无端干扰、限制、束缚，等于为狐魅上身寻找理由，狐女肯定会闻风而入。民间流传至今的花妖狐魅的神话，就是狐狸幻化为美女，与人间男性发生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这也是“狐狸精”一词的由来。

“狐狸精”名称的出现，始于唐初。《太平广记》卷四四九《韦明府》条载：“母极骂云：‘死野狐魅！’”“狐魅”即“狐狸精”。唐人小说中“狐魅”一词的出现，反映“狐狸精”已作为一个独立的形象存在于人们的意识和民间信仰里。狐既不是现实生活中“行踪诡秘”的动物，也不是专事害人的妖兽，而是混迹于人间、以过人的生活为意趣的“精灵”。从《太平广记》中可见：“狐狸精”化作人形，或是到人家的饭桌前饮酒吃喝；或上门求娶妻妾；或与人为师讲学；或向人学习道术；或吟诗作文；或诉讼伸冤……所有这些都表明狐狸精是以人的欲望为欲望，又以人的能力为能力的。狐狸精虽然也持有一般人所不具有、不能为的法术，但它的情感、行为却是按人的模式来塑造的。它们的心理状态，行为方式也都是人格化的。清代名臣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有则故事说：“有士人与狐女狎，初相遇即不自讳，曰：‘非以采补祸君，亦不欲托词有夙缘，特悦君美秀，意不自持耳。然一见即恋恋不能去，倘亦夙缘耶？’不数数至，曰：‘恐君以耽色致疾也。’至或遇其读书作文，则去，曰：‘恐妨君正务也。’如是近十年，情若夫妇。”狐之媚人，道家视为精，即“以采补祸君”；佛家视为缘，即“托词有夙缘”；儒家视为情，即“特悦君美秀，意不自持”。从中国儒、释、道三教融汇的立场看，“如是近十年，情若夫妇”，是狐狸精故事最动人的归宿。

作家莫言在谈到“狐”这个灵物时说：“狐狸在家乡人的心目中是非常神秘的动物，传说，神话非常多。《聊斋志异》中就有很多狐狸变美女的故事。现在男人说女人是狐狸精是在赞美她漂亮、有魅力；女人骂另一个女人是狐狸精，说明是嫉妒她。”羡慕嫉妒恨是“狐狸精“背负骂名的主因。清代蒲松龄笔下的《聊斋志异》所写的花妖狐魅和幽冥世界，那里的狐鬼没有一点狐味鬼气，使人几乎忘却那些“容华若仙”、“媚丽欲绝”的佳丽，原都只是生活在荒草深穴中，满身乱毛与腥气的野兽。她们大都是温柔多情、知恩图报、忠于爱情、伶俐可贵的化身。诸如：芳龄二八，天真烂漫，性本爱笑的婴宁，为狐母所生，鬼母所养，长于山中，不染世尘。知恩图报的狐女小翠，十六岁，天真活泼，顽皮爱笑，俨然又一位不知愁滋味的婴宁。两吐红丸救孔生的狐女娇娜，“娇波流慧，细柳生姿”，袅娜娇美，貌如其名。狐女辛十四娘“容色媚好”，足着金莲，脸蒙面纱，妩媚动人。由丫环变夫人的狐女青梅，“貌绍秀”，又聪慧，“能以目听，以眉语”。小生刘赤水因家贫而遭岳丈冷落，却因遇上心高气傲、貌美好强的狐女风仙督导而成大气。刚烈堪比杜十娘的狐女鸦头，生于娼家，却因巧遇有情郎而跳出苦海。狐女封三娘，“二八绝代姝也”，她费尽心机为密友，可敬可佩。狐女莲香，为“倾国之姝”，她的贤德、善良、执着精神，尤为感人。红颜狐侠红玉，怜书生冯相如妻子去世，家庭贫寒，遂自荐以身相许。像这样动人哀怜的故事还有许多。她们出没于《聊斋》之中，“神”而不狂，“人”而不俗，为爱情而背叛鬼界，为人间男子（多为书生）带来了浪漫和痴情，也为充满欺诈、猜疑和背弃等爱情悲剧的人世，添上了些许温情和希望。比如《青凤》与《连琐》两个故事，讲的是室女偷情，寡妇夜奔。这在封建社会中是大逆不道的事，蒲公有几个脑袋敢碰千年礼教的底线？但他手腕高明，用莫须有的狐鬼来表现痴男怨女的缠绵歌泣之事，连恪守封建礼教者也不免慨叹：原来“鬼也不是那鬼，怪也不是那怪，牛鬼蛇神倒比人可爱”。在汗牛塞屋的明清笔记小说中，《聊斋志异》堪称名气最大的一部经典。王渔洋说蒲松龄写《聊斋志异》是“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狐坟鬼唱诗”。长期以来，《聊斋志异》一直被认为是作者借鬼狐以鞭挞人性中的假丑恶，弘扬人性中的真善美。蒲公这种对现实人生美好关系的提炼与概括，也是他对理想人性的呼唤和憧憬。

狐女是《聊斋志异》所“志”最多的“异象。中国北方多狐，在仙、妖、人、鬼诸境中，蒲公以狐作为“妖境”的代表，与狐多在人类聚居之处经常出没、颇具灵性而又难以驯养，关系极大。在泛灵信仰时代，人们以为“物老成精，则可变化”，《聊斋志异》里的狐妖大多是修炼多年的老狐，不仅会变成“人间罕见之绝色”，而且还具有未卜先知、无所不能的神通。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它曾是神圣而高贵的灵物。《白虎通》说：“狐死首丘，明安不忘危也。”不忘本是一种品德，居安思危则是一种睿智。城狐社鼠，狐狸在城墙上做窝，老鼠在土地庙里藏身，人想抓它，束手无策。动物的这种存不忘亡、安必虑危的本能，对人类是个很重要的警示。人类社会就是从人的焦虑和忧患中发展起来的。人类焦虑的对象是生命的价值，存在的意义，人格的增进和道德的完善。于安思危，于达思穷，于得思丧，是颠扑不破的客观真理。今天我们探索太空的目的，就是规于未兆，拓展未来的生存空间。因此，研究“狐”的意义与人有补。汉代大学者许慎夸狐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后大，死则丘首”（《说文》）。狐狸态度平和，它见到乌鸦刁着肉，那祥和、那媚态，仅靠佯装是骗不到那块肉的；狐狸群行时，让小家伙走在前头，老狐断后，为的是防患于未然；狐的窟穴多在丘墟之地，狐虽狼狈而死，意犹向此丘，如人之叶落归根。

狐狸既是兽中的德者，那么它的形态变化自然也就和人类社会挂上了钩。譬如大禹治水的故事，就穿插了一段神话：一次禹行至涂山，遇到一个九尾白狐变成的美丽女子——涂山氏。大禹对她一见钟情，结为夫妇，并生下儿子启。启后来成了夏朝的开国君王。从此，狐狸的地位越来越高，曾与龙、麒麟、凤凰一样，是盛世到来或贤君出世的象征。《史记·陈涉世家》：“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天授陈胜乃圣者将兴，百姓归之。至唐代以迄于清，狐狸进而仙化为既能作祟又能佑人的狐仙。《朝野佥载》：“唐初以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之。”清代连官署也供奉它，称之“守印大仙”。

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