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战后共识的终结与“撒切尔主义”的兴起

保守党党内右翼的崛起经历了一个过程。在工党左翼力量于20世纪70年代在党内逐渐占据上风时，保守党内的右翼势力也逐渐扩张。实际上，同工党一样，保守党内也一直存在着对战后共识的质疑之声，党内要求放松国家对经济的管制、削减福利、重新私有化的声音从未消失过，但同工党内的左翼一样，保守党内的右翼势力也一直处于边缘化状态。到20世纪70年代，伴随战后共识政治治理模式遭遇困境，保守党内左右两翼关于政党未来走向的争论变得激烈，右翼的影响力开始增强。

在保守党爱德华·希思执政时期（1970—1974），共识模式的问题已经开始出现。希思在执政之初，曾显露过要同战后共识决裂的迹象，声称会减少国家干预，“国家贸易大臣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在一篇著名演讲中宣称，国家要转变政策，‘以适应那些并非无能、而是有能力掌握自己利益的绝大多数人’”，希思政府在执政初期，一改以往的做法，实行紧缩政策，削减税收和公共开支，削减某些福利项目，政府不再资助和补贴失败的国有企业，在与工会关系方面，颁布《劳资关系法》，限制工会权利。曾在撒切尔内阁中任职的诺曼·特比特（Norman Tebbit）曾回忆说：“那时没有人怀疑希思决心结束共识政治，采取新的自由主义政策。”

但是，希思没有完全履行承诺，后一阶段的执政行为出现反复，又重新回到国家干预主义的道路上，例如，“政府把公共资金投在深陷困境的上克莱德船厂，接管了劳斯莱斯汽车厂，制定并在议会通过了干预主义的《产业法》（1972），成立了人力服务委员会——这是在1973年的教育和培训法案下设立的三方面机构……保守党似乎不愿意成为首届抛弃充分就业的政府……他们是很认真地实施干预主义”。希思后一阶段的执政行为被党内右翼称为“180度大转弯”，这种转变与他本人有关，“希思本人并非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奉者，而是战后‘中间道路’保守主义者中的一员。希思政府的核心人物詹姆斯·普赖尔（James Prior）说明了他与希思的立场：‘我们极为赞同战后的经济与社会共识，即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充分就业，但我们认识到需要对福利国家作出改进。我们相信社会服务应当进一步扩展并在住房领域做更多的工作’”。

希思的“180度大转弯”招致党内右翼的批评，以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基思·约瑟夫（Keith Joseph）、阿尔弗雷泽·谢尔曼（Alfred Sherman）等为代表的右翼，批判战后两党的中间道路，认为其具有以下局限性：第一，中间道路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可自动保证社会福利的普遍增进，而政府有责任推动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这对政府提出了过高的要求，政府力所不能及，因而会导致现代民主国家出现不稳。第二，中间道路视计划为治愈所有人类弊病的灵丹妙药，但计划是将自由社会推入一条必然径直通往极权统治的轨道。第三，政府致力于维持充分就业和高增长率，直接导致20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第四，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建设，会危及现代民主政治。第五，国家干预主义盛行导致行政权一权独大，不利于政体稳定。他们进而提出，应增强市场的自由竞争，减少国家对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干预，压缩国有经济规模，削减社会福利等主张。不过，右翼的批评声音虽然高涨，但希思没有做出改变，右翼开始酝酿推翻希思，希望通过更换领袖来改变政党的执政路线。对此，玛格丽特·撒切尔曾说：“特德（指希思）没有对党内批评他的人作出让步，他本应作出让步。如果他以不同方式改变他的态度，他可能会有效地防止出现将来对他的职位的威胁。他本来可至少表示愿意承认政府犯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他本可邀请有才干的批评他的后座议员做他的影子内阁发言人，并帮助重新考虑政策。他本来可以改变影子内阁的总体面目，使之更能代表议会方面的意见。”

保守党在希思任领袖期间的大选成绩不佳，也为右翼发动“政变”提供了机会。希思担任领袖有10年时间（1965—1975），其间，英国举行了四次大选，即1966年3月大选、1970年6月大选、1974年2月大选和1974年10月的大选，除了1970年的大选保守党胜选外，其他三次大选均以失败告终。有能力带领政党赢得大选胜利，有能力带领政党取得执政成功，这是保守党对领袖很重要的要求，希思显然没有满足上述要求。1974年2月大选失败之后，希思的领袖地位已经开始出现不稳，但是，考虑到工党少数党政府的地位，另一场大选似乎在即，保守党没有更换领袖的打算。撒切尔对此曾说：“对特德（指希思）的职位有些风言风语，但也不过谈谈而已。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大多数人期待尽早举行一次大选，以便让工党得到有效进行工作的多数，而现在更换党的领袖似乎并不明智。”但希思并没有因大选失败而改变路线，撒切尔曾回忆说：“希思在1974年的第一次大选中以所得的政策败北后，还想在第二回合提出更具野心的政府干预政策。”同年10月，希思任内的第四次大选结果揭晓，保守党得票率为35.8%，低于同年2月的大选得票率37.9%，党内对希思的不满开始爆发。

撒切尔正是对希思“180度大转弯”的行为持强烈批评态度的人之一，她的思想深受党内右翼领袖人物伊诺克·鲍威尔和基思·约瑟夫的影响。撒切尔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参加了约瑟夫组建的一个政策研究中心，并担任该中心的副主任一职。这个政策研究中心可以说是保守党右翼理论家团体的聚集地，它“干的事就是大量揭露政府干预造成的徒劳无益和自食恶果的后果。接着就发起在最高知识层进行公开政治辩论，目的在于实现变革，改变舆论氛围”。撒切尔说：“从基思和阿尔弗雷泽身上我学到很多东西。我重新阅读了有关自由派经济学和保守思想方面的有创新观点的著作。我还定期参加经济问题研究所的午餐会，那里有拉尔夫·哈里斯、阿瑟·塞尔登、阿兰·沃特斯等人……他们正忙着为英国规划一条新的、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道路。”右翼对战后“共识政治”所进行的反思，已勾勒出日后出台的“撒切尔主义”的轮廓。

1975年2月，玛格丽特·撒切尔对希思的领袖地位提起挑战，在经过两轮竞争后，在右翼力量的支持下，当选为保守党新领袖，撒切尔的胜选标志着保守党左翼力量的衰落，右翼力量的崛起。值得一提的是，1975年的领袖竞选是保守党自1965年实行以选举方式产生领袖以来的第二次选举领袖的行为。在1965年，整个领袖选举过程相当平静，没有大的意识形态纷争，党内没有出现大波澜，没有对立和分裂，整个过程被评论为“端庄、稳重、得体”。但是，十年之后， 1975年的领袖选举却受到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党内观点对立鲜明，派别对立严重，政党在整个选举过程中处于躁动不安的状态，其主要原因在于，1965年的保守党仍然继续战后以来的“共识政治”路线，党内对政党未来的政治走向并无多少争论，但是，1975年竞选领袖时，正值保守党内部处于大辩论、大转向时期，这种大辩论、大转向所导致的矛盾和冲突在领袖选举这一重要的人事领域中自然显现出来。

撒切尔自1975年2月担任保守党领袖，直至1990年11月离职，任职时间长达15年。在任期间，她领导保守党连续赢得英国于1979年5月、1983年6月、1987年6月举行的三次大选的胜利，这是保守党自19世纪以来未曾有过的选举成绩。她在担任英国首相期间（1979—1990），采取了一系列举措，由此衍生出“撒切尔主义”的执政路线，不仅深刻影响了英国国内，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产生广泛影响。即使在辞去领袖和首相职位后，她的影响仍在蔓延，后继者包括保守党约翰·梅杰政府（1990—1997）以及工党托尼·布莱尔政府（1997—2007）在内，都受到“撒切尔主义”的深刻影响。

“撒切尔主义”是英国保守主义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的表现形式。从历史发展来看，从保守党的前身托利党算起，保守党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这样的一个政党经历了社会数百年的剧烈变动，如果没有及时调整变革的能力，是不可能生存发展下来的。很多政治家和研究者都认为，保守党是一个非意识形态型的政党，它虽然有着一些古老的信条，例如，尊重传统和权威，依恋现有秩序，反对激进变革，维护私有财产权，对人性持怀疑主义态度，持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观，但是，保守主义不是一种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保守党不像有些政党那样在政治转向时受到比较大的束缚，它有着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它是灵活的、机动的，总能够根据政治的实际需要和社会的变化来发展出一套适于执政的思想和政策，在不同时期的思想和政策之间，有时甚至会出现相互矛盾和对立之处。保守党形成的这种实用主义传统使它在政治实践中有很大的调整空间，这是它能在英国政坛纵横数百年的主要原因。也因此，即使是保守党人，也认为不应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理解保守主义，例如，保守党的政治家昆廷·黑尔什姆（Quintin Hailsham）认为，“保守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意识形态，不如说是一种方法”。

保守党所具有的实用性和灵活性的特点，使它在不同时期以及针对不同的情况，会出现不同的理论主张来指导政党的政治实践，但是，实用主义并没有消灭党内冲突和紧张，在面对社会变迁、政党适时调整之时，党内会出现各种主张，各种主张之间可能发生冲突。综观二战后保守党内发生的冲突，最主要的冲突是发生在自由放任主义与集体主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尊重传统和现存秩序的传统主义、维护民族完整性和国家独立性的民族主义以及经济领域的自由放任主义，可以说是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中最古老的信条，但是，伴随时间的推移，尤其是伴随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和左翼政党的崛起、全球化及欧洲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以及新时代的来临，集体主义、全球化与现代主义的影响渗透进保守党内，与政党原有的思想观念发生冲突。如何处理集体与个人、民族与全球化、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成为保守党党内发生意识形态冲突的根源性问题。

自二战后以来，保守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过一系列辩论，且在不同时期，辩论的主题不同，每一次大辩论都深刻影响了政党的执政实践和政治命运，进而影响英国社会的各个角落。第一次辩论发生于20世纪60、70年代，辩论主题即是国家的角色及作用问题。二战后的环境使保守党在党内没有多大争议的情况下向左转，选择了共识政治模式，在此治理模式下，保守党一反二战前对自由放任主义的强调，转而认可了国家角色的发挥，支持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大规模的国家干预主义和混合经济。这一转向与保守党传统的思想相去甚远，例如，公认的保守主义的鼻祖——英国政治家和理论家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就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在经济领域他持一种自由主义观，认为国家权力的扩张对个人自由会造成侵犯。

保守党在战后的左转趋势延续了二三十年，到20世纪70年代，在凯恩斯式的国家干预主义逐渐失效的情况下，党内要求从干预主义立场撤退、将权力交由市场的声音日益强大。作为新右翼的代表人物，撒切尔于1975年取代老左翼的希思担任领袖，标志着战后“新社会主义模式”的正式终结。1979年撒切尔在保守党执政前夕明确宣称：“不管达到目标的路多漫长多艰辛，我们要以达成根本的改革为方向。我们要一个全新的开始，而不是再重蹈覆辙。我再度要求保守党要信任自由、自由市场，做个权力节制的政府和保持强大的国防。”

新右翼主张小政府，也即主张限制政府的作用。撒切尔曾说：“政府必须善于干那些只有政府才能干的事情，必须坚决地维护我们的防御能力；坚定不移地维持法律与秩序，坚决维护国家的币值和财政收入。我们的反对者有时候好像是说，我国得在健康的自由经营经济和高水平的社会服务这二者中取一，这委实不符合实际。因为，只有自由经营才能带来用以改善社会服务的资源。这就是需要我们把更多的财力用在卫生、教育、养老金以及福利方面的原因——因为我们支持自由经济。”新右翼推崇自由市场，认为只有自由竞争的企业才是英国社会经济乃至文化发展的基础，因为自由市场是高效率的，是最优化的资源配置，而“国家——尤其是福利国家——对公民社会的秩序具有破坏性；但市场则不会如此，因为市场的兴衰取决于个人的能动性。正像公民社会的秩序一样，如果任由市场自行发展，它们将为社会提供最大的好处。市场是‘永动机，它们只需要一个法律框架和不干预它的政府，就能提供不间断的增长’”。

限制政府的作用，减少政府对经济领域的干预，使市场经济自由的运行，可以说是撒切尔对经济事务的核心观点。这种经济领域的自由主义观盛行于二战之前，自二战结束后，在西方世界，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凯恩斯主义的天下。在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之时，这种“主张市场自由化的思想似乎已属于过去，属于一个已经被超越的时代。自由市场的重要鼓吹者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以及其他站在自由市场的立场上批评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的言论，曾经一度被视为古怪偏执，但它们在70年代中期以来一下子又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经济自由主义卷土重来，成为撒切尔政府治理经济的指导思想，这种思想与战后保守党政府的干预主义观形成了鲜明对照。国家观的显著改变直接影响了保守党执政时的各项举措，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自1979年执政以来，撒切尔政府在经济领域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主要包括开展大规模私有化运动，尤其重视将以往工党政府已经国有化的企业重新私有化；将抑制通货膨胀而不是提高就业率作为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放弃凯恩斯的需求管理，转向货币主义，通过控制货币供应来控制通货膨胀；改革税制，削减税收，解除劳动力市场管制，激发企业活力，刺激经济发展。在上述各项措施中，最重要的是私有化政策。

撒切尔政府的私有化运动贯穿她执政的整个过程。最初，“保守党在1979年的宣言中许诺只进行适度的去国有化，但是到了80年代初期，私有化俨然成为该党的中心纲领”。私有化运动前后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几年是推行私有化的尝试性阶段，从1983年起进入大规模私有化时期，1987年开始又进入深入发展时期，私有化开始时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后逐渐扩展至教育、卫生、医疗保险、住房、健康保险、公共服务及政府机构等公共事业领域。对于私有化的具体做法，有研究者做了总结，私有化主要采取以下六种形式：一是出售国有企业资产。开始时，政府对国有资产的出售规模有限，步伐较慢，但自1983年保守党获得连任后，开始大规模出售国有资产，不仅速度加快，而且很多大型国企也被售出，且涉及的领域广泛，“既涉及如英国钢铁公司一类的夕阳产业，又涉及如英国宇航公司这类的尖端技术部门；既涉及那些小国有企业，更多涉及许多大型公司……如1984年11月的英国电信、1986年12月的英国煤气公司和1989年12月的英国自来水管理局的私有化，政府分别获得39.16亿、54.34亿、21.83亿英镑的财政收入”。出售国有资产为英国政府带来巨额收入，仅“在撒切尔夫人任期内已经决定，但因故推迟到1990年12月—1991年6月才实行的英国电力公司私有化一项，就为英国政府带来了130亿英镑之多的财政收入”。第二种形式是放松国家对企业的垄断，也就是说，以往由国家垄断的领域，现在放开，允许私人资本进入。第三种形式是把公有企业“出租”给私人经营，例如，学校食堂、收运垃圾、道路维护等实行私人经营。第四种形式是私有企业向公有单位提供服务，如在救治残废和弱智者方面，不少市政当局使用了私办单位提供的条件。第五种形式是引进私人投资，特别是在政府资金不足的公用事业部门。第六种形式是在公办企业中普及私办企业的经验，主要是普及经营管理经验，也包括聘用私人企业家担任要职。

在上述诸多私有化形式中，最核心的是出售国有资产，这是撒切尔私有化政策中最重要的政策。“从1979年到1992年，保守党政府对英国46个大型企业实行了私有化，这些企业雇佣的员工有90万人，占英国国有工业就业总人数的三分之二。到撒切尔夫人辞职时，除开英国铁路公司、英国煤炭公司、伦敦地铁、原子能发电和皇家邮政等部门外，英国国有工业全部实现了私有化。”国有资产的大规模出售，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英国经济中国有和私有企业的比例，英国自二战后以来的国有化势头被彻底逆转。其次是放松国家对企业的垄断，保守党的目的是扩大经济领域的选择自由，通过将原来的国有企业推入市场，引入竞争机制，提高企业效益，刺激经济发展。撒切尔私有化政策的实质就是去国有化和竞争的自由化。

在撒切尔执政后期，政府提出“私有化无禁区”的口号，私有化的步伐大大加快，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在未做严谨论证的情况便被快速私有化了，这引发社会很多批评之声，撒切尔政府似乎对纯粹的所有权的转移越来越关注，私有化本身越来越成为目的。隐藏在撒切尔政府激进私有化行为背后的，是她对保守主义核心理念即保护私有财产权制度的捍卫。保护私有财产权制度是保守主义的一面旗帜，保守主义认为，财产权与个人的生命、自由和幸福紧密联系，没有财产权，个人便没有保障，维护财产权不仅可以维护人权，可以维护现存社会秩序和传统制度的稳定，还可以增加人的责任感，激励社会的创新和进步。拥有财富和积累财富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由社会共同拥有财富的“合食通财”的愿望是一种幻想，若将之人为地变成现实，不仅不会达到它所希望达到的消灭罪恶、实现美好社会的愿望，反而会回归野蛮，摧毁现代文明。

显然，私有化运动维护的是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是私有制的绝对统治地位。对私有化运动的地位，有研究者评论说，“最能反映撒切尔主义本质的，是作为一种战略来考虑和实行的私有化政策。因为，撒切尔的私有化政策，不光是一项项具体的政策，而且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纲领，在英国经济当中起到统帅作用。它涉及到同英国工党进行政治斗争的长远战略。抽掉了私有化政策，也就没有了撒切尔主义。再推广一步说，撒切尔正是主要借助大规模私有化纲领，在英国，在西欧推行了一场强化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二战后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国家经过左翼社会党的改造后，原有的资本主义色彩渐淡，在很多方面呈现出社会主义的面貌，社会主义的一些观念也渗透人心，撒切尔所希望做的便是逆转这种趋势，重新回归自由资本主义。撒切尔本人曾说：“民营化对提升英国经济力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税制。但对我而言，民营化具有另一层意义，亦即扭转社会主义造成的腐化现象。”她的“私有化政策是同发扬资本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哲学联系在一起……她在意识形态上是百分之百的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的，当然也是绝对地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即使是工党的‘社会主义’，她也持不调和态度，把它比附为‘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中央集权下的经济控制’而对之深怀‘恶感’”。

与经济领域维护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力量扩张的自由资本主义观相辅相成的，是撒切尔在政治领域的反工会主义观以及社会领域的反福利国家观。二战后，两党的共识政治模式赞成运用各阶级合作主义的方式，通过工会、政府及资方的谈判妥协来解决劳资矛盾，这大大提升了工会的地位和权力，工会成为一个强大的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集团，它享有各种法律和制度化的权力，如在劳资冲突中工会享有普遍的法律豁免权，集体谈判制度为劳资之间的谈判提供了合法渠道；工会领袖可对政府的政策制定发挥重要的影响力。工会权力的扩张使得英国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执政，都需要工会的支持与合作。历来，工会与工党关系密切，工会是工党的选举支持力量，也为工党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虽然两者之间曾有过矛盾和冲突，但与保守党相比，工会与工党更亲密，是工党在政治上的同盟伙伴。

工会力量的扩张对作为右翼的撒切尔来说显然是不能接受的。早在希思政府时期，撒切尔即认为，政府在处理工会问题上过于软弱，导致政府因大罢工而垮台，她认为应采取更严厉的手段来驯服工会，以此削弱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的工党的支持基础。另外，需要一提的是，撒切尔的反工会主义一定程度契合了英国社会大众的舆论，自二战后，工会已成为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社会大众对工会动辄通过举行罢工来追求本集团利益、忽视大众利益的做法已有普遍不满，民意也呼吁要政府限制工会的权力。此外，工会还被认为是撒切尔推行私有化的最大障碍。因此，自1979年执政后，在撒切尔主导下，保守党政府就工会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法案，如《1980年就业法》、《1984年工会法》等。这些法案的出台削弱了工会的法律地位，其权力也大大受限，例如，“1982年法案取消了工会所享有的与其个人成员的法律权力所不同的普遍法律豁免权……工会作为一个整体所享有的普遍法律豁免权是1906年《劳资冲突法》规定的，它保证工会作为法人免于任何法律方面的指控。现在，这一保障体系被取消，工会极易受到民事侵权行为的指控……工会享有的与其个人成员相同的法律豁免权也逐步减少。尤其是，工会及工会会员在罢工方面的法律保障权力也几乎完全被取消了。例如，新法律规定，未经工会全体成员投票通过而举行的罢工是非法的……法院对罢工中发生的纠纷有权作出裁决，对不服裁决的工会，法院有权处罚等……80年代的工会立法决定性地改变了工会及工会会员的法律地位”。

撒切尔政府不仅通过一系列立法来限制和削弱工会，而且，其对待工会的态度也出现大变化，工会不再享有以往平等协商的地位，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急剧下降。在一系列反工会法出台的过程中，面对工会的反抗，撒切尔政府不为所动，双方矛盾和冲突的激化终于导致1984年大罢工的出现。这场由战斗性强而闻名的英国全国矿工联合会发动的大罢工，因其规模大、参与人数多、时间长而著称。大罢工持续了将近一年，吸引了英国以及全世界的目光。在将近一年的对峙中，撒切尔政府态度坚决，持强硬的不妥协立场。矿工联合会最终宣布无条件结束罢工。大罢工以失败告终，这一结局对英国工人运动及工会造成沉重打击。撒切尔主义在政治上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打击英国工人运动，削弱作为工人阶级力量代表的工会势力，削弱工党的群众基础，以此遏制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思想和势力的扩张。英国尽管为大罢工付出了经济代价，但在政治上，撒切尔主义取得了胜利，英国的劳工运动从此进入低潮，工会会员人数锐减，组织化程度下降，在劳资谈判中的地位变得弱势。这场罢工如撒切尔所说：“绝不仅是为不具经济价值的矿坑而争。这是一场政治性罢工。因此，其结果具有远超经济领域的意义。”

在对待社会福利问题上，作为右翼的撒切尔对战后以来的福利国家建设同样持反对态度。在撒切尔看来，不仅高额的社会福利开支给政府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而且，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建设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它培育了一种依附型文化，削弱了个人的进取和自立精神，社会失去了前进动力。她曾说：“社会是由个人和家庭组成的。没有人民的支持，政府是不可能推动任何事的，但人民一定要先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助而后助人是人人应尽的责任……我反对人们将‘社会’误解为有求必应的政府。每当有人抱怨：‘我们的社会怎能容忍这种不幸发生’时，我便会反驳：‘请问你又做了什么？’‘社会’不应成为我们卸责的借口，而应该是责任的来源……有些人是真的需要外援使其脱离窘境，有些人则根本是丧失了工作和自我改善的意志与习惯，我国社会的弊病就在于忽略了这二者的区别，在施以援手时完全一视同仁。政府援助的目的绝不是让人们维持低度的生活水准即可，而是协助他们恢复自我照顾的能力，进而重拾尊严。”撒切尔希望建立一套有关福利政策的新伦理，鼓励大众树立一种自立而非依赖的价值观。

反对福利国家，其蕴涵的便是反对集体主义、互助主义、平等主义及平均主义，她认为上述观念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她强调个人主义、责任、自立、自助的社会价值，这是“撒切尔主义”的另一层重要含义，这种价值认同与保守主义的传统信条是一致的。战后共识政治模式支持国家对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大规模干预，支持进行福利国家建设，通过国家的力量以劫富济贫的再分配来缩小贫富差距，追求一种结果平等，这种平等观与保守主义的传统信条格格不入。“保守主义反对用政府的权力制造平等，不论平等有多大的价值。强制的平等是不智的、不当的和不安全的，因为人的多样性是天然的，强制的平等会破坏这种多样性。多样性与复杂性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而单一性和整齐划一会窒息活力和自由……人们越是致力于争取更大的或更多的结果平等，就越有可能陷入等级、特权和精英专制的泥坑。”保守主义认为，追求结果平等是不现实的，是有害的，给予每个人以改善自身状况的自由和权利，培育一种自立的文化和价值，才是重要的。与左翼社会民主主义将平等放在首位不同，右翼“撒切尔主义非常明显地表现出对不平等现象的漠视，或者甚至是对这种现象的积极支持”。

撒切尔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因此，改革福利制度，削减福利，成为她上任之后必然会采取的行动。经过撒切尔政府的改革，英国福利国家的面貌发生了一些变化，持续多年的福利开支增长的趋势被遏止，以往的福利国家特别强调从需要出发设立福利项目和确定待遇水平，但在撒切尔执政时期，开始从经济的支持能力出发，按照资金供给的可能性确定福利水平。福利支出受到严格控制，冻结了一些待遇的支付水平，甚至对一些福利产品进行私有化，将其转化为市场运作，总的来看，在撒切尔执政时期，福利国家出现相当程度的萎缩。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与经济领域成功的私有化以及在反工会问题上的成功相比，在福利国家改革问题上，撒切尔没有达到她所希望达到的目标。有评论指出：“即使在撒切尔夫人当政的英国，在意识形态上占主导地位的保守党派控制了一个欧洲最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超过十年，改革从总体上看与其说是革命性的，不如说是渐进性的。英国的福利国家遭到了重拳冲击，但是安全无恙。”同那些战后被国有化的企业在撒切尔时期又被大规模的私有化而全然改变了面貌不同，英国的福利国家仍被保留下来了，究其原因，“福利国家经久不衰的主要根源来自于与紧缩议案相关联的高昂政治成本。不管关于福利国家的大众支持度日趋下降的学术考量如何，在民意测验中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当中出现了这种转变，在关于社会支出的实际政治斗争中这样的证据更是少之又少。与此相反，拆散福利国家的努力要求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大众依然被福利国家的核心特征所深深吸引”。战后数十年的福利国家建设大大改变了英国社会的面貌，尤其是改变了社会下层民众的生活状态，由国家提供福利的观念已深入人心，英国民众对于福利国家建设的支持水平使得撒切尔政府尽管厌恶福利国家，也无法直接与民意对抗。

总的来看，到20世纪70年代，伴随战后共识政治模式黄金时代的结束，保守党左翼在党内的主导地位受到削弱。在经济事务领域，左右两翼关于国家与市场、政府作用与角色的争论曾贯穿希思任职的后半期，但自1975年撒切尔取代希思担任保守党领袖后，持经济干预主义观的左翼的影响力逐渐下降，其地位逐渐被边缘化。自1979年执政后，撒切尔提出的以自由市场经济、货币主义、私有化、小政府为特征的经济自由主义成为主流的经济指导思想，经济自由派占据了主导地位。

不过，“撒切尔主义”除了表现为经济领域的自由主义之外，在政治领域，它强调国家权威、议会主权和爱国主义，尊重现有秩序和传统道德，尊重法治，强调法治下个人自由的发展，建立自主的公民社会，培育公民的责任意识以及自尊、自立、自助的社会价值，反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思想及运动的扩张，其实质是延续了传统保守主义的基本原则。这种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相结合，构成了“撒切尔主义”的主要内容。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将之总结为以下几方面：小政府；自治的公民社会；市场原教旨主义；道德权威主义加上强烈的经济个人主义；与其他市场一样，劳动力市场也是清楚明晰的；对不平等的认可；传统的民族主义；作为安全网的福利国家；线性式的现代化道路；低度的生态意识；关于国际秩序的现实主义理论；属于两极化的世界。

然而，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保守主义的联姻，使得“撒切尔主义”内在存在着紧张，这种紧张缘于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之间的张力。对此，安东尼·吉登斯曾分析说：“保守主义总是意味着以一种谨小慎微的实用主义姿态来看待社会和经济变迁……传统的连续性在保守主义的思想中占据核心地位。传统中包含着过去所累积下来的智慧，并因此提供了一种迈向未来的指南。主张自由市场的哲学则持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它把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通过不断解放市场力量而获得的永无止息的经济增长上。”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保守主义之间的紧张可通过一个颇具象征性的议题来加以说明，即周日商店营业的问题。“商店在周日开门无疑会增加竞争和选择，当然引起了自由市场‘新自由主义’倡导者们的欢迎，但同时也激起了那些试图‘保持礼拜天特殊性’的传统保守党人的不满。”当然，由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之间的张力所引发的冲突远不只周日商店营业之类的议题。保守党自撒切尔执政中后期开始，直至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任职时期，党内于其间爆发的绵延时日长久、对政党影响深刻的关于欧洲问题的大辩论，便与这种张力有关。

撒切尔在经济领域所持的自由主义观使她支持欧洲共同市场建设，支持欧洲经济统合，但是，她在政治上推崇保守主义的核心原则，强调国家的权威、英国议会主权的至高无上，这其中所蕴涵的紧张在伴随欧洲一体化由经济一体化向政治一体化和社会一体化方向发展的形势面前，自然演化成英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撒切尔执政中后期，欧洲一体化进程加速，建立欧洲联邦的发展势头已然显现，显然，欧洲联邦的发展前景与撒切尔对英国国家主权的捍卫是相冲突的，这导致英国与欧共体国家矛盾不断，欧洲议题也因此成为保守党内部辩论的焦点问题，亲欧派和疑欧派之间观点分歧明显，双方发生严重冲突。欧洲问题是二战后保守党内继经济问题之后出现的第二次意识形态大辩论，它不仅决定了撒切尔本人以及她的政府的政治命运，而且也决定了她之后的保守党领袖约翰·梅杰（John Major,1990—1997年）、威廉·黑格（William Hague,1997—2001年）以及伊恩·邓肯·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2001—2003年）时期党内斗争的根本方向以及他们个人的政治前途，其影响力甚至波及此后的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2003—2005年）时期乃至戴维·卡梅伦时期（2005年至今）。欧洲问题使保守党陷入持续的危机之中，有鉴于此，对英国与欧洲的关系问题可做一较详细回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