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保守党持续的危机：欧洲统合问题

自从欧洲大陆国家于二战后发动欧洲统一运动以来，英国与欧洲的关系问题就是引发英国政坛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也是引发政党内部分裂的根源性问题之一。回顾历史，早在欧洲统一运动发展之初，作为英国首相的保守党领袖温斯顿·丘吉尔就积极推动欧洲联合起来，“但在当时英国主要的政治家——特别是丘吉尔的心中，认为这个欧洲联盟并不包括英国……他们认为，英国不仅仅是一个欧洲国家，而且是版图遍及全世界的‘大英帝国’的首脑，如果作为一个成员国家参加欧洲联盟，便与大不列颠的国际地位不相称……对英国的政治家来说，理想的欧洲政策是在欧洲联盟形成之后，英国以类似美国那样的欧洲保护者的身份，而不是以联盟中普通一员的身份来与该联盟签订协议，建立联系。这样，既可表明英国的‘特殊’身份，重享昔日‘大英帝国’的荣光，又能使已经衰落的英国享有欧洲联盟所能提供的集体安全的保障”。

正是因为英国在二战后初期仍然坚持“大英帝国”的世界大国地位，继续其传统实行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所以，它拒绝加入欧洲联合进程。而且，因西欧六国创立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行动直接危及英国的自由贸易和经济利益，保守党难以处变不惊。从1958年起，保守党政府着手建立欧洲自由贸易区，准备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关税同盟政策对抗。1960年5月，英国、瑞典、挪威、丹麦、奥地利、瑞士和葡萄牙七国建立了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西欧分裂为六国和七国相对抗的局面。

然而，随着欧洲联合的势头日渐强大，七国自由贸易区难以与之抗衡，而且，伴随1968年英国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退，英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明显衰落下来，撤退行动被普遍认为是英国作为世界一流大国的历史彻底终结的标志，“日不落帝国”成为过去，英国必须正视实力的衰退以及国际新格局的出现。这推动保守党政府开始反思对欧政策，强硬的反欧立场出现松动，党内开始出现英国应加入欧洲统一运动、在欧洲之内发挥领导作用、孤立于欧洲之外会有危险的言论。在保守党麦克米伦政府时期，英国开始调整欧陆政策，申请加入欧共体，并就加入条件进行了谈判。经过三次申请，英国于1973年1月1日成为欧共体的正式成员，与此同时，党内亲欧派逐渐形成，但是，疑欧派的势力仍然强大。

在成为欧共体成员国之后，英国与欧洲的关系既有冲突，又有合作。因英国不是欧共体的创始成员国，因而促进欧洲一体化的某些规则难以完全体现英国的意愿，有的甚至与英国的实际利益相冲突。例如，在撒切尔执政初期，英国与其他成员国的摩擦主要在欧共体预算分摊以及与之相关的共同农业政策方面。英国认为在预算上付出太多，得到太少，因而对欧共体的预算和共同农业政策大为不满，与其他成员国发生严重对立，直到1984年6月欧共体枫丹白露会议解决了英国对欧共体的会费分担问题，英国与其他成员国的矛盾才出现缓和，英国开始投身于欧洲统一市场的建立。保守党政府于1986年与其他11个成员国签署了《单一欧洲文件》，目标是在1992年底把欧共体建设成一个货物、人员、资本、服务自由流通的统一大市场。保守党政府还为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在共同体内部表决制上作出让步，引进多数表决制，只强调在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可行使否决权。在这一时期，保守党内部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基本能达成一致。

但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到新阶段，带动了欧洲政治与社会一体化的发展。新发展与成员国主权之间的摩擦开始增多，关于未来欧洲一体化的走向开始成为争论的话题，且呈愈演愈烈之势。在这一问题上，撒切尔的保守党政府与法、德主导下的欧共体存在方向性的分歧，前者坚持欧洲统一大市场必须建立在独立主权国家自由合作的基础之上，后者却支持超国家机构的进一步发展，支持在共同主权基础之上推动欧洲向政治一体化和社会一体化的深化发展。有关欧洲一体化的范围和方向之争，在撒切尔和以雅克·德洛尔为首的欧洲联邦主义者之间展开。德洛尔时任欧共体委员会主席，力图推动欧洲一体化向联邦主义方向发展，他准备发起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建立欧洲中央银行，发行统一货币。1988年7月，他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称：“十年后，欧共体经济的——可能还有税务的和社会方面的80%的管理宪章，将由布鲁塞尔的欧共体总部制定。”欧洲将从经济整合发展到政治和社会整合，将“社会领域”纳入大市场中，在这个“社会福利欧洲”里，将保证工人的权利，赋予工人及其代表在公司各委员会的代表权，提高工会地位，制定有关工人权利的《社会宪章》。

然而，对撒切尔来说，德洛尔的设想是不可接受的。撒切尔所主张的欧洲联合，是使欧洲成为一个大的自由贸易区，是“自由企业”的大欧洲，是独立主权国家间自愿积极的合作，只有在独立主权国家力量不能达的情况下，共同体才发挥作用。撒切尔不愿意让渡国家主权，尤其不愿意放弃在重要的外交、安全、财政、税收以及经济领域的政策制定权，因而对于德洛尔设想中的建立统一货币、统一中央银行的经货联盟计划，她持反对态度。对于制定欧洲社会宪章，她同样持反对态度，认为这一举动是“对社会主义的支持”，是“通向联邦主义的传送带”。她认为：“社会宪章不仅削弱了统一大市场，而且可能使英国工会通过布鲁塞尔恢复各种权力和特权，而这些权力和特权是她曾经费劲苦心才得予以取缔的。”

1988年9月，撒切尔在著名的布鲁吉斯演说中表示：“我们开启大不列颠的疆界，并非为了重新在欧洲边缘竖起疆界，让布鲁塞尔对这个欧洲超级大国发号施令。”她为此提出五项指导原则：一、独立主权国家间自愿、积极的合作是欧共体建设的最佳途径；二、欧共体政策必须以实践可行的方法解决现实问题，特别是共同农业政策；三、鼓励自由经济的发展，减少中央计划和国家控制；四、欧共体不应该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五、欧洲必须继续通过北约来保持防务。

进入1989年后，在英国是否加入欧洲汇率机制、是否支持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是否支持发行单一货币——欧元的问题上，撒切尔的反欧态度鲜明。撒切尔强调：“欧共体与其他国家都视汇率机制为形成经货联盟的途径，这和汇率机制原来的目的相较，已有了微妙的转变。所谓经货联盟亦即表示你不再能发行自己的货币，而必须接受一种统一的欧洲货币、一家中央银行和同一套利率，这意味着一国将丧失经济的独立性，其议会政治也就愈来愈不重要，因为原来控制经济的是必须对议会及选民负责的民选政府，现在则要转移到不需为任何人负责的超国组织。”1990年欧共体都柏林会议宣布，自1990年7月1日起，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第一阶段开始实施，对此，撒切尔在英国议会下院明确表示反对以德洛尔报告为基础的经货联盟计划，她说：“关于建立单一货币的‘德洛尔方案’涉及到要成立一个十二国银行总裁的体系，它将拥有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和某种预算政策的权力。我们一旦把关于货币和预算政策的权力都交出去，我们的主权将所剩无几了。”撒切尔反对加入欧洲汇率机制，反对加入单一货币，反对英国放弃英镑加入欧元区，她说：“单一货币非我政府的政策”，“本阁对英镑信之不疑”，对于“欧洲委员会主席德洛尔建立欧洲联邦，把欧洲议会变成欧共体的众议院，而欧洲执委会变成最高行政机关，部长理事会变成参议院的构想”，撒切尔的表态是“万万不成，我绝不同意”。她说：“我再次强调我反对建立严密的集团，因为这会阻碍更广泛的国际化发展。我赞同美国所建议的，欧洲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加强北约的政治合作。我认为如此可避免世界区隔成以欧共体、日本、美国为主的三大贸易壁垒，因为这在将来可能变成很不稳定的因素。”

除了欧洲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呈现的“联邦主义”倾向推动撒切尔对欧政策强硬之外，她执政时期极为重视英美“特殊关系”，将英美联盟放在英国对外政策的中心地位，强调英国在欧美之间扮演一种“搭桥者”的角色，希望通过影响美国来影响世界的外交政策导向，也导致她不愿融入欧洲，不愿成为欧洲普通的一员。她说：“让欧洲成为一个大家庭，其中成员互相了解、互相欣赏、互相合作，但不要为了共同的欧洲而忘记各国原来的身份。我们要的是在广大世界上扮演举足轻重角色的欧洲，眼光向外而非向内，维护我们珍贵的遗产；横跨大西洋两岸，强大的大西洋共同体。”

总的来看，从二战后初期至撒切尔执政时期，保守党的对欧政策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旁观与拒绝，到六七十年代的主动申请加入，再到八九十年代的怀疑与冲突，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变化过程。即使在六七十年代的申请加入时期，保守党政府与欧共体的关系也是矛盾不断。从整体上看，保守党对欧洲统一运动不热情、不积极，尤其在欧洲一体化呈现出联邦主义发展倾向时，保守党更是采取一种怀疑、对抗的政策。在欧陆国家眼里，英国不是一个全心全意的“欧洲人”。究其根源，与保守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有关，那就是维护主权民族国家的独立性，英国议会主权至高无上，但是，欧洲要结成一体，离不开超国家机构的推动，因而需要各成员国让渡部分主权，而且，随着一体化向更宽范围、更深层次的扩展和渗透，各成员国必然需要让渡更多的国家主权。这样，对“议会主权”的强调与“超国家机构”的权力要求之间不断发生冲突，导致保守党对欧政策的曲折发展。

保守党是一个信奉议会主权至上的党，但也是一个具有浓厚实用主义色彩的政党，是一个“重实践、轻理论”、关注获取权力和自身政治存在的党。对保守党来说，理论必须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因而理论僵化的现象在保守党身上很少出现。这种在理论方面兼容的灵活态度，很大程度可以解释保守党在英国政坛长盛不衰的原因，也正是这一态度，使得保守党尽管对欧洲一体化持怀疑乃至敌视态度，但并非一味排斥。不过，保守党对实用主义的应用有一定的范围和程度，不会一味地实用而放弃政党的基本信仰。在欧洲一体化初期，保守党的实用主义倾向得到最明显的展示。在英国国力明显衰落、国际地位大幅下降时，为现实利益考虑，保守党暂时将对超国家权力的反感放在第二位，参与到欧洲一体化建设中。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欧洲一体化的超国家性质并不深，很多方面依靠成员国政府间的自由合作，因此，保守党对超国家权力的反感尚处在可忍耐的程度。但是，随着欧洲一体化程度的加深，欧洲联合日益向联邦形态发展，民族国家主权的让渡渐渐涉及国家主权的核心领域，危及保守党对“议会主权”的基本信仰。保守党内长期积压的对超国家权力的不满达到一定程度，加之撒切尔本人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最终导致英国在撒切尔执政后期的对欧政策异常强硬。

撒切尔强硬的反欧立场引发保守党内亲欧群体的强烈不满。自二战后以来，历届保守党政府的对欧政策可以说是疑欧倾向占据主导，但党内持不同主张的亲欧派在20世纪70年代形成之后，其力量也在发展，尤其是伴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亲欧派的力量比以往壮大很多。外交大臣杰弗里·豪（Geoffrey Howe）和财政大臣奈杰尔·劳森（Nigel Lawson）即被认为是亲欧派的人物，在处理与欧洲的关系问题上，他们与撒切尔的意见分歧日渐明显。豪认为，一个国家通过分配一部分主权给一个更广泛、更权威的个体，可以取得更多发展机遇。劳森虽然同撒切尔一样在让渡主权问题上保持警惕，但他的立场相对灵活，赞成加入欧洲汇率机制，认为加入会给英国带来诸多好处，比如，金融市场很难了解政府真正的汇率政策，汇率机制则可提供较清楚的游戏规则；加入汇率机制是抑制通货膨胀的惟一方法等。观点的差异导致双方发生冲突，结果，豪被撒切尔调离外交大臣的位置，劳森则因在欧洲汇率机制问题上与撒切尔发生冲突，也辞去财政大臣一职。外交、财政与内政是内阁三大要职部门，其中两大部门的大臣与首相的意见明显不和，显示出高层出现分裂。

对欧洲问题的态度也直接影响到经济事务的处理。反通货膨胀是撒切尔政府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但通货膨胀自1987年起却愈演愈烈。在反通货膨胀问题上，撒切尔与劳森存在着严重分歧。“劳森主张脱离货币主义的轨道，逐步建立固定的汇率目标，同时将英镑纳入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机制。他坚持认为，在加入欧洲货币体系之前，应运用低利率的手段来维持英镑的低汇率……撒切尔则仍然坚持严格的货币主义政策，她……要求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提高利率以加强英镑的地位。劳森和撒切尔分歧的焦点在于，是选择坚挺的英镑以及较低的通货膨胀率，还是选择较快的经济增长及相应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撒切尔曾说：“我和奈杰尔·劳森对于政府应扮演的角色意见非常一致，但对于货币与汇率政策的看法却是南辕北辙。”

在撒切尔的第三任期，保守党在欧洲问题上的冲突愈演愈烈，党内为此出现的分裂严重影响了政府形象，政府的民意支持率不断下滑，在英国议会补缺选举和欧洲议会选举中接连丢失席位，例如，在1989年4月英国举行的议会补缺选举中，保守党原有的席位丢给了工党，1989年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保守党的席位从45席降至32席,1990年3月，《星期天时报》的民调显示，工党已领先保守党23个百分点。1990年4月，盖洛普民调显示，只有24%的选民对撒切尔政府的执政业绩表示满意。1990年3月和10月举行的英国议会补缺选举中，保守党原有的两席又分别被工党和自由民主党赢得。

席位接连丢失，保守党籍国会议员人人自危，担心席位不保，很多议员开始考虑是否支持撒切尔继续担任领袖一职，撒切尔的地位开始出现不稳。撒切尔本人表示，她希望能够再领导保守党赢得她任职以来的第四场大选。然而，尽管之前撒切尔带领保守党接连赢得三次大选，选举战绩辉煌，且她本人希望连任的意愿众所周知，但却没能达成所愿。1989年12月，亲欧派的保守党后座议员安东尼·迈耶（Anthony Meyer）向她的领袖地位提起挑战，保守党重开领袖选举，结果，撒切尔虽然战胜了这位轻量级的挑战者，但未能压制住党内的反对力量。1990年11月，曾被撒切尔免掉外交大臣一职而转任下院议会党团领袖和副首相的杰弗里·豪宣布辞职，并在下院发表辞职演说，在演说中，豪对撒切尔进行了强烈批评，公开暴露内阁在欧洲问题上的严重分歧。豪是撒切尔自1979年上台组阁后惟一尚存的内阁阁员，他宣布辞职本身已对撒切尔政府造成打击，其在辞职演说中又公开批评领袖，并呼吁政党更换领袖，严重削弱了撒切尔的权威，使她的领袖地位更加不稳，也使得开启一场领袖竞争变得不可避免。对豪的辞职演说所产生的效应，政治观察家彼得·詹金斯在1990年11月14日的《独立报》撰文指出，这篇演说的发表使撒切尔的支持者与反对者的情绪对立达到两极化的程度，以至于展开一场竞争成为解决党内分裂的惟一办法。

豪的演说开启了另一场挑战。同年11月，迈克尔·赫塞尔廷（Michael Heseltine）对撒切尔发起挑战，赫塞尔廷是前国防大臣，与迈耶相比，他是位重量级人物。长期以来，他对撒切尔的执政风格和政策方向持公开批评态度，他在欧洲问题上属于亲欧洲一派，对撒切尔所表现的强烈反欧态度表示不满，他认为保守党政府所采取的疑欧乃至反欧的做法会使英国丧失很多发展机遇，英国应加入欧洲。欧洲问题是他发起挑战的主要原因，他也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他与撒切尔在此问题上的观点不同。正是在由这次挑战开启的领袖选举中，撒切尔因未能在第一轮竞选中获胜，被迫决定退选，辞去领袖和首相之职。

接替撒切尔担任领袖和首相的是约翰·梅杰。梅杰可以说是撒切尔选定的接班人，她在1989年免掉豪的外交大臣一职，其后任命的外交大臣即是梅杰。在劳森辞去财政大臣一职后，她又任命梅杰接管财政部这一重要部门。梅杰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接连出任政府最为重要的三大要职中的两职——外交大臣和财政大臣，使党内很多人意识到，梅杰已是撒切尔青睐的继承人选。其后，在撒切尔被迫退选、梅杰宣布参与领袖竞选后，撒切尔为他的胜选又进行了奔走。对梅杰，撒切尔曾做过如下评价：“约翰·梅杰甚得我心，而且我也认为他真正是赞同我处理事情的方法。然而，他还相当嫩，没有经过大锻炼，且有易接纳陈规旧套的倾向，所以我踌躇再三。不过……没有人比他更让我中意了。”撒切尔希望她下台之后的保守党能延续她的治国理念，因而希望挑选一个与其政治主张一致的继承人选。

不过，从梅杰本人来看，他在担任领袖之前，政治立场并不鲜明。“梅杰公开拒绝加入保守党内任何团体、在政治上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倾向。”“他聪明而又有意识地避免被人说成是属于这一派或那一派，使他能够和从左到右的所有派别都合得来，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在选举领袖时，他有许多朋友和参谋，很少有敌人或者公开的反对者。”梅杰“是右翼选定的候选人，但是表现出一种和解的和容纳各方人才的领袖风格。梅杰在欧洲问题上左右逢源”。撒切尔也认为梅杰“是左右翼的人士都应当团结在他周围的候选人”。温和、模糊的政治立场使梅杰获得了领袖选举的胜利，但是，一旦担任领袖和政府首相，必须就很多问题做出决断，这时，梅杰的立场便充分表现出来，他与撒切尔之前没有的或者之前存在但被掩盖的矛盾也开始产生或者浮出水面，其中，导致撒切尔最终辞职的欧洲问题同样在梅杰时期也成为党内斗争的焦点，成为极度困扰梅杰的问题。

在欧洲问题上，梅杰的态度有一个变化过程。在出任外交大臣和财政大臣之前，“梅杰对欧洲大陆并没有什么强烈的喜恶感。这使得他迥然有异于保守党内如撒切尔夫人、里德利和特比特这样的欧洲怀疑论者，也不同于那些倾情于欧洲的人们，如克拉克、赫塞尔廷和赫德”。但在梅杰于1989年担任外交大臣以及其后担任财政大臣之后，欧洲问题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梅杰已难以置身事外。对彼时的欧洲问题，有评论说：“任何一个对保守党略加注意的人都会发觉欧洲问题已成为党内欧洲主义者和大西洋孤立主义者疯狂争执的焦点，以至于达到这种程度：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党内各派系的分水岭。”

在担任外交以及财政大臣后，梅杰对欧洲的态度开始显现出来。与撒切尔强烈的反欧态度相比，梅杰所采取的是一种温和的、实用主义的态度。“梅杰不是一个坚定的欧洲理想主义者，但是他所持的观点是：英国无论如何不应该置身于欧共体这个大家庭之外。”在党内争论激烈的加入欧洲汇率机制和欧洲经货联盟的问题上，“梅杰认为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维护党的团结，也就是说必须尽早加入汇率机制以缓和政治上的紧张，此外他也乐于加入经货联盟，以安抚胆小的亲欧派惟恐被‘孤立’的疑惧”。对于梅杰的态度，作为领袖和首相的撒切尔是有意见的，她说：“梅杰对经货联盟和加入汇率机制的问题愈来愈热衷……梅杰的分析和结论我都不赞同……梅杰对欧洲游说团体的宣传这般照单全收，很让我担忧。不过我想我应该先忍一下，梅杰毕竟上任没多久。他希望能想出新的方案，一方面争取欧共体其他国家的支持，同时又能说服保守党议员，这也无可厚非。但很显然，他所考虑的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方向，而且在思考上他倾向于随波逐流。”

不过，在这时，梅杰与撒切尔之间虽然有分歧，但并没有影响双方的关系。一方面，梅杰巧妙地处理与撒切尔的关系，而且，梅杰与撒切尔一样，反对一个联邦主义的欧洲，坚持欧洲向政府间合作方向发展，两者本质上采取的都是一种疑欧态度。另一方面，在保守党内部以及在英国国内，主张加入欧洲汇率机制的势力较为强大。正是在上述力量的推动下，撒切尔最终于1990年6月同意英国加入欧洲汇率机制。她在回忆录中说：“6月13日我终于告诉梅杰我不再反对加入汇率机制，我所要求的条件并未完全符合，但是面对内阁、国会党团、业界、新闻界的一致要求，再有毅力的首相也不得不退让，我也实在说腻了那句‘等待时机成熟时’……这时所有的顾问都劝我加入……内阁中和我站在一起的只有不久后辞职的雷德利，但毕竟人单势薄。”

在梅杰担任领袖和首相后，他的对欧政策经历了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梅杰延续了他担任外交大臣和财政大臣时期对欧洲温和的、实用主义的态度，与欧盟之间既有合作，也有妥协，体现了对外政策灵活性的一面。他坚持英国的欧洲汇率机制成员的地位，并于1992年2月7日与欧盟其他国家共同签署了《欧洲联盟条约》，也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马约的签署标志着欧洲共同体开始从单纯的经济和贸易共同体，逐渐向涉及外交、安全、防务、司法及内政等领域的一体化方向发展。不过，梅杰政府一方面签署了该条约，希望英国不被排斥在快速发展起来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之外，另一方面，又尽可能逆转欧洲联合走向超国家的趋势，捍卫英国主权和国家的独立性，例如，在梅杰政府坚持之下，马约将荷兰提出的建设欧洲联邦的目标从条约中剔除，而代之以“建立日益紧密的联盟”的目标，英国还取得了不参加欧洲社会宪章和由英国最终决定是否参与欧洲单一货币的例外选择权。

不过，马约签署后，需要各签署国家的议会批准方能生效。在梅杰寻求英国议会的批准过程中，经历了重重困难。对此，有评论指出：“由于梅杰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字而在党内引起的英国在欧盟位置之争，在90年代中期已经发展成了内战。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约定的统一货币计划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托利党人（即保守党人）看作是走向欧洲超国家的先兆——这是对英国主权和国家独立的威胁。”作为党内疑欧派的代表人物，撒切尔强烈的疑欧态度并没有因为辞职而减弱。有评论说，她虽然“选择梅杰做了接班人，但她很快就对他失去了信心，因为她自己的观点逐渐硬化成毫不妥协的反欧洲主义”。“在梅杰出任首相，尤其在欧洲货币联盟谈判开始之后，撒切尔终于公开了对梅杰处事能力的担心。”

1992年4月，保守党在梅杰领导下连续第四次击败工党，赢得大选。与此同时，梅杰与撒切尔的矛盾也开始明显化。大选之后不到一个星期，撒切尔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不要认为梅杰突然间完全建立了他的个人政见。他当了17个月的首相，继承了所有在过去11年半中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的伟大成就……根本不存在什么梅杰主义……撒切尔主义将继续下去。它将在撒切尔离开之后长期存在，因为我们有勇气恢复那些伟大的原则并将它们付诸实践。”

当英国下院就是否批准马约展开激辩的同时，其他成员国在批准马约问题上也碰到困难。1992年6月，丹麦举行全民公决决定是否批准马约，结果未能通过。之后，法国也宣布以全民公决形式决定是否通过马约，法国虽然是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之一，但交付法国国民投票决定，其结果也有可能遭遇否决，这种可能性打击了金融市场对欧洲汇率机制正常运行的信心。1992年9月，在国际大金融家的投机下，欧洲爆发了金融风暴，英镑受到猛烈冲击，汇价猛跌，梅杰政府几乎投下了100亿英镑，约等于英国货币储蓄的40%，结果却徒劳无功，未能阻止住英镑的下跌之势，英国被迫于9月16日宣布英镑退出欧洲汇率机制，实行自由浮动。

英国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对梅杰以及保守党政府造成沉重打击。“梅杰曾将加入汇率机制视为担任财政大臣期间最大的成就，将马约视为首相任职期间最大的成绩。一时间，这些都荡然无存。”保守党一向被认为是英国政党中最擅长经济治理的政党，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摧毁了保守党政府核心的经济政策和欧洲战略。9月16日被称为“黑色星期三”，但“也被疑欧派称为‘白色星期三’，因为这代表着他们所厌恶的汇率机制的终结”。党内“疑欧情绪此后在对梅杰的领导地位进行攻击时开始变得肆无忌惮。在政府中，中级大臣们越来越公开地发表他们的批评意见。内阁中，成员能够越来越自信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内阁中权力的天平开始偏离梅杰。在选民眼中，保守党失去了善于管理的形象。梅杰的个人支持率陡然下降”，“梅杰因为坚持汇率机制而承受了大部分的指责，人们普遍认为这一举措导致了过高的利率”。他作为领袖的可信度受到损害，“梅杰的情绪低到了最低点，他反复考虑辞职的问题……亲笔起草了宣布辞职的手稿，并告知他所中意的继任者克拉克，应为领袖选举做好准备”。不过，在同僚劝说之下，梅杰最终收回了辞职打算。

寻求议会批准马约的过程持续了一年多，其间，保守党议会党团就此掀起了激烈辩论。以撒切尔为首的疑欧派提出进行全民公决的要求，但遭到梅杰拒绝。梅杰力主通过马约，他一方面表示将抵制建立一个联邦的欧洲，承诺将英国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另一方面指出，如果马约不能在英国获得通过，英国将丧失很多国外投资的机会，还会被越来越联合的欧共体排斥在外。对于后果，梅杰“私下表示，如果在马斯特里赫特问题上遇到太大的阻力，他将考虑辞职”。1993年7月，“经过了一年多的讨论、70次会议投票和61天辩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终于经议会正式通过”。在其间所进行的各种讨论、投票和辩论中，梅杰多次面对疑欧派的质疑、反对和在议会投票中的反叛，有评论称：“议会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批准程序上的异见是‘战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党内纷争公开暴露在公众面前，也给公众留下了“保守党在与自己开战”的印象。

马约虽然获议会批准，但保守党内的疑欧情绪并未就此被压制住，反而进一步高涨。梅杰的对欧态度也开始从以往温和的实用主义向疑欧方向倾斜，在1994年6月欧洲议会选举举行时，“梅杰的中间路线开始越来越明显地滑向疑欧派”。这一则是因为受到党内疑欧势力的推动，强大的疑欧派对梅杰的批评和指责导致其领袖地位益发不稳，政府的支持率出现下滑，推动梅杰转变立场，这种“转变既是为了拉拢右翼力量，也是为了将已萌不满之心的选民重新拉回保守党的阵营”。二则与梅杰本人的认识变化有关。据赫德回忆说：“梅杰自身的经历使他逐渐向疑欧派转变，尤其在单一货币问题上，他越是仔细琢磨这个问题，就越是觉得它不可行。”

此后，保守党政府与欧盟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冲突日渐增加。例如，梅杰在1994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期间，提出欧洲应是“多轨的、多速的、多层的欧洲”，英国会运用否决权维护英国的国家利益。在1994年6月欧盟讨论现任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的接班人选的科孚首脑会议上，英国使用否决权否决了具有联邦主义倾向的吕克·德哈内作为继承人选。1994年9月，梅杰在荷兰雷登大学发表演说，反对联邦欧洲的设想，重申推动政府间合作、建设民主国家联盟的欧洲的信念。

梅杰逐渐流露出的疑欧倾向使党内亲欧派十分愤怒，但在疑欧派看来，梅杰的转变却并不令人满意。以撒切尔为代表的疑欧派认为，他们支持梅杰担任领袖，但梅杰上台后却抛弃了他们，其上任后的欧洲政策过于亲欧，背离了他们的主张。这种被抛弃的感觉让撒切尔派感到愤怒，他们有两个目标：一个是改变政府的政策，一个是把梅杰赶下台，实现第一个目标的前提，则是首先要实现第二个目标。1995年6月，撒切尔在她的第二册回忆录出版之际，指责梅杰在欧洲问题上分裂了全党，暗示政党需要更换领袖。疑欧派也开始酝酿挑战，约有70余名议员开始联络策划，梅杰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

面对上述形势，梅杰于同年6月宣布辞职，并宣布投入重选，保守党重开领袖选举，疑欧派人士约翰·雷德伍德（John Redwood）与梅杰竞争领袖一职，他希望利用梅杰政府的困难以及议会党团对政党可能在大选中失败的担忧，击败梅杰，取而代之，进而改变政党的政策。结果，雷德伍德并没有获胜，梅杰继续担任领袖。不过，这次领袖重选并没有结束党内分裂，选后梅杰着手改组内阁，内阁中包括左中右三派，他试图平衡党内各派势力，重建政党团结，但未能如愿，保守党分裂依旧，陆续有议员反叛以及公开表态不支持本党政府，政党士气低落，很少有议员相信政党能赢得下一场大选。到1995年秋天，保守党在下院的席位优势仅剩下5席，在1996年初的议会补缺选举过后，保守党仅剩下1席优势。到1996年11月，保守党终于失去下院多数党的地位，到1997年1月，保守党沦为少数党。

1997年5月英国举行大选，面对工党这个面目焕然一新、极具竞争力的老对手，竞选期间的保守党却仍然呈现分裂状态。欧洲问题已成火药桶，尤其是关于英国是否放弃英镑、加入即将诞生的欧元区问题，成为焦点问题。“梅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认识到，‘欧洲’字眼已经成为一种图腾，右翼集中在这个图腾之下对他发起攻击，而且欧洲问题已经不仅是大选的核心内容，也将成为随后进行的领袖选举的核心内容。……他意识到此次选举将成为一次重大的失败。”至于竞争对手工党，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工党越发认定，由于保守党在欧洲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它已失去了赢得大选的一切希望。工党官员认为，保守党正在发生内爆，梅杰渐渐失去对局势的控制。”

1997年大选结果揭晓，保守党果然遭遇惨败，梅杰引咎辞职。综观梅杰担任领袖和首相的七年，可谓是保守党纷争不断的七年，尤其是在欧洲问题上，这七年可以说是疑欧派和亲欧派争斗十分激烈的时期。不过，纷争并非始自梅杰，在撒切尔执政中后期，党内关于欧洲问题的辩论就已经开始。保守党在1997年大选中的惨败，并没有终结疑欧派和亲欧派的争斗，欧洲问题继续困扰着保守党，主导着政党意识形态斗争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