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当前我国情报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其根原

当前，我国的情报学教育存在着课程体系不成熟、理论与实践脱节、人才培养定位不明确、核心竞争力缺乏、人才社会认可度不高等问题。其根源在于人们对情报概念的认识模糊。

2.1 研究方向较为分散，课程体系不成熟

根据南开大学商学院王知津老师等对我国情报学硕士点和博士点的调查，我国情报学研究生教育的研究方向较为分散，信息管理、信息技术、信息系统等研究方向的设置大大多于专门情报学和情报学理论研究方向的设置数[5]。而前者其实更多地应属于信息管理学科的范畴。从课程设置来看，我国情报学研究生课程设置的系统性不够强，不能体现学科理论核心，培养单位的课程计划交集不多，共同开设的课程很少。在情报学教育中存在着“什么热就研究什么”、“什么容易出成果就研究什么”、“能开什么课程就设什么课程”的风气[6]。

2.2 理论课程脱离工作实际，实践课程开设不足

情报学是一门实践性与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专业教育既要开设一定数量的理论课程，又要开设一定数量的实践课程。但在现有的情报学课程设置中，能够用于指导一线的情报工作者工作实际的情报学理论和方法类课程很少，甚至有的情报学培养方案中几乎见不到冠以“情报”二字的课程，而各种冠以信息字眼的课程却充斥其间，以致情报学专业的学生不知情报为何物。另一方面，实验、实习等实践环节还很薄弱，毕业生缺乏运用所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无法胜任情报实践岗位的工作任务，以致出现专业情报研究机构不愿意接收情报专业毕业生的尴尬。

2.3 人才培养定位不明确，核心竞争力缺乏

通过分析情报学教学单位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可以发现情报学人才的培养定位并不明确，情报专业毕业生在就业去向上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就业岗位千差万别。学生对专业的认同感降低，对专业课程的兴趣和满意度下降，没有形成显著的专业核心能力[7]。就连专业的情报研究所也更愿意招收有其他专业背景的毕业生，而非情报学毕业生。

2.4 人才社会认可度不高，就业压力大

由于情报学自身没有做大做强，加之长期以来人们对情报概念的狭义理解，许多非本领域内的人士对情报学人才功能仍然是一无所知或是存在明显的认识偏差，导致情报学人才就业压力越来越大。

情报学教育存在的以上问题归根结底在于人们对情报概念的模糊认识。对此，学界已经争论了几十年，目前的基本分歧还是在于情报对应的到底是Information还是Intelligence，不同的学派对此有不同的认识。

笔者参加了中国国防科技信息学会和中国科技情报学会于2006年8月22—24日在北京召开的“我国情报学科现状、发展与前瞻”的学术研讨会，聆听了南京大学沈固朝教授所作的“情报学若干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报告。他对“信息”和“情报”从国内到国外的理论和实践发展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图书情报”结缘使情报研究长期局限于文献信息领域，今后更应关注事关国家和企业重大利益、有助于决策的情报工作和情报研究。此外，会上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梁战平研究员作的“关于情报学争论的焦点问题”、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霍忠文研究员作的“我国情报学学科建设碎思录”、包昌火研究员作的“情报缺失的中国情报学”、中船重工集团714所池建文研究员作的“从情报研究实践看情报是什么”等报告，都力主将Intelligence概念引入中国情报学，并将情报研究，即信息转化作为中国情报学的中心任务之一[8]。

站在Intelligence学派的立场上，笔者认为情报是为排除决策的不确定性而将不同来源的新知识与原有知识进行融合所形成的新认知，情报的基本功能就是支持决策。中国情报学是以中国科技情报事业为重要实践基础和实践来源的。中国科技情报事业兼具Information工作与Intelligence工作的双重职能，以Information工作为基础、以Intelligence工作为核心，具有明显的支撑决策的软科学特性。这一点，是与西方的图书馆信息学有着很大差别的，也是我国情报学的特色所在。而我国的情报教育界却一直将自身归属于图书馆信息学的范畴，认为中国情报学就是与图书馆学和文献学相联系的Information Science。于是，在图书情报一体化的思维方式支配下，情报学被强行与图书馆学捆绑在一起发展，其结果使得中国情报学的独立学科地位与学科的存在受到了强烈置疑[9]。为此，华南师范大学的肖勇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认为中国情报学应回到以Intelligence Studies为核心的发展轨道，以基于Intelligence的软科学范式研究为核心，以基于Information的图书馆信息学范式研究为基础和前提，以基于信息管理及知识管理框架的管理科学范式研究为学科新的发展点，在三者之间实现良性的互动[10]。

基于对情报学今后发展的认识，笔者提出应以情报分析人才培养为核心重塑我国情报学教育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