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与西方

正如杨国荣在其论著中一再重申的：中西哲学在尚未相遇时，曾经经过了不同的发展过程并形成了各自的传统，两者的发展基本上并不以彼此的影响为背景。然而，步入近代以后，中西哲学相互隔绝的历史逐渐终结，对中国哲学来说，西方哲学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本体论的事实，无论是对古典哲学的诠释，还是哲学的重建，都无法绕过这一事实。当然，以西方哲学为研究背景以及运用比较的方式，如果处理不当，也可能带来某些问题，如比较被导向比附、古人思想被现代化等，这种偏向无疑应当抑制，但是，不能因此而完全拒斥西方哲学的背景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有些论者无条件地贬抑西方哲学的范式与比较研究的方式，试图从中国哲学的研究中净化一切西方哲学的印痕，以为非如此不足以纯化中国哲学，这很难视为一种健全的思路。在中西哲学的相遇已经成为一种本体论事实的历史条件下，以纯化的方式来研究中国哲学，只能是回到传统的经学式的疏解，这显然既不合理，也不可能。事实上，人类思维固然因东西方的不同历史背景而呈现不同的特点，但它面对的问题往往有相近之处；或者说，提问的方式及解决问题的思路有所不同，但问题的内涵又常常相通，后者为中西哲学之间的深层面的比较与对话等提供了可能。从这一意义上看，西方哲学作为一种背景，不仅为中国哲学在形式的体系化方面提供了某种范式，而且在实质方面亦构成了研究的参照系。

在语言学界有一种变形律语法学（transformational grammar），它认为在较深的层次上，各种语言都很相似，存在一种普同性；它们的差异是表面的。推而广之，可以认为在人类精神文化的其他领域，同样存在着深层的普同性，因此也就存在着比较与会通的可能。其实中国古代学者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周易·系辞传》有“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说法，心学则坚信“心同此理”、“一本万殊”。陆九渊曾云：“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年谱》，《陆九渊集》卷三六）王阳明亦强调：“此心同，此理同……虽百虑殊途，同归一致。”（《答甘泉》，《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以下简称《全集》）卷四）。黄宗羲则更以“海”与“水”为喻，指出：“夫道犹海也，江、淮、河、汉以至泾、渭蹄趻，莫不昼夜曲折以趋之，其各为水者，至于海而为一水矣。”（《明儒学案》序）“其各为水”为浅层的“殊途”，“至于海而为一水”则是深层的“一致”。

从学术视野的角度理解，东西之差异正所谓“一本而万殊”（《明儒学案》“凡例”）；差异之会通即所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从不同的角度印证了东西会通的必然与可能。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中西文化心理深层结构的可比性与文化价值标准的不可通约性的辩证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