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实践表明，为了推进文学理论的发展，确实需要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向。这个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个研究方向，就是几代人奋力开拓的中国化方向。如果不很好地解决文学理论的指导思想和方向问题，任由其他观念和脱离实际的思维主导和左右文学理论研究，那就容易导致文学理论实质上的退步。

尽管今后中国文学理论仍将会呈现多元和多样的格局，但是，从时代的需要和现实的进展出发，从当今国际文学理论格局的深刻变化和中国文学事业发展的目标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建设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依然应该是我国文学理论未来前进的主航道。在未来的理论格局中，应该寻求建立“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的关系。

建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就其总体而言的，它并不排斥其他各种形态文学理论的存在和发展，也不排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内部的多样化探索与争鸣。强调建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关键是要对今后的文学理论运动主体有一个时代性质上的规约，有一个理论价值取向上的限定，并紧紧抓住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个根本。因为在多种选择与多种可能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性质上与价值取向上的规定，那就可能与其他现代文学理论的形态划不清界线，就可能抹煞根据我国实际赋予文学理论中国特色的科学精神。在这方面，哲学界有论者提出“马魂、中体、西用”的理论模式，使文化体系中的三种文化资源“综合创新”地发展到新形态，这种意见对文学理论的建设是有启迪价值的。

文学理论不仅是关于文学的专门知识，也是思想观念的组成部分，意识形态的一个门类。不管研究者是否有意为之，他总是有一定的立场和方向，采取绝对的“中立”态度，是困难的。有论者指出：没有信念，可能是当今文学所面临的最大精神困境。要说不正常，这恐怕是最大的不正常。对于当下的文学理论来说，似乎亦可作如是观。指导思想的混乱和崩坍，已成为当前文学理论软弱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近三十年的各种文学理论研究，不是以这种思想为指导，就是以那种思想为指导，“真空”状态是不存在的。以什么样的思想为指导原则，理论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素质与面貌，这是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事实。

近些年有种意见，主张要以“现代性”即“现代意识精神”为指导，来进行今天的文学理论建设，主张要“建设中国现代性文学理论”。这种意见认为，“当今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要求，主要表现在文学理论自身的科学化，是文学理论走向自身，走向自律，获得自主性；表现在文学理论走向开放、多元与对话；表现在促进文学人文精神化，使文学理论适度地走向文化理论批评，获得新的改造。”并认为这种“现代性”要求的，“应是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更应是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新，同时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

从理论上看，上述以“现代性”为主轴的文学理论建设意见，固然凸现了“现代意识精神”的“指导”性，凸现了学科的“自主性”，凸现了文学理论向“文化理论批评”的适度“改造”。但这一以“现代性”为指导思想的理论预设，带有根本性的缺欠，那就是缺乏对这种“现代性”文学理论在性质、归属和特征上的规定，至多只能是对未来走向开放、多元、对话、人文精神化状态的一种呼吁。而这种呼吁，又不过是打起新的旗帜播撒旧的思想，至于其内涵是否体现出时代精神和历史要求，是否融入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的行列，那是反映不出来也体现不出来的。

这种以“现代性”为指导和重心的理论主张，有一个固定的思想脉络，那就是认为：“建设具有我国自身特色的文学理论，必须要有坚实的现代性思想为指导”，认为“新时期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在现代性的指引下，大体明确了文学也包括文学理论的自主性问题，使文学理论初步回归自身”。就是在这一思想脉络影响下，导致了某些文学理论研究中对某些意识形态因素阐释的淡化。

应该看到，伴随着对文学理论知识特征和学理地位的争议，“现代性”问题成为文学理论话语的中心议题之一是自然的。不仅当代文学理论，就是在近代文学理论阶段，也会有一大串对“现代性”内涵不尽一致的定义及其方法论类型。但总体上说，古代和近代文学理论还没有达到对文学现象进行现代性阐释的程度。到了“新文化”运动以后，“现代性”这一主题才变得具体、系统和理论化起来。这其中，西方文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传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不论其运用的理论和采用的方法如何，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使命与核心论题，始终没有发生大的转化，这就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特殊功劳。

但是，从我国文学理论自身的历史发展来看，它的轨迹犹如一条正弦曲线，始终处于科学主义、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三种不同传统的理论张力之中。三种不同取向的文学理论，都有自己的现实根由与学理依据，都有自己的理论优长。如果简单以“现代性”为坐标，以与西方的关系为参照，那么，它们都是具有“现代性”的理论。在这一点上，它们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因为“现代性”对于文学理论来说是个素质问题、品格问题，而“现代性”的理论基础则是千差万别的。

由于特殊国情和特有的文化状况，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不是简单地遵循西方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途径，也不是亦步亦趋地步某些国家所谓的马列主义文学理论后尘，而是更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中国化模式。到了所谓“全球化转向”的时代，尽管人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得到丰富和提升，但此时坚持“走自己的路”这种理论模式，依然显得十分的迫切和必要。由于“全球化转向”打破了现代性条件下那种单一的“在场”时空观念，瓦解了行为的本土情境，并把相距遥远的事件联系在一起，改变着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这就很容易使文学理论陷入无力面对后现代社会与文学所产生的困境，陷入缺乏实践根基的危机。在这种历史性变革的境遇中，坚持在正确思想下走中国化之路，显然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计良策。

一种文学理论能否提供引导去进行实际分析和学科研究，不只在于此理论能否提供一个程序和规则，还在于它能否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具体的实践。新时期有些文学理论的失误，主要在于它从某种理论基准出发，却忽视了现实的有效性和本土的承受性。比如认为“现代性”就是“私人性世界”、“语言瀑布”、“叙述怪圈”，就是“强调个人价值的发展和效率”；再如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既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同时又体现了现代性”。这些判断，就难以为实践所接受了。今后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要想成为时代和人民所需要的理论，取得突破性进展，还得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来指导。这跟主张用“现代性”来指导文学理论的观点，有着原则上的区别。

改革开放后的文学理论研究与改革开放前的文学理论研究比较，不同之处很多，共同之处也很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是其中的一个最大的共同之处。只有辨析清楚这一点，才会对文学理论中国特色的“特”字有完整准确的理解。改革开放前，文学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存在“左”的偏差，正是偏离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原则的结果。改革开放后，我们纠正先前的失误，但是不能“在倒洗澡水时把孩子也倒掉”。

诚然，各种不同的文学理论学说之间，在具体层面上会存在着某些共同点，尤其是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学说，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很多。但这些共同之点，多半是非本质性的，是那些不能决定学说性质和价值立场的东西。能够说明我国文学理论本质的，应是那些与西方文学理论不同的东西。这个不同的东西，主要就是指导思想的差异。用“现代性”这种什么学说都可以有的东西来“指导”文学理论建设，显然是不能说明我们文学理论的性质与特征的。

“现代性”是一个多义性的概念。“现代性”概念本身，包含许多可阐释空间，它在不同语境中的意义差异十分明显，因此，不宜把“现代性”单一化。在中国，倘若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排除在“现代性”诉求之外，否定它对文学理论发展的指导作用，那么这种“现代性”和实际的理论需求，将是南辕北辙的。近一个世纪的文学理论史，已经给出了这样的答案。我们只有把中国文学理论放到世界文学理论整个历史进程的大格局中加以考察，充分了解世界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版图，回应一些传统研究对象和命题日益走向式微的局面，将宏观构架与微观现象、客观环境与主观实践结合起来，更加关注文学和现实的多样性与丰富性，突破现代性发展内涵的谬误，才能认识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文学理论建设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

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文学理论建设，不是使文学理论“政治化”或“狭窄化”，而是要在正确历史观的指引下，体现文学理论多重范式的科学整合，其视野是多学科的渗透和融会，其精神是开放性的重构，其目标是彻底实现“文学属于人民”、“文学为了人民”。这是用其他任何思想来指导都无法比拟也无法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