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贫困的理论解释

古今中外的许多思想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都曾对“贫困”这一概念的含义作出解释。马克思、恩格斯等人也高度重视贫困问题。关于贫困及贫困成因的西方经济学观点主要有马尔萨斯（T.R.Malthus）土地报酬递减论，纳克斯（R.Nurkse）贫困的恶性循环论，莱本斯坦（H.Leibonstein）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舒尔茨（T.W.Schultz）关于人力资本、关于贫穷但是有效率的观点等。在社会学领域的代表性观点有甘斯（H.J.Gans）的贫困功能论、刘易斯（O.Lewis）的贫困文化论、瓦伦丁（C.Verlinden）的贫困处境论、约瑟夫（K.Joseph）的剥夺循环论、费里德曼（M.Freedman）的个体主义贫困观等。此外，英克尔斯（A. Inkeles）的个人现代性、沃勒斯坦（I.Wallerstein）关于核心—边陲的世界体系理论、布劳（P.Blau）的不平等和异性理论、塞莱尼（I.Szelenyi）和维克多·倪（V. Nee）关于不平等的制度主义理论也或多或少对贫困研究产生过影响。本节介绍几个较为经典的贫困理论。

一、马克思的贫困化理论

贫困问题开始被社会重视，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事。大约从16世纪开始，空想社会主义者从改造人类社会、建立一个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理想社会的角度，尖锐地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弊病和祸害，贫困作为资本主义制度违反理性原则的集中表现，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内容。像空想社会主义一样，马克思对贫困的探讨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贫困的根源是私有制；贫困是作为社会不公平的结果看待，因而贫困被看做制度的产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困是由富裕产生的。由此，他认为消除贫困的根本途径在于消灭私有制。

贫困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资本占统治地位的企业中、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区域内，价值规律通过剩余价值规律发挥作用，追求剩余价值、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一种必然。马克思揭示了这一规律在资本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实现为资本积累规律，资本积累规律包含着二重性后果：一方面是资本财富的积累，一方面是劳动贫困的积累。与此相适应，资本再生产出规模扩大的劳资关系：一极是更大的资本家，另一极是更多的雇佣工人。这种贫困趋势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绝对贫困化，一种是相对贫困化。劳动者的贫困化绝非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地上长出来的，它肇始于资本原始积累。原始积累是资本生产方式的起点，它的秘密不过是用暴力手段对农业劳动者进行剥夺的历史过程，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充满了暴力、杀戮、掠夺和征服。在这种“剥夺”与“分离”中，一无所有的农民被迫转化为雇佣工人。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家们（如恩格斯、列宁）继续从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规律，得出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结论。这一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根源和无产阶级贫困化增长的趋势，同时也指明了无产阶级摆脱贫困命运的根本出路——消灭雇佣劳动制度。马克思主义关于贫困化理论的论述，揭露了资本占统治地位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资本积累规律必然导致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从而制造劳动者贫困化的后果。这给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提高反贫困化的认识、贫困预警以及最终消除贫困给予了方法论的理论指导。

二、古典经济学有关贫困的解释

人们最初对贫困问题的研究，是指经济意义上的贫困，而且强调的是绝对贫困，认为贫困是收入不能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的一种状况。这时关于贫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消费能力不足”这个现象本身，没有深入探究贫困的原因，仅从消费学的角度，从较窄的收入概念和物质生活的维持去讨论什么是贫困。后来，人们对贫困的考察由消费领域深入到生产领域，从贫困现象本身的界定扩展到贫困的原因，认为之所以消费能力不足在于物质再生产的诸多条件不足，使得简单再生产难以维持，并明确地把这种生产不足引起的消费不足定义为绝对贫困。

西方古典经济学体系创始人亚当·斯密对“贫”与“富”含义的阐述，也是从财物或财富多寡的角度来解释的。所不同的是，他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来论述财富的价值或商品交换价值，从而将“贫”与“富”定义为拥有支配或购买劳动的多与寡。斯密在他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中说：“一个人是贫是富，就看他在什么程度上享有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他认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自分工完全确立以来，各人所需要的物品，仅极小部分仰给于自己劳动，最大部分须仰给于他人劳动。所以，他是穷是富，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这里所说的劳动，不是具体劳动，而是一种抽象劳动，是指凝结在财富或商品中的价值或交换价值。

斯密运用劳动价值论对重商主义的“货币财富论”进行了批判。重商主义认为，财富与金银货币是同义语，有很多货币的人，被称为富人；只拥有极少一点货币的人，被称为贫困者。对此，斯密驳斥道：“世间一切财富，原来都是用劳动购买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所以，对于占有财富并愿意用以交换一些新产品的人来说，它的价值，恰恰等于它使他们能够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斯密在《国富论》中还对“必需品”作了经典阐述，其影响延续至今。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对斯密关于贫与富取决于其所能支配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多寡的观点（即取决于财富多寡）是持赞同态度的，但却不赞成斯密把财富与价值等同的观点。他认为斯密关于贫与富取决于所能购买的劳动量多寡的观点是不恰当的。李嘉图认为：“价值与财富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因为价值不取决于数量多寡，而取决于生产的困难或便利。制造业中一百万人的劳动永远生产出相同的价值，但却不会永远生产出相同的财富。由于机器的发明，由于技术的熟练，由于更好的分工，由于使我们能够进行更有利的交换的新市场的发现，一百万人在一种社会情况下所能生产的‘必需品、享用品和娱乐品’等财富可以比另一种社会情况下大两倍或三倍，但他们却不能因此而使价值有任何增加。”他认为，财富是指生产出的商品或物品，评价财富的多寡或穷与富的尺度，是商品或物品数量即使用价值的多寡，而不是劳动价值的多寡。而斯密关于一个人的贫富必然取决于其所能购买的劳动量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财富不取决于价值。一个人的贫富取决于其所能支配的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多寡。这些东西无论对货币、谷物或劳动的交换价值是高是低，它们总是同样能有益于所有者的享用。”

三、马尔萨斯的土地报酬递减论

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指出，人口增长是一种没有节制的自然增长，它将导致粮食的短缺、生存条件的恶化和人民的贫困。马尔萨斯最早提出“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主要观点是按耕作进展的比例而增加的年产量，和以前的平均增加额比较起来，必然是逐渐地并不变地减少下去的。另一方面，由于一对夫妻在生育没有控制时不止生两个子女，人口将以几何级数增长。而土地面积的扩大和农作物产量的提高都是缓慢和有限的，一个社会要避免粮食和人口关系的危机，只有抑制人口的增长。在马尔萨斯看来，17至18世纪西欧人通过晚婚和独身对婚姻进行了限制，减缓了人口的生育，形成了从人口体系内部对人口增长的自愿的、有道德的“预防性抑制”（Preventive Check）。马尔萨斯认为控制人口增长的途径主要有两种：“积极的抑制”和“道德的抑制”。

国内一些学者将马尔萨斯的理论概括为三个主要的观点，就是“两个公理”、“两个级数”和“两种抑制”。“两个公理”即“食物是人类生活所必需的”；“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在将来也是如此”。“两个级数”是“人口在没有阻碍的条件下以几何级数增加，而生活资料只能以算术级数增加。稍微熟悉数量的人就会知道，前一量比后一量要大得多”，“根据自然规律，食物是生活所必需，这两个不相等的量就必须保持平衡”。“两种抑制”是指当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二者出现不平衡时，自然规律就强使二者恢复平衡。恢复平衡的手段，一种是战争、灾荒、瘟疫等，对此，马尔萨斯称其为“积极抑制”；另一种是要那些无力赡养子女的人不要结婚，马尔萨斯称其为“道德抑制”。

马尔萨斯人口论是根据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初期的人口现象提出来的，对他的理论存在着许多批评。在马尔萨斯的两个公理中，把人与自然界的动物等同起来，当作超社会的自然规律，从而忽视了人口问题的社会性；至于“两个级数”，虽然他说是在“没有限制的条件下”的增长规律，但从整个人类历史看，没有限制的条件是不存在的，所以“几何级数”增长也是不存在的。最后“两种抑制”的办法中，“积极抑制”的战争、灾荒和瘟疫其实质都是社会原因为主而引起的，“道德抑制”更难切合实际。虽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它是第一部较为系统的人口学著作。所以，长期以来吸引各方面学者的注意。

马尔萨斯反对贫困者的社会救助，强调贫困个人责任。《人口论》中就认为“贫困者没有权利得到一点食物，在自然界的宴席上，没有他们的席位，自然命令他们离开”。针对英国《济贫法》的实施，马尔萨斯指出：济贫院的救济会使过剩的贫困人口继续存在、继续繁殖，济贫院给贫民提供工作会增加在业工人的失业。

四、阿玛蒂亚·森的能力贫困论

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k Sen）在其代表作《贫困与饥荒》和《以自由看待发展》两书中深刻分析了隐藏在贫困背后的生产方式的作用以及贫困的实质。他认为：要理解普遍存在的贫困，频繁出现的饥饿或饥荒，我们不仅要关注所有权模式和交换权利，还要关注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因素。这就要求我们认真思考生产方式、经济等级结构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森对“贫困”的概念重新定义为：有很好的理由把贫困看做是对基本的可行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森认为“可行能力贫困”比“收入贫困”具有更宽泛的内涵和更高层次的视角。这是因为：（1）贫困用可行能力被剥夺来识别，是从人的自由发展目标层面上来解释的，具有目的性；而贫困用收入被剥夺来解释，只具有工具性。（2）消除收入贫困是重要的，但这不应成为反贫困的终极动机。关键是提高人的可行能力，如享受教育、医疗保健、社会参与、政治权益等。提高人的可行能力一般也会扩展人的生产力和挣钱能力。森进而指出：根本的问题要求我们按照人们能够实际享有的生活和他们实实在在拥有的自由来理解贫困和剥夺。发展人的可行能力要直接顺应这些基本要求。森的这一思想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国际社会制定反贫困战略和政策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的实质是能力的缺乏。一个人避免饥饿的能力依赖于他的所有权（所有权是权利关系之一），以及他所面临的交换权利，而饥饿的直接原因是个人交换权利的下降。一个人所具有的交换权利就其本质而言，取决于他在社会经济等级结构中的地位，以及经济中的生产方式，但同时也依赖于市场交换以及国家所提供的社会保障。他主张，应该改变传统的以个人收入或资源的占有量为参照来衡量贫富，而应该引入关于能力的参数来测度人们的生活质量。其核心意义是必须考察个人在实现自我价值功能方面的实际能力，因为能力不足才是导致贫困的根源。同时，森提出，只有能力才能保证机会的平等；没有能力，机会的平等是一句空话，也就是说“真正的机会平等必须通过能力的平等”才能实现。森的“能力贫困理论”的一大贡献是强调解决贫困和失业的根本之道在于提高个人的能力，而不是单纯发放失业救济。但是，森的“能力贫困理论”只强调主观的能力，却忽略了客观的机会。而且，如果说个人能力的增强主要依靠个人的主观努力的话，那么机会和权利的提供、增加和保障，则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由此，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权利贫困论”，认为森的“能力贫困论”忽视了从权利角度去观察社会排斥。贫困者不一定是由于个人能力不足而受到社会排斥，更多的情况是由于权利不足和机会缺失而陷入贫困陷阱不能自拔。

五、福利经济学的贫困观点

把福利与贫困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的应首推英国经济学家庇古。1920年，他在著作《福利经济学》中提出：一个人的福利寓于他自己的满足之中，这种满足可以来自于对物质财富的占有，也可以来自于非物质因素（如欲望、知识、情感等），所谓福利应包括这两个方面的满足。庇古将前者称为“经济福利”，后者称为非经济性“一般福利”。庇古认为，对于一般福利无法进行度量，超出了经济学所能考虑的范围，而“经济福利”则与人们的经济生产或经济生活有关，这种经济上的效用满足，是可以直接或间接地用货币来进行衡量的；并且“经济福利”对社会福利总体来说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经济福利”应成为福利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庇古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福利的是：第一，国民收入大小；第二，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情况。”关于国民收入总量规模的增加，庇古认为应主要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使国民收入达到最大限度；关于国民收入的分配，任何能够增加贫困者的实际收入而又不减少国民收入的分配措施，都将增加社会经济福利。后来，庇古把这两个影响经济福利的重要因素称为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命题。为解决后一个命题，庇古提出的“药方”是“收入均等化”。“收入均等化”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如果把富人的部分收入转移给贫困者，既增加了贫困者经济福利，也增大了全社会福利。而收入转移的途径和手段，主要是通过政府税收和国民收入再分配来进行。

严格地说，庇古对福利与贫困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经济福利或收入层面上，是一种传统的贫困概念。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瑞典和挪威学者从广义福利层面上提出了现代贫困的概念。1985年，斯德哥尔摩瑞典社会研究所学者斯坦·林恩发表了一篇十分有影响的论文《走向贫困衡量尺度的第三阶段》。论文把收入范畴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概念，分别称为贫困衡量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而把广义福利贫困的概念，称为贫困衡量的第三阶段，也称为贫困的“现代”概念。论文认为：“贫困问题的研究是一种可称作‘福利问题的研究’，即研究社会的福利水平与分配。”这里所说的福利不仅仅是经济福利或收入问题，而是广义的福利。广义的福利贫困，不仅包括物质消费品，还包括“非物资”的因素，如工作条件、闲暇、社会关系、政治权利和组织参与等。论文提出，“贫困应该被定义为多种福利问题的累积构成”。

六、贫困代际传递理论

贫困代际传递理论（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是近年来在西方反贫困理论研究和反贫困实践中兴起的一个具有较大影响的重要理论流派。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研究贫困阶层长期性贫困的过程中发现贫困家庭和贫困社区存在贫困的代际传承现象，从而于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了“贫困代际传递”概念。贫困代际传递理论认为“代”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其自然属性表示人类自身繁衍过程中祖辈、父辈、子辈等代际之间的关系；其社会属性是指一定社会中具有大致相同年龄和类似社会特征的人群。在后代与前代之间存在着一定差异的同时，更多地表现出在思想观念、文化习俗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继承性，这种继承性就是“代际传递”。贫困代际传递就是指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家庭内部由父母传递给子女，使子女在成年后重复父母的境遇——继承父母的贫困和不利因素并将贫困和不利因素传递给后代这样一种恶性遗传链，也指在一定的社区或阶层范围内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代际之间延续，使后代重复前代的贫困境遇。

贫困代际传递有三种相关性解释，即与文化行为、政策、经济结构等因素相关。第一种解释强调文化行为因素，如刘易斯在提出贫困文化概念后认为，贫困代际传递以具有各种相互作用的经济的和心理的特征为表征。例如，缺乏适当的学校教育，穷困的经济境遇，猜疑和缺少社会活动的参预，或者缺乏除了家庭以外的其他任何社会资源，构成贫困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代际传递。一个坚固的核心家庭其家庭成员之间可产生强烈的相互依赖和信任关系，这样可以使年轻一代从年老的一代那里继承其价值观、态度和习俗，从而确保贫困文化代际传递。第二种是与社会政策相关的解释，强调了福利依赖的代际传递性。如米德（Mead）认为，依赖福利的家庭陷入贫困陷阱是因为长期接受福利救济已经使这些家庭的父母和孩子改变了价值观。第三种解释强调了经济结构因素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其中人力资本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如贝克尔与托马斯（Becker&Tomes）的研究强调了贫困与劳动力市场的关联，缺乏经济资源阻碍了儿童人力资本的发展，也由于人力资本低，孩子们缺少找到好工作的能力。也有研究发现，贫困代际传递和城市下层阶级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由于大批制造业迁出城市中心区，使他们失去了城市中心制造业的工作，这使他们减少了摆脱贫困的机会。家庭结构也是造成贫困本身及其代际传递的一个基本因素，如家庭中兄弟姊妹多，或父母离异等都可能导致孩子贫困、缺乏营养和监管甚至缺乏行为榜样等，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导致儿童成人后的贫困。儿童贫困意味着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缺乏接近资源的机会，而这些资源对他们的成长和摆脱贫困来说恰恰是至关重要的。儿童贫困也不仅仅是因家庭经济困窘而不能享有适当的物质生活，同时还包括人力资本发展机会的匮乏、家庭社会网络资源的贫乏、表达自己要求和希望的权利缺乏，以及参与权利的缺失等。儿童贫困既是贫困代际传递产生的重要原因，也是贫困代际传递的结果。

七、贫困恶性循环论

“贫困恶性循环论”（Vicious Circle of Poverty）由英国经济学家辛格于1949年最早提出，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Ragnar Nurkse）在1953年出版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中作了更充分的说明。该理论认为，资本形成（即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因素。纳克斯认为，在不发达国家中，贫穷既是其资本形成率低下的原因，也是其结果。由于这些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很低，生活贫困，教育落后，技术水平不高，机器设备短缺，劳动生产率水平低下，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这种循环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在供给方面，生产率低导致人均真实收入少，真实收入少意味着用于储蓄的部分低，储蓄率低，导致投资率也低，从而导致资本品形成不足，使生产率难以得到提高。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一个“低收入—低储蓄能力—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从循环的需求方面来讲，真实收入低导致国内购买力低下，市场狭小，对投资品的需求也不高，也导致资本不足，生产率低下。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一个“低收入—低购买力—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在这两个循环中，真实收入水平低是共同的因素，不论从供给方面，还是从需求方面，它都是造成投资水平低、资本不足的原因，但这也导致真实收入永远保持在低水平之上，即不发达国家之所以贫穷就是因它贫穷。“一国穷是因为它穷”（a country is poor because it is poor）由此成为一个著名的命题。这一理论的核心说明资本缺乏是产生贫困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资本形成不足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和约束条件。

纳克斯认为，要打破恶性循环，必须采取平衡增长方式，同时增加储蓄，扩大投资，在许多行业同时大规模地投资，形成各行业之间的相互需求，扩大市场容量，以保证投资成功，但纳克斯认为储蓄和投资增加就能促进经济增长、打破贫困恶性循环的观点因显得过于乐观和简单而招致批评。即使有了足够的储蓄和资本形成，经济增长还受到其他许多因素的限制，而且纳克斯将个人储蓄作为储蓄的唯一来源，忽略了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低估了发展中国家的储蓄能力。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Lewis）也从贫困文化角度讨论了贫困的恶性循环问题。他认为，长期处于贫困的人们形成了一整套特定的生活模式、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这种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屈从感、不愿为未来做计划、不能控制欲望的满足和对权威的怀疑。一旦这种“亚文化”形成，就会影响到整个贫困区域的人，并能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在这种“亚文化”的保护下，贫困被维持，并且还会导致新的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