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句法的认知结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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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旺熹最初是什么时候认识的,我确实记不清了。待到1996年秋季在韩国汉城邂逅时,我已经和他相当熟悉了。他乡遇故知,对我和他来说,都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我们在一起相聚过好几次,长谈过好几次,说得最多的自然是有关学术,有关发展的问题。当时我还是副教授,升正教授,当博导似乎是很遥远的事;而他,也正为《世界汉语教学》编务工作的繁忙苦恼,对于读学位也还只有朦胧的念头。有一次酒足饭饱之后,我与旺熹说:“如果哪一年我当上了博导,你愿意的话,我第一个招你。”他回答我说:“只要你招,我肯定第一个来考。”说完两人哈哈大笑。谁都认为这可能只是一个玩笑而已,但这种玩笑对于一诺千金的我和他来说,潜意识里却已经将它化为庄重的约定了。

2000年上海师范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点申报成功,第二年我开始招收首届博士研究生,这时我想到了远在北京的旺熹。我给旺熹打电话,告诉他我已经可以招收博士研究生了,问他是否有来读书的念头。于我,这是兑现自己诺言的表现;于那时的旺熹,事业正在成熟,学问日渐高深,又担任着繁重的编辑、教学和研究工作,能下定决心舍近求远到上海读学位吗?我不敢肯定。谁知旺熹也要兑现他的诺言,据说报考的过程还挺曲折。但是到了2001年的秋天,旺熹的身影出现在桂林路上海师大的校园里了。我与他,也从朋友关系变为师生关系。

旺熹的做人,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诚恳,二是认真。他一到上海师大,便要与我行弟子之礼,与以往相比,少了一份洒脱,多了一点拘谨。我不以为然,但他却执意要如此,并身体力行,我在他的诚恳与认真之中,逐渐地麻木。我的许多硕士研究生都称他为“张老师”,但他始终叫他们“师弟、师妹”,从来不端架子,因此他在上海师大研究生中很有人缘;再加上他慢吞吞的好脾气,更得到众多同学的喜爱。大家都说他到了上海就“心旷神怡,乐不思蜀”,是戏谑,但确实也有真实的成分。旺熹的“认真”在他参加研究生合唱团的日子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是当年合唱团里有名的“三大男高音”:这个“高”,是说四十岁的他年龄“高”,是说练唱时他的声音“高”。他的歌喉并不美妙,但他的投入绝对是一流的:他的认真,他的投入感动了许多真正的高音们和低音们。尽管参加比赛时旺熹缺席了,但那次比赛拿到上海市一等奖不能说没有旺熹的影响和旺熹的功劳。

旺熹做人的原则也体现在他做学问和写论文上,“文如其人”,确实如此。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汉语句法的认知结构研究》,重点选择“把”字句、“连”字句、重动句、句法重叠和介词衍生这五个重要的句法现象,围绕句法的认知结构开展研究。在“形式与意义相互验证”的基础上,探讨“意义是如何形成”的这一语言心理现实性问题,这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语法教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他的文章朴实无华,在汲取和借鉴认知语言学理论的过程中,不故弄玄虚,不哗众取宠,对隐藏于这五种句法现象后面的认知动因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和解释,明确提出了汉语语法现象中的“隐性量范畴”这一重要概念。在做论文的过程中,旺熹特别注重对词汇和句式之间互动关系的考察,坚持把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手段与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观念结合起来,在大规模语料库或实际的口语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定量统计分析。这些烦琐、劳累的案头工作,常常为一些爱谈理论的人所不屑,但旺熹不敢不这么做,也必然会这么做,这是他的风格使然,也是他的要求使然。

旺熹的博士学位论文在答辩过程中受到答辩委员会专家的一致好评:北京语言大学赵金铭教授认为“论文有坚实的理论根基,立论扎实而稳妥”;复旦大学范晓教授认为这项研究“目标一致、角度一致、方法统一……显示出作者创造性的眼光和严谨深刻的思维过程。是一篇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张谊生教授认为论文“无疑是迄今为止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这五个方面句法现象的富有独到创见、颇有理论价值的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答辩委员会一致认为该文为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在决议书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思路开阔,观察细密,分析入微,论述既有深度,又有章法,充分显示了作者敏锐的观察能力,坚实的理论功底和踏实的研究风格。以作者的研究态度和论文的学术质量,我觉得这样的评价是公允的。

旺熹长年做编辑工作,工作经历为他带来了许多深入的思考,透过论文本身,这种思考更具有普遍性。在学术界探讨“意义是如何形成的”这一语言心理现实性问题时,旺熹的博士论文,在以下三个方面深化了人们对汉语句法机制的认识:

(1)特定的句法结构的语义来自人们把握外部世界时心理上的某种认知方式,这种认知方式制约着句法的认知结构;

(2)隐性的量范畴在汉语句法的认知结构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对句法结构起着最深刻影响的语义范畴之一,深入挖掘这种隐性量范畴的语义制约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任务之一;

(3)词汇作为语义承载的最基本单位,与句法的语义结构之间具有明确的互动关系。把握这种句法与词汇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切入汉语句法研究的一个新的角度。

我比旺熹年长十二岁,都是属虎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属虎的人也许都愿意在虎山上行走:明明知道做个认真的人会生活得很累,却偏要万事都要先说上“认真”二字;明明知道做语法论文很累:需要思想,需要耕作,需要在枯燥乏味的事例和数据中寻找规律,但还是心甘情愿地在里面流连忘返、自得其乐。旺熹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权将上文作为本书的序。

2006年4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