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性场合中的表达性礼物馈赠

在今天的下岬，计有十种仪式性的礼物交换场合。其中婚礼、生日庆祝、葬礼以及上梁系主要的典礼，它们都包含了礼单的书写和主家招待的一次大型酒宴。这类典礼中的馈赠，是一种公开而庄重的行为，或者用凡·吉内普（Gennep 1960:30）的术语说就是一种交换仪式。仪式性送礼给地位与关系的显示提供了一个特别的场所，是一个人能够动员的关系资本的可见证明。与参加者更为亲近、数量也较少的非仪式性的馈赠场合不同，在仪式性的礼物交换中反映出来的网络，真实而具体地表现了某家的社会关系的总体。据几位关键受访者讲，一家的随礼花费中通常80%以上用于仪式性的场合中，这意味着仪式性礼物馈赠被认为在经济上比非仪式性礼物馈赠要重要。我请我的受访者列举礼物馈赠的场合时，许多人是由回顾生死婚丧而开始的。我在下面的描述遵循这一自然的事件顺序。

生育庆典

生育庆祝在当地叫作“下奶”。孩子出生后头一个月中的任何时间里，亲戚朋友来看望新出生的婴儿并给妈妈带一些礼物。在这种情形中馈赠的礼物，通常由村民们认为有营养的各种食品构成。在众多物品中，鸡蛋和红糖是最合适的；从娘家来的亲戚尤其喜爱赠送这类礼物，因为他们想确保礼品会让妈妈本人消费。此外，毛毯和婴儿衣服也是合适的。不过，自从8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已经开始赠送礼金（1991年时一般是十块钱）。因为物价的上涨已经使得购买足够数量的传统礼物变得困难。

生日典礼的礼物馈赠一般由妇女负责。当地居民相信，男人出入新生婴儿的屋子会影响母乳。拿着典型的男性用具（诸如马鞭或匠斧）的年轻男子，被认为对母亲和婴孩特别危险。据村民们讲，母亲和她的孩子都十分脆弱，很容易被男人（特别是年轻男子）的阳气所伤。用一位老婆婆的话说：“这个时候母亲很虚弱，很容易被某种不清楚的力量惊吓了而断了奶水。这就是人们说男人会带走母亲的奶水的原因。实际上，男人只是使奶水断了。”作为这种地方禁忌的结果，这一情境中的礼物交换形成了很大的一块妇女亚文化领域。通过产子庆典时的礼物馈赠活动，妇女有了建立她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机会。例如，我的房东甚至不知道他妻子有一个单独的“下奶”礼单，直到我和这对夫妻讨论起这件事来才发现这本礼账。在这个意义上，生育庆典可以视作仪式参与中一种性别专门化的形式。

流产与妇女绝育

与自村民们记事起就已存在的生育庆典不同，针对流产和妇女绝育的礼物馈赠是一个全新的社会现象。70年代末期，个别针对流产的礼物馈赠行为在下岬出现，并很快变成一个地方风俗。进入80年代，针对妇女绝育的礼物馈赠很快开始了。这两种礼物馈赠诉诸的是补偿性的仪式，而不是庆典（在结论一章中对新仪式的创造会作进一步的讨论）。作为社会实践，它们尚如此之新，以至于还没有合适的本地名称。村民们一般叫它们“流产”和“绝育”。

据我的受访者讲，除了婴儿衣服，在这两种情境中所赠礼物的类型和生育典礼的一样。而流产情形中涉及的社会关系（礼物馈赠者）范围，也和生育庆典差不多。村民们有时也把针对流产的礼物馈赠叫作“小下奶”，这个说法来自当地惯用语“小产”，意思是流产。相比起来，女性绝育被视作更为正式的礼物交换情境，而且有更多的人卷入随礼事宜。尽管妇女仍是主体，不过男人们也开始加入到妇女绝育的礼物馈赠当中来了。1991年春我住在下岬村时，有21个妇女做了绝育手术。后来有一次不寻常的礼物馈赠浪潮，所有21户的典礼都集中在同一个星期里。我见了多次男人馈赠礼物的情形。其中一次，一个男性村民带了不下十件礼物并一户接一户地把它们赠送出去，仿佛他正在送信似的。在这一送礼情境中，男人的参与可以通过这个事实来解释，即，绝育不仅象征着女性生育能力的终止，而且影响了男性的香火延续。

订婚仪式

在下岬村和周围的地区，订婚仪式叫作“开单”。这里“单”一词是彩礼单的缩写，意思是订婚礼物的清单。两家就所提婚事取得共识之后，未来的新娘和她娘家的主要成员参加新郎家里举办的订婚仪式。仪式的中心目的是就订婚礼物达成一致意见，并形成一个记录所有订婚礼物的正式礼单。这一单据完成以后，第一轮的订婚礼物从新郎家里转到新娘的家里，新郎的近亲也要送给新娘一些小礼品，比如一双袜子。该仪式旨在公开宣布婚姻协议。应该指出的是，以上我所总结的仅适用于革命后的时期。在过去，新娘是被排除在订婚仪式之外的：她父母接收新郎家里所送的礼物。

然而从80年代初期起，订婚仪式已经具有其他新的特点。新郎的家庭现在也收到亲朋好友的礼金，结果就要准备酒席来招待所有前来送礼的客人。进而，为了记录收入的礼物，写礼单的账桌也已经开始出现在订婚典礼上。这个变化根源于目前礼物馈赠的铺张趋向和私人网络的扩张。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后面将对它进行分析。

婚礼

下岬的居民认为婚礼是生活中最重大的仪式；相应地，在婚礼仪式上的馈赠活动也是最复杂的。婚礼上赠送四种礼物：（1）客人给主人的礼金；（2）送到新房的各种礼物；（3）送给新郎新娘的个人礼物；以及（4）给那些提供各种服务及帮助仪式主人的专门人员的现金或者别的礼物。

不用说，账房和收礼人员的选择是仪式主人必须首先考虑的事情之一。两位司仪（一男一女）被请来指导和掌管仪式期间的各项程序。他们负责给已经到账房上了礼的客人安排席位，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决定如何以及何时代表仪式主人向特殊的客人和其他仪式的专门人员另外赠送礼物。他们责任的性质，很好地反映在“代东的”（即“东家的代表”）这一头衔上面。婚礼期间，司仪们掌管着所有的礼物交换。

送给主人的礼金，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最突出的。礼物的价值（或金额）反映了送收双方的亲密程度。新娘的娘家在新郎家里履行典礼的前一天所完成的典礼，通常不太隆重，所交换的礼物也相应较少。这可能是由于人们相信真正的婚礼是在新郎家进行的，而新娘家举行的只不过是一个告别仪式而已。

除了送给东家的礼金，还有一些礼物是送给新郎新娘自己用的。新郎父母送给这对新人的实物（例如婚床、家具及主要用具）和新娘父母送给女儿的嫁妆，在婚礼期间正式而且公开地搬进新房。这些礼物，再加上男家在订婚仪式上送给女家的聘礼，构成了彩礼与嫁妆的复杂现象。我将在第8章中详细地分析。

新娘和新郎还收到私人的礼物。在娘家的典礼期间，新娘收到她姨舅和别的近亲的礼金。这些礼金叫作“压腰钱”。在第二天的婚礼上，新娘在招待夫家的主要亲戚烟酒的时候还收到小额的现金礼物。她必须给婆婆头上戴花，然后大声叫“妈”，仪式性地宣布她作为媳妇的新地位。与此同时，婆婆要送给新娘一个红信封，里面装有一定数量的现金（见Cohen 1976）。新郎就远没有新娘幸运了，他只在去接新娘和送亲途中收到礼物：在此他收到新娘家的一套衣服，并且在新娘的兄弟帮助下马上换上这套新衣服。这件礼物成了他正式的结婚礼服。

代表新郎家的司仪即刻送给新娘的兄弟一笔礼金，作为对他帮助打扮新郎的酬谢。当然，这一回礼属于上面提及的第四类，亦即送给那些提供了特殊仪式性服务的人的礼物。除了新娘的兄弟，还有其他一些新郎家必须满足的“索礼者”，比如在新娘向夫家转移时坐在她身边的学龄前的男孩与女孩（象征她的生育能力）。礼物还必须送给女方的送亲人，他们护送新娘并帮忙布置了新房。婚礼期间，新娘家还要给那些为新郎家干活的厨子和乐手们送礼。

盖房

盖房仪式以将主梁放在屋顶的活动为中心。社会地位的标志就是系在主梁上的红布数日；每块红布都代表了在这一场合中送的主要礼物，它被象征性地视为主家的吉兆。红布礼在当地简单地叫作“红”，这些礼物的展示叫作“挂红”。一个收到了大量红布的主人，肯定是社区的领袖性人物。此外，客人们也以与在婚礼上相类似的方式赠送礼金，这使得账房和酬谢客人的酒宴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针对盖房的礼物馈赠，其社会范围通常较之婚礼的范围要小，但这也取决于主人社会网络的范围。在1991年我见到的一个案例中，主人是一位下岬所属乡镇有影响的干部；他从300多位客人那里收到4950元的现金，这个数字比普通村民能够从一次婚礼中收到的都要多得多。

主家迁到新居后还要举行另一个小型典礼。下岬居民把它叫作“温锅”。传统上，这是一个小型的家庭仪式，只邀请近亲和好友。这种情境下赠送的礼物是厨具和生熟食品。主人用茶水和香烟来招待客人，不提供酒宴，也没有礼单。这是一种典型的“小情”，或者小型的礼物交换仪式。不过在近年来，至少发生过两次主人已经将“温锅”典礼升格为正式仪式的事情。在这两个案例中都有记礼单的账房，客人们赠送的礼金也高达几千元。但在1991年时，人们尚不清楚这一典礼会变得多么隆重。一些村民预测，它不会变成“大事”，因为它在时间上跟上梁仪式靠得太近。

拜寿

下岬的村民们把生日庆祝叫作“拜寿”，它生动地描述了那一儿孙们给寿星佬磕头的仪式时刻。不论男女的生日都要庆祝，60岁被认为是头一次过生日的合适年龄。接下来在65岁、70岁、75岁，此后每隔五年的生日都被认为值得特别庆贺。这个庆典的送礼圈通常比较大，而且典礼也包含了礼单记录和酒席。和其他典礼中赠送的礼物相比，拜寿时多赠送实物，尤其是适合老年人吃的食品。应该指出的是，一个人不能为自己拜寿，因为这一仪式应该是儿女孝行的展示。自然，这一场合中的客人来自父子两代的社会网络。

丧礼

丧礼是个体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仪式，也是卷入社会交换网络的最后机会。由于已经有许多致力于中国人的死亡仪式的学术研究（特别见J. Watson and E. Rawski 1988），而且下岬的情况并无显著不同之处，因此，这里提一下丧礼情境中礼物馈赠的特点就足够了。丧礼中赠送的特殊礼物是仪式供品，生者通过它与死者沟通，并且期望死者将来的回报。正如华生所言：“死亡并没有中断中国人的互惠联系，而只是改造了这些纽带，并且经常是使它们更加强劲。”（J. Watson 1988a:9）食物供品组成了送给死者的最为重要的礼物（Thompson 1988:71-108）。姻亲则常常赠送纸糊的马、女佣、侍从以及役畜模型。

客人们主要赠送黄纸，它被视作阴间的货币。礼单簿记准备就绪，不过正如上面指出的，它是用黄纸所制，和造纸钱所用的材料相同。为期三天的葬礼结束之际会简单地招待一顿饭，不过没人把它视作酒席，因为它规模很小，而且气氛不愉快。葬礼当中仪式参与的社会范围，要比其他任何典礼的参与范围都大。村里多数的住户都至少要委派一个代表去告慰亡灵。死者的族亲和姻亲们必须每次都参加这种仪式。没有正当的理由而缺席，被认为是一种极不友好的姿态，而且可能导致既有人际关系的中断。

偶然的庆贺

除了以上提及的生活仪式以外，还有一些礼物馈赠的偶然情境，即对不寻常的喜事的庆贺。这类庆贺中，最常见的是为获得向上流动机会——如被大学录取或参军——的年轻村民举行的庆典。由于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任何一个离开农村的机会都被认为是一个重要成就。而且，在中国的社会等级体系当中，所有大学毕业生都被认可为国家干部，并且直至最近，多数退伍军人可以被分配工作。在农村社会，有一个孩子上大学或者参军会提高父母的社会地位。因此，主家通常要举行一个庆贺仪式，来的客人可能和订婚仪式一样多。主人一般可收到礼金，都记在礼单上，而且要举办一个酒宴。

虽然被大学录取和参军是最常见的庆贺理由，其他的事情也值得引起注意。我知道的最古怪的情况是，一位村民在他的母牛下崽时举办了一次庆典。尽管这是个极端的例子，但它表明礼物交换的仪式化情境可以为出于私人目的的个体村民所创造或操纵。

年度秧歌舞

最后，当地欢庆春节时的“秧歌舞”也是一个仪式化的礼物馈赠场合。在旧历新年的第三天，秧歌队要拜访社区里的每户人家并在门前表演秧歌。这被视作一种特殊的拜年形式。户主要在他们的门前迎接秧歌队的队长，并赠送给秧歌队一些小礼物（香烟或者现金）以表酬谢。村民们相信秧歌能给他们家带来好运，所以每个人都愿意送礼物给舞蹈人员。和以上提及的仪式——强调的是个人之间的长期互惠——不同，这种情境中的礼物馈赠创造了一种共同体情感、团结以及村民之间的相互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