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范畴和礼单

人们可以采取很多方法来建构礼物交换或总体的交换关系的类型学。贝夫在一篇回顾性的文章中，总结了五种交换关系模型：（1）可察觉到的一对一交换；（2）偶发性交换与制度性交换；（3）一般性交换与均衡交换；（4）直接交换与间接交换；（5）横向交换与纵向交换（见Befu 1977:261-69）。这些模型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它们都将交换关系的复杂性化约为某种抽象的二元对立。对社会——文化人类学家们来说，关键问题是某种模型或者类型学在多大程度上能符合他们所研究的社会。换句话说，如何能够更为准确地用学术语言来对社会行为的地方体系加以分类和呈示？克利福德·格尔兹曾经主张，最佳的办法是“找出并分析人们在每个地方真实地向自我和他人表述自身的象征的形式，如言语、形象、制度、行为”（Geertz 1976:225）。我准备沿循这一途径，尝试构建一个符合当地关于不同馈赠活动的概念的分类体系。不过，这样做时我就得介绍许多地方术语，并因此而在某种程度上会让读者们感到生疏。

“礼物”一词由两个字组成。第一个字“礼”的意思是仪式、礼节以及诸如忠孝的道德理念的仪礼性表达（见Weber 1968:156-57）。第二个字“物”的意思是物质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从词源上讲这个汉语词暗示了礼物（gift）不只是物质的礼品（present），它承载着文化的规则（礼节）并牵涉仪式。所以，无礼之物就只是物品而不是礼物。下岬的村民们完全意识到这个词的复杂内涵。在日常生活实践当中，他们常常把这个词缩略为“礼”，以突出礼物的文化符码，而不是其物质方面。例如，那些未能在预计的仪式情境中赠送礼品的人，会被村民们指责缺礼或者不懂礼。换言之，礼物的物质内容和它的文化意义及仪式情境是浑然一体的。故而礼物交换的分类不能单纯基于所赠物品的类型，或者只是基于礼物交换中潜在的经济原则。受村民们反复强调各种馈赠仪式的启发，我发现构建一个分类体系的最好方法是把礼物交换的场合（occasion）作为基本范畴，进而通过这些场合所置身的不同情境（context）来区分它们。“场合”在这里意指通常会牵涉到馈赠活动的社会事件；这些场合中的交换行为受到文化符码的限定（culturally codified）。“情境”的意思是指送礼者与收受者间的社会关系。

同时，我还借用了贝夫关于表达性与工具性的二分法，以区分下岬村各种礼物交换的动机特点。贝夫认为，礼物交换同时具有表达性和工具性的功能。“表达功能即赠者和收者之间既有的地位关系决定了礼物交换的情状（要送礼物的种类与价值），而馈赠支持了该地位关系。这与礼物馈赠的工具性运用形成了对照。在后一种类型中，交换状况（礼物的特点与价值）决定了地位关系；即，一个人通过送礼而操纵了地位关系。”（Befu 1966-67:173-74）在我看来，表达性的礼物馈赠以交换本身为目的并经常是反映了馈赠者和收受者间的长期关系；与此相对，工具性礼物仅是达到某种功利目的之手段并一般意味着短期的关系。不过，在实践当中，没有纯粹的表达性的和工具性的礼物；表达性与工具性的因素在几乎所有的馈赠活动中都同时存在，只是比率不同而已。下岬村是一个封闭性的农业社区，其居民终其一生为长期关系所缚；那种非常明显地把工具性作为主要目标的送礼在村里很罕见。

为了进一步对礼物交换的情境进行分类，这里有必要介绍另外一对范畴，即仪式化的和非仪式化的礼物。在地方话语中就是“大事”和“小情”的区别。事情这个词也用于指代人生礼仪以及别的重要庆典。例如询问婚礼日期的地方表达是：“你什么时候办事？”类似的，“大办”这一措辞的意思是举行一次隆重的典礼，而“不办”的意思是过一次没有正式庆典的人生仪式（通常是经济原因）。“大事”包含了庆典性的因而是制度化的送礼情境，而“小情”则通常指称日常生活中所有的馈赠事件，诸如亲戚之间的互访。“小情”不要求举行庆典。因此，后者可以称为“非仪式化的交换关系”。这些关系在中国研究当中很少受到学术关注。如下所示，虽然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非仪式化的礼物都不及仪式化的礼物引人注目，但是它们在乡土社会中生活意义的创造和社会网络的强化方面却扮演着同等重要的角色。

在大事场合中的仪式化送礼，以主人设宴、对精选的（重要的）客人的正式邀请及礼账记录为特征，所有这些特征在非仪式化送礼当中都不存在。宴席或“酒席”在诸如订婚、婚礼和盖房之类的重大家庭庆典中提供。主人要请一小群帮手来准备饭菜，其中包括一位手艺好的厨师。酒席的规模通常是通过在整个仪式期间供用的饭桌数量来计算的。一个饭桌通常能坐四位客人，比北方普通的饭桌小至少一半规模。这是因为东北农村居民会在炕上吃饭，所以桌子不大。因为一席酒宴一般要办25桌或者更多，所以只有最重要的客人才能在主人家吃饭；其他客人都会被带去主人的邻居家，这样就需要一些帮手（主要是小伙子）。他们的任务是把盘子从厨房端到不同房间的饭桌上，还要招呼客人酒菜。饭菜的质量和数量各家不一样，要依主人的经济能力和个性（大方还是小气）而定。不过，总是有一个反映整个村子富裕水平的一般标准。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酒席一定要有内含有肉或鸡蛋或者二者都有的八盘菜、上好的米饭、白酒和烟。当然，像肉和酒之类的贵重东西，主人总可以在数量和质量上做些选择的。“上席”（即主人家里的桌子）的客人，要用主厨另烧的好菜来招待。

只有那些已经随了礼的人才有资格坐席；从来还没有过只是来吃而不随礼的情况。因此，可以把酒席看作是主人对客人的即刻回报；对于多数村民来说，参加一次婚礼酒宴是他们为数不多的享受好吃好喝的机会。这在从50年代到70年代早期的阶段尤其重要，那时多数下岬村民和中国其他地区的农民一样遭受了长期的贫困。正如孔迈隆写道：“大多数情况下，招待客人的精美食物跟他们平时的伙食相差很远；就生计而言，庆典期间所消费的食物就可能具有非常显著的营养功能。”（Cohen 1970:xx）不过，客人们通常贡献给主人的要超过他们可能在宴席上吃回来的。由于农村地区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帮手们仅被“付”以饭食），村庄一次酒宴的花费要比在城市地区饭店里的花费少得多。据一些受访者讲，一次酒宴的花费通常是庆典期间主人收到的礼金的五分之一。对那些拥有较多朋客（特别是上大礼的重要客人）的主人来说，酒宴花费相应地要少一些。在任何情况下，酒宴充其量只是主人在收礼以后马上互惠性地回报客人的一小部分而已；社会债务的主要部分必须在将来类似的庆典活动中偿还。

与酒宴一样，正式邀请，即“请帖”，构成了主要庆典的一个重要特征；不过，与提供给所有参加仪式并随礼的客人的酒宴不同，请帖只送给那些近亲好友与住在村外的重要客人。正式邀请通常用毛笔写在红纸上，措辞礼貌而优美，近似文言文。请帖由信使传送，或者不太正式地由随便哪个凑巧准备造访对方所在社区的人捎去。跟我在河北和山东省访问的村庄比起来，下岬村以及周围地区的邀请程序和请帖都不够精致与正式。为求方便而用口信代替请帖的情况比较常见。更为重要的是，村庄社区内部不发邀请，主人仅仅通过闲聊这种非正式渠道来宣布举办庆典。

我的受访者们提供了几个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不正式邀请社区里的客人。首先，村民们觉得没有什么现实理由要送请帖给就住在对门或者村子另一头的哪个人。家庭庆典是平常聊天时的中心话题，所以每个人都确切地知道别人家里有什么事或者要发生什么事。而且，由于拒绝邀请等于是终止它所基于的社会关系，请帖本身造成受请者必须参加仪式并随礼的义务。因此，发送请帖时的轻率被认为是不负责任和贪婪，即，他们为了敛集钱财而试图迫使别人参加庆典。为了避免这种指责，村民们发送请帖时总是慎重考虑。一位受访者指出，必须考虑到三种情况：（1）在主人和发送对象之间，以前是否存在送礼关系；（2）对方是否愿意收到请帖；（3）这人是否住在村外，因此需要用这种方式来通知。

进而言之，下岬村民相信随礼的正当方式是积极地给予，而不是仿佛正在偿还一项债务。换句话说，理想的送礼应该基于馈赠者的给予意向，而不是请帖造成的社会压力，这实际上是为何在村庄社区内部不需要发送请帖的潜在逻辑。据村民们讲，如果人家真的对家庭庆典的主人有这份心意的话，他就会主动通过赠送礼物来表达它。一位受访者告诉我：“牛不喝水强摁头不好。人不应该从别人口袋里强取礼物。”

结果在多数庆典场合中，都有没料到的客人主动出席并且赠送礼物；这类客人越多，主人的面子就越大。这对本村的人很方便，因为他们本来就未期待会收到请帖。有时候，不请自来的客人太多了也可能会令主人尴尬，如果后者不能用合适的酒宴款待客人的话。

尽管下岬村是一个联系紧密的社区，有关家庭庆典的消息传播得很快，但仍有可能有人错过了仪式并因而未能随礼。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事后再拜访主人并送上耽搁了的礼物，在当地这叫“补礼”。所有受访者都同意，错过典礼是件尴尬的事；因此，为了弥补没能在合适的时间和场合送礼的过失，应该增加补礼的价值。换句话说，补礼只是最糟糕的情况当中的一个比较好的策略，所以下岬村民们总是留意着家庭庆典的日子，这又强化了那种社区内不必发放请帖的看法。

最后，仪式化的送礼是和制作与保留礼单的习俗联系在一块儿的。礼单是红纸制成的册子（葬礼单用黄纸做），用毛笔书写，又称为礼账，是家庭仪典的主人收到的所有礼物的正式记录。

在所有涉及礼物馈赠的重要仪式（诸如生日庆祝、婚礼和盖房）中，为了记录收入的礼物，要在正屋旁边一个方便的地方设置记账的桌子。该场所叫“账房”，通常由一个显眼的手写标志来指示。进入正屋之前，所有客人都要光顾记账的地方。他们在那里上礼，并看着他们的礼物登记入册。共有三个人在账房工作。一个人负责收取送礼者的礼金，并大声宣布“某某某礼金20元”。第二个人（通常受过教育并善于书法）在礼单上写下赠礼者的名字和金额。第三个人（和主人关系亲近）从第一个人那里拿过钱来并放到一个盒子里妥善保管。到典礼结束的时候，三位记账员要向主人汇报礼物总额，并把礼金连同礼单转交给主人。

应该指出的是，记礼账可能是在中国和其他亚洲社会广为流传的习俗。1989年我在山东和河北省的村庄首次进行田野研究时就观察到这种习俗。几位韩国朋友告诉我，在他们祖国的一些地方，村民们也记礼账。30年代时，西德尼·甘博报告过河北的类似实践：“一本‘婚礼的账簿’备好了，一个人担任文书，将收到的所有礼物都记入账簿。”（Gamble 1968:383）孔迈隆在台湾的一个村子里观察到相似的习俗：“客人来了后先要到一个桌子前，在那里一个人收下他的礼金并把金额记入一本小账簿中。”（Cohen 1976:159）希达·贝斯特（Theodore Bestor）在其著作《邻里东京》（Neighborhood Tokyo，1989:200-205）中，详细描述了礼单在日本人葬礼的情境中是如何制作的。非常有趣的是，记礼账的习俗在檀香山的日裔美国人当中也很盛行：“在一个精确的账单中，仔细记录了收到的礼物，以便在将来合适的时机履行他回礼的义务。”（Johnson 1974:296）

核查礼单是主人在典礼之后要做的头一件事。主人想清楚地知道谁参加了、谁没有参加以及礼物的价值。换句话说，人际关系方面的任何变化都会在礼单中反映出来。主人将把礼单保存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并把它看作社会关系和所接受之人情的记录。当他需要决定自己在类似的情境中回赠给某人多少时，他还常常会以礼账为根据。

在调查期间，绝大多数受访者很愿意和我一块数次翻阅他们的礼账。而且，在多数情况下，他们会回忆起在仪式当中发生的各种故事。我逐渐明白，礼单就像相册一样可以作为人们生活历程中的里程碑或者甚至是纪念碑。这一记忆功能也有助于说明礼单记录的仪式特征。由于一个里程碑具有仪式意义而且值得在多年以后回顾，它必须以相称的方式精心制作。

从客位的（etic）观点来看，礼账把仪式固定在所记录的时间里，而且记实性地描述了作为地方史一部分的日常生活的交换活动。因此，礼单是变化着的人际关系的资料库，也是送收双方私人的关照、恩惠、感情以及物质交换的监视器。在这一意义上，礼单可以被看作社会地图，它记录并显示了人际关系的网络。

但是，从主位（emic）观点看，礼账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记忆和理性计算的工具。在村民眼中，礼单赋予送礼活动以仪式意义和神圣性。账房的情景充满了文化象征：一位有教养的和受人尊敬的簿记员在使用红纸和毛笔。这些象征传递着文字书写的力量。众所周知，自中华帝国晚期起，中国已经是一个书写记录与文献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具有了实际重要性的社会。在农村社会，识字不仅被看作地方精英的权力与影响的重要因素，而且是成功的农业管理与商业的关键（见A. Smith 1970）。“书写材料彻底融入到了仪式的和宗教的活动当中；实际上，书写作品本身经常是宗教崇拜的对象。”（Cohen 1970:xv）先前只具有经济功能的现金，在礼金的范畴下进入礼单以后，就转化成了构成赠收双方之间社会债务的礼物，并因此而在村民们的私人生活中获得了社会涵义（见Parry and Bloch 1989:9-23）。此外，老是有一群人围坐在一块，抽烟、闲谈，有时还要对他们目击的送礼活动做一些品评。在这种情境下，一个人必须仔细算计他的礼物的合适与否，因为社会的奖惩正是通过现场的闲话而实施的。

因此，毫不奇怪，下岬居民把礼单有无作为区分不同等级的送礼情境的一个标准，从而将一些仪式划为“大事”而另外一些则划为“小情”。在日常会话当中，询问是否要设置账房，是打听某次仪式的性质和决定自己如何随礼的一种委婉方式。因此，记礼账与设酒宴为我们划分下岬村送礼活动的类别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标准。